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1943年下半年至日本人投降）也是张爱玲创作生涯中精力最弥满旺盛的时期，《传奇》、《流言》中的篇章尽出于此，不唯产量高，而且叠见佳构。她的一发不收，勤奋自是一因。《杂志》8月号（8月10日出版）上的《到底是上海人》中告诉读者，她“为上海人写了一部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我们见到的《心经》、《封锁》均以上海为背景，似与张的话有出入，可能的解释是，她对原作做了改动，改动的原因也许是要让故事在读者更熟悉的背景上发生，以增加效果。，说明到7月底，《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诸篇已在囊中，只待亮出。自港返沪到现在，她已写出七篇小说，还要加上发在《二十世纪》上的多篇英文作品，衡以它们相当奇整的水准，衡以她并不太快的写作速度（她自言写得很慢，每篇均要列出详细的写作大纲），她的发奋用功可以想见。

但是她“生来就是写小说的”，写作于她并非索然寡味的苦差，反倒是赏心乐事。多年以后她和水晶说起写作的甘苦，水晶多言其苦，张爱玲则单道其甘。她说她写作的时候非常高兴，写完以后则简直是“狂喜”。话虽如此，环境不同，心境有异，这“喜”也终有程度之差。而眼下，腹笥一旦打开，写得正是顺手，一篇甫出，立时招来热烈反响，对刚刚领略到成名喜悦的张爱玲说来，这也许是她创作生涯中最有理由感到“狂喜”，最用得着“狂喜”这个字眼的时刻。

“古来贤者皆寂寞”，晚年的张爱玲是寂寞的，而且像是刻意要尝一尝寂寞的滋味。二十出头的张爱玲却不需要寂寞，她要的是“绚烂”，是“狂喜”，不是“平淡”。文学史上，有些作家埋首著书，不求闻达，得二三知己足矣，世人毁誉，全作耳旁风、身外事，张爱玲一生仰慕的曹雪芹，恃才傲物、此时正在上海某幢房子里闭门写《围城》的钱钟书，都是如此。晚年的张爱玲也是这等境界。而时下张爱玲有着强烈的“世俗的进取心”（《我看苏青》），渴望掌声，渴望出人头地、大红大紫。我们知道她在海外离群索居，抱定一部《红楼梦》，能够“十年一觉迷考据”，但是，没有当年上海滩的张爱玲热，我们是否有缘读到《传奇》、《流言》中一些珠圆玉润、情文并茂的华章？难说。即使能读到，至少里面会减去几分灵动与飞扬。

成名是张爱玲的一个“情结”。她在成名还没一点影子的时候就已经为自己设计过成名后的举措了。《传奇》出版后仅四天即再版，张爱玲在再版序言中仍旧念叨着“惘惘的威胁”，而落笔处也还缀着“凄哀”的字样，但亦不掩饰内心的喜悦，开首她就写道：

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用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吧？——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疯似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头一次见到。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虽然话里有顿挫，有反高潮，虽然是此一时，彼一时，张爱玲依然难以掩饰自己的兴奋，如今的局面又哪里是校刊上发篇不起眼的小文可比！她也许没有那么高的兴致，带着几分童心，按照当年设想的方式到街头报摊上去过成名的瘾了，不过听到人们众口纷纭地谈论着她，却有莫名的得意和高兴。报上杂志上凡有议论她的文章，她都一一剪存，还有人冒昧写信表示钦羡崇拜之意，或是希望她为前进思想服务的，她也收存，虽然不听，不答，也不作参考。她曾对人说：“我是但凡人家说我好，说得不对我亦高兴。”若是劝告是责难呢？胡兰成记道：“劝告她责难她的不对，则她也许生气，但亦往往只得是诧异。他们说好说坏没有说着了她，反倒给她如此分明的看见了他们本人。她每与姑姑与炎樱，或与我说起，便笑骂，只觉得又是无奈，又是开心好玩。”当时议论她的那些文章，有微词的，多逮不着痛处；说好话的，多搔不到痒处。说错了的，即使出于善意，张爱玲亦不领情。

清水浑水(2)

