候。她没有可恃的美貌，也无活泼的性情，交际场中肯定不是个活跃人物，但是她的文章却让她小有名气。学生时代无忧无虑，正是容易醉心于文学的年纪，她的中学同学中试着写诗写小说的也不在少数，像她的同学张怀素，写的《若馨》已是篇幅颇大的小说，而校刊上也尽有名字出现得比她更频繁的作者。可是张爱玲仍然是最受老师、同学看重的一人。

学校的性质很可能也助成了一种文学的气氛。因为是女校，又是贵族化的教会学校，学生大都家境优裕，它的目标不是培养各种专门人才，倒是造就有教养的淑女，日后好做称职的夫人、太太。文学虽然不像钢琴那样可以充作标准淑女的金字招牌，但也是教养之一端，于陶冶性情大有益处的，当然也受到鼓励。这是说文学在校中也可受到鼓励，与重英文轻国文是两回事。这样的环境很容易造就出几个闺秀派的作家，她们的写作颇多消遣自娱色彩，并不指望以此谋生，也不把文学当做须全力以赴的事业，嫁人或是其他一些原因都可轻易地使其放弃写作，出现在校刊上的大多数作者便是如此。所幸张爱玲没有踏上这条路，她有更浓厚的文学情结，当一个作家是她最绚丽的梦想，这个梦有时做得近乎痛苦，如她在《天才梦》里告诉我们的那样。

从中学毕业到一举成名，这中间数年时间里我们只有一个机会去追踪张爱玲作为一个作家的演进轨迹，这也是她步入文坛前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的唯一一篇文字，那就是获《西风》杂志征文比赛名誉奖第三名的《天才梦》。据张在《杂志》社主办的“女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她发表的第一篇文字是一篇述冒险经历的英文散文，登在《大美晚报》上。但此文似乎在尚未被张氏“打捞”的极少数作品之列，也不知此文在发表的时间上与《天才梦》孰先孰后。因为它是一位被视为“天才”的敏感少女早熟早慧的告白，更因为它已然是一篇近乎“流言体”的散文，研究者均将其视为张爱玲的处女作。

少作(5)

《西风》是30年代极走红的一种综合性杂志，它以“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相号召，注重趣味性、可读性，栏目五花八门，实为西式的鸳蝴杂志，然而因为沾了“洋”的光，虽通俗却仿佛有些身份，故而倾慕西式生活方式的中上阶层体面人家常以读《西风》为时髦。钱钟书在《围城》中写一洋买办的客厅堆了一大堆《西风》，便涉笔成趣将这种风气调侃了一番。《西风》的编辑兼发行人是黄嘉德和黄嘉音，黄嘉德最早将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译成中文，林语堂的文章也一直是《西风》的重头戏，而且林语堂还是它的首席顾问，所以说该杂志是林系出版物的外围亦无不可。

仿佛是要让西方之风的影响及于国人的文字，这家杂志对提倡“西洋杂志文”尤感兴趣。所谓杂志文实质上就是一种适于副刊登载的文字，轻松、随便、家常，是林语堂鼓吹的那流小品文的普及版或大众化，其标本似乎就是美国《读者文摘》上最常见的那种文体。为刺激读者都来做杂志文，各将身边事款款道来，《西风》早就搞过征文活动，题目似乎是“我的家庭、婚姻”之类。创刊三周年之际又登出启事，“现金百元悬赏征文”。这一回的题目是“我的——”：我的奋斗、我的志愿、我的梦、我的朋友……我的衣食住行，乃至我的头发、我的帽子等等，均无不可。张爱玲母亲家中大约也订有这种杂志，而林语堂既然那时正是张爱玲羡慕的人物，她多半也是《西风》的忠实读者。看了启事，她选了梦做文章，于是便有了这篇《天才梦》。

启事是1939年的9月刊出的，截稿期是1940年1月15日，所以此文应该写于1939年的年底。《霸王别姬》是两年以前写的，这两年里，张爱玲一定不时打磨着她的那支笔。这一出手真是金声玉振、不同凡响。这里再见不到“新文艺腔”的痕迹，虽是一样喜好雕琢字句、一样爱用华美的字眼，然而遣词行文已然又是一番手眼，别是一个境界了。因为是征文，因为张爱玲善度人意，我们当然多少应该考虑其中“遵命”的成分（“新文艺腔”或说书体在《西风》多半是要碰壁的），但是《天才梦》亮丽的色调、尖新奇警的设喻、清新脱俗的文风，在在流露出张爱玲过人的禀赋、早熟的聪慧，绝非寻常“杂志文”所能拘囿——那只能出自张爱玲的手笔。

