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卖洋文，谈中国人(2)
张爱玲称她姑姑是“轻度知识分子”，“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在她的散文中姑姑是出现频度最高的人物之一，而且每出现必出以亲切的、会心而笑的笔调。姑姑和炎樱似乎组成了张日常世界中轻松愉快那个部分。她在《姑姑语录》等文中流露出的欣赏之意，一望而知。对姑姑的欣赏恐怕也包含了对姑姑选择的生活方式的欣赏，那种生活方式的要点是，自己挣钱自己花，自己管自己，自由自在，住在公寓里，清清静静，没有牵牵绊绊的人事纠缠。总之是一种清爽、利落的生活。当然，要做到自食其力，才有这一份开心和理直气壮。
张爱玲一直渴望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后来她直白地说过：“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来得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并不是每一个生在高门大户里的人都会生出这样的念头，但是张爱玲的以往的遭际、眼下的处境、她的敏感、她的心性，都使她对这条道矢志不移。如今学生时代已告一段落，她当然不愿向家里伸手，再去看人眼色，再去品尝她已尝够了的寄人篱下的滋味——该是她自己养活自己的时候了。靠什么谋生呢？也许她可以在教会学校里当一名教师，像《封锁》中的翠远；也许她可以到某个机构里做个职员，像她的姑姑；也许她面对的可能性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要多得多。但是她后来成了那样一位杰出的作家，那样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以致其他的种种可能性似乎统统没有存在过——就好像命里注定只能选择作家的饭碗。不管怎么说，张爱玲决定用笔来谋她的衣食，她开始卖文了。
她最初卖的是洋文。头一个对她大加赏识、为她戴上“天才”冠冕的是一位洋人。
1941年10月，上海出现了一份英文月刊，刊名《二十世纪》（the xxth century）。主编克劳斯·梅奈特（klaus mehnert）是德国人，当过驻苏联记者，在美国的大学里教过历史，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来到上海。上海是当时尚存的最后一个国际性大都市，还没有被交战国任何一方完全控制，敌对情绪也不像别处那样严重，梅奈特便想借这夹缝中的真空地带来实现他的新闻自由，对时事战局作公正客观的分析报道。虽然如此，《二十世纪》却是一份“软硬兼施”的综合性杂志，时事报道之外，也有小品、风光旅游、书评影评之类。它的主要对象是羁留亚洲的西方人，尤以上海外国租界为重点。它的作者亦是五湖四海，创刊号各文章的撰稿人便分属八个国家。
1942年年底，梅奈特从来稿中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eileen chang，她送来的是一篇万字长文，题为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并配有十二幅作者本人所绘的发型、服饰插图。此文行文流畅典雅，从容自如，有英国小品文的风致，不仅见出对中国人生活和服装的独到见识，而且见出不凡的英文造诣，加上简洁有趣的插图，真是图文并茂。梅奈特一见之下大为惊喜，很快将其刊登在1943年1月出版的《二十世纪》第4卷第1期上，并在编者例言中向读者郑重推荐，誉作者为“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这个“天才”就是张爱玲，而此文就是后来收入《流言》的《更衣记》的底本。
张迷读张爱玲的散文，读到《中国人的宗教》，起首一句是“这篇东西本是写给外国人看的”，没了下梢，细心的人不免就有几分疑惑，收进《流言》以前，此文是登在《天地》月刊上的，难道洋人会去读这中文杂志？答案就在《二十世纪》，事实上《流言》上的好些文章最初都是以英文形式在这里发表的。
张爱玲对文字有特殊的爱好，也有过人的感受力，对方块字如此，对蟹行文字也是一样，《天才梦》中说到她对色彩浓重、音韵铿锵的字眼的喜爱，“珠灰”、“黄昏”、“婉妙”之外，她也举出splendour、melancholy这样的英文词汇。
