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世界各国的人都有类似的感觉，中国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这“虚空的空虚，一切都是虚空”的感觉总像个新发现，并且就停留在这阶段。一个个中国人看见花落水流，于是迎风洒泪，对月长吁，感到生命之暂，但是他们就到这里为止，不往前想了。

卖洋文，谈中国人(5)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不管有没有意义，反正是活着。我们怎样处置自己，并没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不论在艺术里还是人生里，最难得的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歇手。中国人最引以自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

因为“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中国人的世界终成为一个拥挤的人的世界，“在古中国，一切肯定的善都是从人的关系里得来”，“五四”大潮一来，中国人崇信的这些基本关系都被动摇，“中国人像西方人一样变得局促多疑了。而这对于中国人是分外痛苦的，因为他们除了人的关系之外没有别的信仰”。

这种信仰使中国人注定要把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当做表现人之“性本善”的唯一舞台，“一切反社会的，自私的本能都不算本能 。这样武断的分类，倒很有效，因为谁都不愿你说他反常”。

“然而要把自己去适合过高的人性标准，究竟麻烦，因此中国人时常抱怨‘做人难’。‘做’字是创造、模拟、扮演，里面有吃力的感觉。”

……

这些文章中颇多可圈可点的妙语，在在反映出张爱玲对中国人的生活的洞见，而由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女子道来，自然要让梅奈特啧啧称奇。然而张爱玲的过人之处并非她对中国文化作了如何了不得的探本的分析，而在于她以其慧质灵心从日常生活的幽微处张见了现代中国人身上蠢动着的那个传统中国人的形象；她的材料不是儒、释、道的哲学，而是大众文化，中国人日常的行为方式。

能有如此的洞见，张爱玲的本钱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她的家庭背景，一是她受的西式教育。她的身世使她谙熟古老中国的生活方式，她对传统文学艺术的喜爱使她的举证左右逢源；她受的西方式教育则使她有了另一个支点，跳到圈外，借洋人的眼光对中国人的生活做一番反省。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没有前者，就没有她鲜灵、生动、活泼的感觉——租界的洋人读罢或者但觉有趣，熟知张爱玲的人读了却要悟到里面非个中人不能道的奇特感受；没有后者，张爱玲或者会像她的大多数同胞一样，对中国的一切习而相忘、浑然不觉——至少她要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她现在保有的那重有利的旁观者身份。除了梅奈特说到张外来者的旁观眼光之外，沦陷时期颇为活跃的一位散文作家周班公对张的小说、散文都有类似的印象，称张的笔法虽在模仿《红楼梦》、《金瓶梅》，他仍模糊地觉得“这是一位从西方来的旅客，观察并且描写着她喜爱的中国”，并说这一点使他想起赛珍珠。见《〈传奇〉集评茶会记》，载《杂志》，1944年9月号。

或许就是这重身份让她的这组谈论中国人的文字掺进了更多惊异好奇的成分——这里更多的是对中国人生活的不失好奇心的张看，而不是价值的评判。虽然挑出了中国人的不少毛病，有挖苦，有针砭，但是见不到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也没有曹禺、巴金“吾与汝偕亡”式的愤怒，重要的是了解、知道、懂得——好奇心总是导向“知”的。

然而并非单单是好奇心的满足。或者说，对于张爱玲，好奇心当中自有严肃的因子。从给洋人看的《依然活着》到给国人看的《洋人看京戏及其它》，大堆的反语当中就冒出了一段箴言式的劝导性文字：“多数中国人爱中国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我们不幸生活于中国人中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隔着适当的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国。那么，索性看个仔细罢……有了惊讶与眩异，才有明了，才有靠得住的爱。”仔细地看了，她就不能不看到中国人的种种毛病。几十年后与人谈起鲁迅，她最推崇的便是鲁迅对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的暴露，而在她看来，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没有批判，只有褒扬。水晶：《蝉——夜访张爱玲》。

卖洋文，谈中国人(6)