征文规定了那是“夫子自道”式的文章。《天才梦》起首便写道：“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怪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怪”和“才”，恰恰是张迷谈论张爱玲时断断不肯放过的两点。接下来的文字都用来发展这个主题，一半演绎她的“才”：她三岁即会背诵唐诗，七岁写她的第一部小说，她对色彩、音符、字眼的敏感；一半演绎她的“怪”：她不谙女红，她怕见客，她不懂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常识，总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这里举出的一些细节我们还将在《童言无忌》、《私语》一类自传性的散文中读到，眼下则是取了断然的排比对照方式，告白、预言的成分大于“私语”。

假如前面的文字才华高些的人都能写得出，那么文末的一段则非张爱玲莫属。她辩称她虽不谙俗务，不会做人，却不是不懂生活。“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啮咬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最后一句结得峭拔突兀，是人所共知的警句。爬满了蚤子的华美的袍这一意象自有一种艳丽颓废的美，用来比喻生命，而又出自一个十八岁的少女之口，令人不由更要对张爱玲的才与怪啧啧称奇。张爱玲的喜好炼字炼句到此也成了正果——她的文字终于捉住了她敏锐的感受。

少作(6)

在《天才梦》中，日后张爱玲散文中交叠互见的两个方面也已经显山露水：一方面是机智俏皮，一方面是隐隐的悲哀。文章的前面部分一直保持着轻松的调子，作者挂了会心的微笑叙说她幼时一本正经的做作，诙谐地调侃揶揄她的“天才”、她的可笑的自信心。可是渐渐地调子低下去，说到她等于废物，说到她的愚笨，仿佛真的便有些烦恼，就好像局外人慢慢走入了局中，到了结尾处，竟是不由得悲从中来。

但是，烦恼虽如同蚤子挥之不去，写作却是令人愉快的，造出了那样的佳句，她一定得意非凡，一开始她也一定在急切地等待着结果。等待却是漫长的，等到征文揭晓，她已在大学里发奋攻书了。

1940年4月号的《西风》上登出了征文获奖者的名单，685名应征者中有13人得奖，照启事的规定，得奖者应是10人，因投稿踊跃，难以割舍，组织者又增设了三个名誉奖，张爱玲叨陪末座，得了名誉奖的第三名。同年的8月号上，《天才梦》与另一篇获第二名的文章一同登了出来。

任何评奖终不免是综合平衡的结果，《天才梦》在杂志文里是奇文，亦可说是偏锋文章，得不到头奖也是意料中事。令张爱玲高兴之余感到遗憾的还不是前几名获奖文章与《天才梦》相比实在平平，而是在刊出之前她不得不忍痛割爱，对她的文章大加删削：征文启事原本限的字数是5000字，但是结果公布之后却没有一概全文照登，名誉奖带安慰性质，自然被打入另册，《天才梦》压缩到了2000字。《天才梦》收入《张看》时张加的附记中有“征文限定字数，所以这篇文字极力压缩，刚在这数目内……影响这篇东西的内容的可信性”等语。但征文启事上规定的字数是5000，想必张寄去应征的稿件比发表者长得多，中奖后编辑依名次分出三六九等，要求张压缩至2000字再行发表也未可知。至于“可信性”云云，可能是指为求行文方便导致某些细节的夸张，或是文章所取的断然的对照方式未免将她的“怪”与“才”弄得过于戏剧化了。几十年后张爱玲提起此事犹有不平，因为压缩影响了它的“内容与可信性”，而第一名或者是全文照登，就长出了许多。那篇文章是《断了的琴弦——我的亡妻》，一篇悼亡之作，内容、文笔俱是平平。

《天才梦》的获奖照理应激发张爱玲的创作欲，再接再厉地不断写出新作，可是此时她已在大学读书，正做着留英深造的美梦，无暇分心于写作，直到三年后自香港归来，她才开始重温她的“天才梦”。《天才梦》遂成为她的少作的压卷之作，而当她重新拿起笔时，她已经少了一些苦恼和困惑，多了几分自信，我们看到的将不是梦，而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了。

卖洋文，谈中国人(1)