但是胡兰成的话并非句句是实，因为至少有一篇批评文章使张爱玲领教了某种芒刺在背似的不安，她感到不可等闲视之，更不能以“开心好玩”了之了。这篇文章就是迅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

迅雨是著名翻译家、艺术理论家傅雷的笔名。傅雷是个孤高傲世、目下无尘的人，为人为文，力求完美。曾留学法国，专攻西方艺术史及艺术理论，在音乐、美术、文学诸方面皆有精深的造诣。他又是个倔犟不苟的人，浑身上下皆是严肃，一部《傅雷家书》，拳拳父爱之外见到的，也还是他的严肃不苟。因为眼高，因为不苟，傅雷对人从不轻许。另一位留学法国的文学批评家李健吾倒是写过不少文评，与文学圈子有交往，对新文学的发展也并非不留心的傅雷对当时的中国文坛却未尝置一词（或许是有几分不屑），闭门书斋，做他的学者。这一回是读了张爱玲的《金锁记》，怦然心动，一者赞叹作者的才华，二者实在为作者的未来担忧，于是将能找到的张氏小说通读一过，洋洋洒洒，写下一篇万字长文。

傅雷此文写得极是用心，也见出他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性格，在当时评说张爱玲的诸多文章中，它无疑是最具水准、最严肃，同时也是最清醒的一篇。傅雷高度评价张的才华和成就，对《金锁记》更是推崇备至，不仅肯定它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而且断言它是对过去文坛流行理论、创作倾向之偏颇的“一个最圆满肯定的答复”，“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此处《狂人日记》不知何指，鲁迅、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均是篇名而非书名。或者是作者将《呐喊》误记也未可知。。傅雷当然不会止步于泛泛的称颂，他对《金锁记》主题的发掘、人物的塑造、想象力的驰骋、心理描写的运用等等，均有细致精到的阐发分析，对作者那一手因充分运用音乐、绘画、历史等多方面修养而特别“富丽动人”的文体，那一手“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更是赞叹不已。了解傅雷孤高性情、对艺术怀有宗教般虔敬之心的人都会知道，在傅雷，这样的赞词真是非同小可。

但是傅雷对艺术之神的虔敬更在于他见不得对艺术的怠慢不恭，哪怕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天才。事实上，张的小说中他真正看中、全盘接受的，只有《金锁记》一篇。他承认，如果没有《金锁记》，他甚至根本不会动念写这篇文章；而有了《金锁记》，他便不能容忍作者随意挥霍以至糟踏自己的才华。在接下去的一大半篇幅里，傅雷对张爱玲其他所有的长、中、短篇小说，自《倾城之恋》直到《连环套》，做了程度不同的否定。他责备作者选材不严，开掘不深，主题不够鲜明，文风华而不实，有唯美主义倾向。他肯定作者技巧的纯熟，但又预言作者若沉溺于此，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日后必为所毁。傅雷最关心、最殷殷瞩望的，是作者能以忠实态度，虔诚、不苟地侍奉艺术。结尾他写道：“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女士身上！”感喟之深，期望之切，溢于言表，而由傅雷字字刀劈斧砍地说出，又似厉声的正告。

傅雷的文章写好后署上“迅雨”的化名，交给了柯灵。柯灵对这位老友的为人和鉴赏力一直是敬重佩服的，对此文中对张爱玲的分析评价也甚以为然，所以不仅马上将该文在《万象》上刊出，而且在编后记中特别向读者郑重推荐：“张爱玲是一年来最为读者所注意的作者，迅雨先生的论文，深刻而中肯，可说是近顷仅具的批评文字。迅雨先生专治艺术批评，近年来绝少执笔，我们很庆幸能把这一篇介绍于本刊读者。”文章登出来，傅雷不但不领情，反倒大发雷霆，原因是柯灵“先斩后奏”，将其中的一段文字删去了。换了别人，原是可以事先商量的，但柯灵深知傅雷为人处世认真不苟，动他一字或者就要大动干戈，事情闹僵，文章收回不给，故而方出此下策，事后果如所料。傅雷不肯就此罢休，提出要柯灵在报刊上更正，并向他公开道歉，柯灵又通过朋友向他恳切陈辞，这才息了“干戈”。

清水浑水(3)