那么，有了惊异，有了明了，有了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清醒意识之后，她还有“靠得住的爱”吗？或者“爱”这个字眼还过于简单，她没有指向未来的中国梦，没有“改造国民性”抱负，有的是“了解的同情，同情的了解”，有的是复杂的爱恨情结，剪不断、理还乱的难以明言的依恋。

仿佛是要为这情结，为这依恋做注脚，1947年《传奇》增订本问世之际，张爱玲写下了一篇《中国的日夜》。这是她买菜路上采下的一个个不相干的镜头——又一回“道路以目”。穿了打补丁棉袍的小孩、抱着胳膊闲看景致的小贩、敲着竹筒沿街化缘的道士、向亲戚絮絮数落小姑的女老板……最寻常的中国城市的街景，最寻常的中国人，最寻常的中国生活的节奏，她的内心却有异样的悸动，陌生、震惊，然而没有厌倦憎恶，有的是异样的亲切：“我真快乐我是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我也喜欢觉得手脚都是年轻有力气的。而这一切都是连在一起的，不知为什么。快乐的时候，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了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

张爱玲写作向来斟词酌句、惨淡经营，这一次，不相干的街景却让她以令她自己都感到吃惊的速度写下了一首看似更不相干的诗：

中国的日夜

我的路，

走在我自己的国土。

乱纷纷都是自己人；

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

补钉的彩云的人民。

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

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

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

谯楼初鼓定天下；

安民心，

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

沉到底……

中国，到底。

成名(1)

从发表《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开始，张爱玲算是步入文坛了。但《二十世纪》是洋人的文坛，张爱玲不是林语堂，不论就感受性而言，还是就对中文的喜爱程度而论，她的中国情结都要比后者深得多，她不能满足于那种轻倩的介绍方式。虽然三年没碰中文，她肯定还是不能、也不甘把洋人设想成她的主要读者，何况她自小就钟情于小说，心心念念于那个更广大的想象空间。洋人要看而比较容易看懂的是介绍性的文字，小说对于他们显然是更费解的。张爱玲要靠英文写小说成名，近乎不可能，即使以后她以英文写了多部小说，也还是做不到这一点。《到底是上海人》中恭维上海人，说“只有上海人懂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假如我们不全然当做是笼络读者的套语（事实上也不是），则我们不妨说，她想象中真正能与她心照的读者还是她的同胞。

所以就在“卖”洋文行情很不错的时候，她挟着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去叩上海文坛的门了。而且一旦在中国文坛上站稳了脚跟，张爱玲便与西文杂志挥手作别，虽然《二十世纪》一直出至1945年欧战结束才停刊，而赏识她的梅奈特肯定继续向她约过稿。这一停就是好几年，直到50年代初她离开祖国大陆以后，她才重新拣起那支写洋文的笔。

不知是因为以往投稿漫长的（有时是无望的）等待令她感到不耐，还是她学会了一点人情世故，抑或她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总之这一次怀着对成名急切渴望的张爱玲没有将作品投进邮筒，听任它到编辑大人的案上去碰运气。她宁可去“面试”。经母亲这一系的亲戚、园艺家黄岳渊的介绍，她带着稿子拜访了《紫罗兰》杂志的主编周瘦鹃。

周瘦鹃笔名紫罗兰庵主人，是鸳蝴派（又称“礼拜六派”）的代表性作家，很早即因发表在早期《小说月报》上的小说《爱之花》而一举成名。其后他与王钝根一起主编《礼拜六》杂志，该杂志以“宁可不讨小老婆，不可不读《礼拜六》”相号召，其消遣游戏性质一望而知；他又曾经是《申报》副刊《自由谈》的主持人，而在新文学作家黎烈文接手改组之前，该副刊一直是鸳蝴派的重镇，因此之故，周素来是新文学阵营重点攻击的对象之一。