上中学，教会学校对英文的重视当然更在中文之上，校刊《凤藻》既登中文，也登英文的习作，张爱玲的英文习作sketches of some shepherds（《牧羊者素描》）、my great expectations（《心愿》）就登在上面。港大三年，张爱玲苦修英文。为了让英文写得地道纯熟，狠狠心三年没用中文写东西，甚至通信用的也是英文。留过洋的姑姑对她的英文功底很是佩服，说她“无论是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物理、化学张爱玲不喜欢，她是揣摩里面的为文之道。过人的悟性加上刻苦的砥砺，成就了张爱玲一手漂亮的英文。她姑姑的评价是，她的英文“好过中文”。迷张的人听了此话当然不会怀疑她姑姑对她英文评价过高，但却不免要为《传奇》、《流言》中那花团锦簇的文字抱屈。
卖洋文，谈中国人(3)
不管怎么说，此时英文张爱玲正用得顺手，而单从“卖文”的角度讲，英文杂志的稿费自然比中文杂志高得多。《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发表后颇受好评，这信息自会通过梅奈特反馈到张爱玲那里，而梅奈特也肯定要向她约稿，于是张爱玲一鼓作气，又为《二十世纪》写了好几篇文章。写得最多的是影评。1943年底的5月号上登了她的wife, vamp, child（《妻子，荡妇，孩童》，即《借银灯》），评的是《梅娘曲》和《桃李争春》，自此开始到1943年底，几乎每一期《二十世纪》上都有张爱玲的影评文字：6月份题为the opium war（《鸦片战争》），评的是《万世流芳》。7月份的一篇没有题目，仅在on the screen（影评）栏下评了《秋之歌》、《浮云遮月》两部影片。
8、9月份《二十世纪》出的是合刊，张以mother and daughtersinlaw（《婆婆和媳妇》）为题评了《自由魂》、《两代女性》、《母亲》等三部片子。10月份的一篇又是无题，评的是李丽华、严俊、王丹凤主演的《万紫千红》和刘琼自编自导自演的《回春曲》。10月的影评题为china educating the family(《中国的家庭教育》)，这就是后来收入《流言》的《银宫就学记》。
张爱玲的影评本身就是上好的小品文字，不过梅奈特更推崇的还是那些大块的文章。1943年6月，张爱玲发表still alive（直译是“依然活着”，中文本更名为《洋人看京戏及其它》），梅奈特在编者按中指出，元月份的张文“备受称赞”，而张爱玲的过人之处在于“她不同于她的中国同胞，她从不对中国的事物安之若素；她对她的同胞怀有的深邃好奇心使她有能力向外国人阐释中国人”。这年12月，张爱玲又在《二十世纪》发表demons and fairies（直译为“神仙鬼怪”，中文本即《中国人的宗教》），在刊于《二十世纪》的文章中，该文最长，它也是张爱玲“向外国人阐释中国人”的最具雄心的尝试。因为题目太大，处理起来似乎不像《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那样举重若轻，但仍是一样轻灵的风格，而且时而淡言微中。梅奈特在编者按中又加推荐：“作者神游三界，妙想联翩，她无意解开宗教或伦理的疑窦，但却以她独有的妙悟的方式，成功地向我们解说了中国人的种种心态。”
《神仙鬼怪》是张爱玲在《二十世纪》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此后她的英文写作便暂时告一段落，直到1952年离开祖国大陆。所以她卖洋文只卖了一年。不过读者万勿以为她在这段时间里专卖洋文，事实上到1943年底她已用中文发表了好几篇重要的小说。像现在这样从张爱玲的创作时间表上把她的英文作品提前集中起来，除了其他的便利之外，还因为它们隐然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中国人。谈京戏实际上是要“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一切”，说的是已成为思想背景的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原题“依然活着”就出自文中这样一句话：“只有在中国，历史（历史在这里是笼统地代表着公众的回忆）仍于日常生活中维持着活跃的演出。”评电影，下力最多的，也还是评中国人，《借银灯》里声明说“我看的不是电影而是电影里的中国人”。谈时装，配上十二幅插图，似乎要做“专论”了，但是她之感兴趣，还是因为衣中有人，呼之欲出，她不能不联系到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心理、中国人的趣味。