柯灵删去的很可能是“前言”中的一段。傅雷写此文，客观评价张爱玲之外，另一层用意是以张爱玲之长，或者说是以《金锁记》之长，见大多数新文学作品之通病。他在前言中指责新文学作家缺乏独到深刻的人生见解，没有对生活的真实体验，又对技巧抱鄙夷态度，只是一味盲目追随先生的思想，“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可以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举例为证，他在被删去的那段文字里点了巴金的名。巴金是当时在青年中影响最大的新文学作家，他一贯的文学信念是为人生而文学，为进步、为光明而文学。他多次表示，他的创作靠的是真诚，是激情，形式技巧之类，并不刻意追求。

傅雷和柯灵一样，对巴金很是敬重，但在至高无上的艺术面前，个人感情必须让位，他不能不言，要说，就要举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人物。柯灵虽然更接近左翼，也不完全接受他的观点（可能是认为以巴金作典型人物未必确当），但在艺术问题上并不坚执一端之见，只是他以为，巴金远在重庆，在沦陷区的刊物上褒贬身在抗战前线的战友，易为敌伪所乘。

张爱玲当然不知道这些“幕后”的轶事，也不想知道。她只知道她被人耳提面命地教训了，而她张爱玲岂是随便让人教训的？傅雷在文中写道：“作家遇到的诱惑特别多，也许旁的更悦耳的声音，在她耳畔盖住了老生常谈的声音。”的确，悦耳的声音正多，有影响的报刊上，几乎是一面倒的叫好声。就在傅雷文章发表的同一个月，胡兰成的一篇长文《论张爱玲》就正在《杂志》上刊载（6月刊毕）。其时胡、张二人正在热恋中，此文与其说是“论”，不如说是“颂”。“颂”其文，“颂”其画，更“颂”其人，作者无意于理论上的说服力，倒是搜肠刮肚，磕磕巴巴，倾出满腹华靡浓丽的赞词：“张爱玲是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和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有受过摧残，所以没有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了人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她的小说和散文，也如同她的绘画，有一种古典的，同时又有一种热带的新鲜的气息，从生之虔诚的深处迸溅生之泼剌”；“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对张的作品有印象的读者如不觉牛头不对马嘴，也会如坠五里雾中。这倒应了他在自传中的话：他要形容张爱玲，直如生手拉胡琴，道不着正字腔。

然而在张爱玲耳中，这声音是动听的，加上其他类似的喝彩声，傅雷那个清醒的声音在她就分外刺耳了。她有她的矜持，亦要保持她不为所动的超脱，并不立即做答，剑拔弩张与傅雷对阵。只是事隔数月之后，似乎已是风过云散、波澜不惊了，从张爱玲那里隐隐曲曲然而又是明白无误传来了应答之声——她写了一篇题作《自己的文章》的随笔，登在这年12月出版的《苦竹》月刊（胡兰成主办）上。很久以前，文人间有句流传甚广的玩笑话，道是“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当年胡适、陈源、徐志摩那个圈子里，朋友之间亦曾用此语相调侃，一时成为谈笑之资。张爱玲将此诙谐语掐头去尾，用作题目，她对傅文的态度也就尽在不言中了。这题目轻松含蓄，不落痕迹，大有谈笑却敌之势，张爱玲拟定此题，必有几分得意。

但是里面的内容却恰与这种“开心好玩”的姿态相背反——虽然无一语是正面的答复，虽然仅开首极飘忽的交待一句“近来忽然觉得有些话要说”，但这“忽然”忽然得实在蹊跷。只需将两文并读即不难看出，张文句句皆有所指，事实上是对傅文观点逐条地进行反驳、辩难、解释，而文中虽也自谦她“不过是个文学的习作者”，论辩的语调却在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地说着：不！张爱玲认为，唯美主义病在无根，不在风格、技巧的华美；突出主题，“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是古典的写法，让故事本身去说明主题更真实、自然。针对傅雷开阔眼界，跳出男女私情小天地的劝导，她亦不含糊地答道：“一般所谓‘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也不打算写。”甚至对傅雷责备她在《连环套》中漫不经心袭用旧小说滥调，她也没忘记辩称那是有意为之，为的是造成某种时空上的距离感。

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