1942年的下半年，张爱玲从香港回到上海。其时距她完成学业还有一年时间，在港大三年苦读，她是个成绩优异的好学生，本来很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深造的，如今大洋上兵舰战船多于客轮，英国也正日子不好过，留学梦是做不成了。叫人沮丧的事还不止这一桩，战火让学校遭了殃，所有的文件记录全被毁掉，她的门门功课第一如今又在哪里？三年苦读，直似春梦一场，了无痕迹。这一切很难不让她生出世事无常的怅惘。

但她正年轻，年轻人的伤口是容易愈合的。她不是学成归来，但也说不上是铩羽而归，天高地广，前面的路也正长。回上海的途中，她也许正是这样的心境，在轮船上，她已经同炎樱谈论着上海的繁华摩登，想象着将要成就的一番事业，如同一切刚刚迈出校门的年轻人一样，怀着即将踏入社会的莫名的兴奋。她有过许多梦想，但在她的日程表上，那都是大学毕业以后的事，现在大幕提前拉开，她也一样地跃跃欲试，何况这舞台是她感到亲切而又刺激的上海。

那时的上海非香港可比，它是国际性的大都市，是东方的巴黎。在香港人的心目中，上海滩霓虹灯闪烁，大高楼林立，好似一个繁华梦，一如今日上海人心目中的香港。而香港弹丸之地，不过是英国治下的边陲小城。张爱玲九岁来到上海时就对这里的摩登、洋派喜之不胜，其后十年寒窗，一墙之隔，她无暇尽情领略这都市风光，一方面也不免习而相忘。在香港呆了三年，有了一番比较，隔着时空的距离，对大上海的记忆分外诱人，也分外明晰。不仅是一家挨一家的店铺，不仅是各种各样的时髦，这里更有她感到亲切的上海人。香港人是犯冲、刺激、不调和、不平衡的，上海人则世故、聪明（即便是小聪明）、有根底、有他们的一套完整和谐。有这份世故、这份聪明的人才能懂得她张爱玲，张爱玲愿意把他们设想成她的读者。

回到上海，张爱玲同她姑姑住在一起，那是静安寺赫德路192号一幢公寓的6楼65室。以后她很长时间都是和姑姑一同生活。自从出了张家的门，张爱玲几乎就和张家的人断了来往。她一个人住在外面，小时候与她一同嬉戏的弟弟几次去看她，她也显得很是冷漠张的弟弟张子静在张走红后的那段时间里写过一篇《我的姊姊张爱玲》，想是当时张已成新闻人物，编辑向他约的稿。文中除记琐事之外，当然要突出张的才。他在张面前显然感到自卑，至于张对他冷漠，除了因其不争气看不起他以及对张家人无好感之外，也是她的性情所致。，尽管她在《私语》、《童言无忌》等文中提到这个弟弟时颇有做姐姐的一份亲切。她与母亲的关系也相当疏远，唯独与这位姑姑还算亲近。她姑姑虽是张家人，与嫂嫂的关系却比同她的亲哥哥的关系好。姑嫂二人曾一同出洋留学，张爱玲母亲离婚后两人有很长时间住在一处做伴，张爱玲有一次挨父亲打骂离家出走，也是这位姑姑出面去说情，结果说情不成，张的父亲反出手打了她。张爱玲戏称“她对我们张家的人没有多少好感——对我比较好些，但也是我自动沾附上来，拿我无可奈何的缘故”。

这位姑姑走的是职业妇女的路，似乎一直在外国人的机构里做事，有一个时期还做过电台的播音。她一直未嫁，是个“单身贵族”。张的姑姑一直没有离开祖国大陆，独身数十年后，却在晚年放弃了独身生活。80年代张在祖国大陆再度走红，提到她的文章多起来，《新民晚报》上曾有文章也顺便谈到读者于她散文中熟悉了的这位姑姑的暮年婚姻。老姑娘的身份看来并没有影响到她的性情，使之变得孤僻、冷漠。从《流言》中对她的描述推想，她的脾气要比张的母亲好得多，随和、平易、不乏幽默感。张爱玲与她有近十年的时间里朝夕相伴，而两人相处得甚为融洽，有一种亲切的戏谑的气氛。张常常“押着”她读自己的作品，又喜向她“嘀嘀咕咕”地“唠叨”家常话，她也是张遇事可以与之商量，帮着拿主张的唯一一位“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