大体上讲，张爱玲走的还是林语堂的路线，用轻松而饶有风趣的文字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生活。这一半也是为刊物的性质所决定，《二十世纪》的对象是租界的外国人，对于身边这个纷攘、神秘、滑稽的国度自有了解的兴趣，但是他们并非汉学家，了解也是以初级教科书的程度为限，若诉之以纯文艺，会有多少读者就十分可疑，所以《二十世纪》像大多数西文杂志一样，不愿给诗歌、小说之类留下一席之地。梅奈特推崇张爱玲的天才，却不道她“生来就是写小说的”，亦无缘得见她这方面的才华——张爱玲这一时期的小说都是用中文写的。
卖洋文，谈中国人(4)
正是世界大战战况正烈的年头，中国的行情似乎又看涨了——不是在租界，是在中国的那些西方盟国。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原有的格局，中国这个素来被欺侮的弱国忽然间成了反轴心国列强的盟友，贫富强弱的悬殊暂时被搁置到一边，大有同仇敌忾、共赴胜利的气象。英、美诸国的民众渴望了解盟友的情况，介绍中国的文字一时间多了起来。林语堂在美国标榜中国的哲学，萧乾、叶君健在英国或报道中国的战况，或描摹中国乡间百姓的苦难和他们的勤劳善良，加上这之前赛珍珠那部颇为流行的《大地》，西方的传媒多少在改变着西方人心目中原有的那个滑稽可笑的中国人形象，而战时的气氛似乎也使西方人乐于接受现在这个正面的中国人形象。在国内，日本人的侵略使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抨击至此全然偃旗息鼓，代之而起的是对中国人传统美德、中国文化优异面的肯定和褒扬。可是上海租界的特殊地位却使它于国内外的一片大气候中保持了它的特殊，而这特殊正好容许张爱玲以一种在别处不允许有的从容超脱的态度品评中国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她笔下浮现的国人形象虽不可直指为“丑陋的中国人”，但轻松调侃的语气见出这里面更多的是批评针砭，这是无可怀疑的。
《洋人看京戏及其它》由京戏的热闹说到中国人生活的拥挤，落脚在中国人因缺少私生活带来的毛病：“就因为缺少私生活，中国人的个性里有一点粗俗。‘无事不可对人言’，说不得的便是为非作歹。中国人老是诧异，外国人喜欢守那么些不必要的秘密。不守秘密的结果，最幽微亲切的感觉也得向那群不可少的旁观者自卫地解释一下。这养成了找寻借口的习惯。自己对自己也爱用借口来搪塞，因此中国人是不大明了他自己的为人的。”
《更衣记》写到古中国服饰上繁复无谓的点缀，转而讥刺中国有闲阶级的趣味：“这样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的一贯态度。唯有世界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
《银宫就学记》原名《中国的家庭教育》，谈的是两部“富有教育意味的电影”，道出的却是中国式教育的荒唐。《渔家女》的男主人公是个时代青年，也是时代青年习惯并喜爱的那种形象，张爱玲则张见了他骨子里的“中国人的脾气”：男主人公声称他不喜受过教育的女人，但却情不自禁地要教渔家女认字。“他不能抵抗这诱惑。以往的中国学者有过这样一个普遍的嗜好：教姨太太读书。其实教太太也未尝不可，如果太太生得美丽，但是这一类风流蕴藉的勾当往往要到暮年的时候，退休以后，才有这个闲心，收个‘红袖添香’的女弟子以娱晚景，太太显然是不合格了。”男主人公不过是借了编导“稀有的恬静风格”提前（年纪轻轻）温习中国多少代读书人的桃色梦。“‘渔家女’的恋人乐意教她书，所以‘渔家女’之受教育完全是为了她先生的享受。”一石二鸟，夹枪带棒，中国读书人的恶习被抖搂出来示众，那位编导也被挖苦得惨了。
《中国人的宗教》谈的是中国人的信仰，结果发现的却是中国人并无真正的信仰，有的只是怀疑主义：
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