鸳蝴派虽然从民国初年起就一直受到新文学阵营的激烈批判，并且一度为时势所迫，交出了《小说月报》等几个重要阵地，但通俗文学这一块仍然是他们的天下，都市中发行量较大的杂志、副刊也仍然是他们的地盘。周瘦鹃身为好几家有号召力的杂志、副刊的编辑，在上海滩文坛、在鸳蝴圈中——尽管新文学作家从来不把鸳蝴派的圈子视为文坛——算得上是个“泰斗”级的人物，绝非单是耍耍笔杆的寻常通俗小说家可比。有一度报纸上曾有人写文章，斥他把持文坛，外稿多掷进纸篓，甚至不烦过目，夹袋中人的稿件则即使拆烂污亦照登不误。张爱玲不会自低身价，通过关系将稿子硬塞入周瘦鹃的“夹袋”，然而此次张爱玲是经周的老交情黄岳渊（周酷爱园艺，1949年以后还写过专谈花卉草木的书，那时是黄岳渊庭园中的常客）之介到紫罗兰庵登门拜访，她又是名门世家之后（旧派文人对门第、家学之类一向是津津乐道的），紫罗兰庵主人当然另眼相看。

此次相会，老少二人谈得甚是融洽。张爱玲待人接物时给人“夹生”之感，但她在长辈面前似乎要松弛一些。她尝自言一向对年纪大的人感到亲切，对年岁相当的人稍微有点看不起，对小孩则是尊重与恐惧。这一回她在周瘦鹃面前虽是执礼甚恭，却也还自如。她向周说起她母亲和姑姑都是他的忠实读者，她母亲且曾因他一篇哀情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而伤心落泪，并写信央求作者不要安排如此悲惨的结局。周瘦鹃听了自然大为高兴。让张爱玲高兴的却是这位主编对她奉上的小说十分欣赏。还未读正文，光看了篇名《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周瘦鹃便称名字起得好，大约他闻到了传统小说的气息。“五四”以后，文学青年多将旧小说视为落伍，现在这个年纪轻轻的小姐，这个正给洋杂志写文章、理应洋派的人物居然甘于“落伍”，委实可喜。他倒没有细究这名字其实亦新亦旧，中西合璧——篇名中出现冒号是地道的洋派格式。

成名(2)

周瘦鹃的直觉没有错，将两篇小说一气读完，他更可以相信这一点。它们与强调严肃性、思想性，鄙薄娱乐性的新文学大异其趣，从取材同可读性看似乎倒是与鸳蝴派小说不无相共之处。难得的是周瘦鹃于坚守旧式趣味之外还是个鉴赏力较高的人，他通洋文，翻译过西洋小说，是旧文人圈子中为数不多的对西方文学有所了解的人之一，他不仅看出张的小说有《红楼梦》的影子，而且看出张在写作中受到毛姆的影响，且断言它们可与毛姆的小说媲美。水晶称周瘦鹃将张的“二炉香”与毛姆小说相提并论，不过是“顺手牵羊的说法”，意谓周毫无眼光，看不出张的成就超过毛姆多多，只是人云亦云把毛姆误认作大作家，借此恭维张而已。（《张爱玲的小说艺术》，96页）可是张爱玲喜读毛姆的作品，也的确受其以远东殖民地为背景的小说的影响（尤以“二炉香”最明显），虽然吸引她的主要是里面特异的殖民地的情调和氛围。周瘦鹃看到的大约就是这种表面的相似，然而在鸳蝴作家，看到这一点似也属不易。周瘦鹃很快拍板：两篇小说都用。《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随即出现在《紫罗兰》的复刊号（该杂志1922年夏由周瘦鹃创办，后因故停刊，1943年5月正式复刊）和第2期（1943年6月）的显著位置上，这可不是因为熟人关系对张爱玲的优待了。周瘦鹃还在这两期的编辑例言中花了不少笔墨向读者推介这位文坛新人，并追叙了与张相识的因由。

眼见得当小说家的夙愿将偿，闯进文坛的计划已经顺利迈出了第一步，张爱玲自有莫名的兴奋。出于对老辈人的恭敬，也出于感激之情，她请周瘦鹃到家里喝下午茶，与她同住的姑姑也在一旁陪客。不请吃饭而请喝茶，这大约又是张爱玲已经习惯的英国式的待客方式了。周瘦鹃对客厅里精致典雅的陈设、器皿以至精美细巧的点心赞不绝口，后来又将受到的这番招待形诸笔墨。

周瘦鹃待这个晚辈不可谓不厚了，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