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浑水(4)

几十年后，张爱玲重读《连环套》，大觉惶恐，承认那是粗制滥造。回首往事，她或者会笑话自己太年轻气盛。但是文中的主要观点和立场她肯定会坚持。事实上，《自己的文章》的动因虽在很大程度上是意气之争，但其中的许多观点却非同一般，与傅文形成了全面的对峙。傅雷虽声称他“并没意思铸造什么尺度”，其实他有现成的尺度，而且是相当纯正、苛严的古典的尺度。张爱玲虽偶或也弄错了论争的对手，假想中多少把傅雷向左翼文坛的立场推了几分（比如她误认为傅雷劝她开拓题材是要她去写战争和革命）胡兰成《张爱玲与左派》一文中有“平常人不是英雄，在他们的生活里没有悲剧与喜剧的截然界限，他们不那么廉价地就走到感情的尖端”；“左派理论家只说要提倡集团主义，要描写群众，便该懂得群众乃是平常人，他们广大深厚，一来就走到感情的尖端不是他们的本色”等语，部分地似也是冲傅雷的文中的观点而来，而他的论点亦反映张的态度，可知他们是将“迅雨”同“左派理论家”混为一谈了。，但是大体上她是清楚地张见了傅雷手中的那把古典的尺子。张的观点后面将结合其创作做详尽分析。要而言之，傅雷坚信文学即宗教，应有提升、净化心灵之效（即张爱玲所谓“完成”），应使人彻底地了悟人生，纵使达到的是彻底的悲观。张爱玲则不喜这超人的境界，她只想把人的现实处境描述给读者。

傅雷的性情又使他特别迷恋悲剧的崇高，对环境抗争不息的英雄的性格、英雄的气概是他所推崇的，具有这样的性格、这等气概的人，即使成为命运的牺牲品，也不失为悲剧的英雄，而这样的人物，才配充当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张爱玲却要取消英雄，曹七巧在她是个异数，她要写的是“软弱的凡人”，而且相信“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不难看出，张爱玲的见解与一战后西方现代文学中反英雄、反高潮的倾向一脉相沿。

尽管傅雷的文章对张爱玲不能不说是个刺激，但是她的兴奋喜悦之情并不会冲淡许多，不仅因为傅雷的声音势单力薄，而且那段时间里接二连三有喜事等着她——她的第一本书、小说集《传奇》是在这一年的8月份出版，不久再版，紧接着，次年（1945）1月，散文集《流言》问世，差不多与此同时，她自己根据《倾城之恋》改编的剧本搬上了舞台，在新光大戏院上演，反响热烈。

出书是文人的盛事，当然也是张爱玲梦寐以求的。这与在杂志上发表作品又不同，杂志是众人杂处，编辑调理，书则处处见的是个人，满盘花果，皆出于“自己的园地”。因此张爱玲为张罗出书之事忙得格外卖力，务求尽善尽美。她将已发表的小说重新（不按发表的顺序）仔细编排，9月份再版，她不厌其烦，央好友炎樱重新绘制，自己又照着图案草稿重描一遍。为《流言》出版事，她更不知往印刷所跑了几回，仅为使书中附的一张照片稍如人意，她就与印刷所的师傅交涉了不下三次。然而她乐此不疲。《“卷首玉照”及其它》中描述了她的满心欢喜：

……在印刷所那灰色的大房间里，立在凸凹不平搭着小木桥的水泥地上，听见印刷工人道：“哪！都在印着你的书，替你赶着呢。”我笑起来了，说：“是的吗？真开心！”突然觉得他们都是自家人，我凭空给他们添出许多麻烦来，也是该当的事。电没有了，要用脚踏，一个职员说：“印这样一张图你知道要踏多少踏？”我说：“多少？”他说：“十二次。”其实就是几百次我也不以为奇，但还是说：“真的？”叹咤了一回。

雀跃之情，声闻纸上。

然而此时身外的世界并不似张爱玲内心的天地，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传奇〉再版前言》），而如傅雷所言，是“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她越是大红大紫，越是喜不自胜，一些羁留上海、爱才惜才的文坛前辈就越是替她担心，为她扼腕。以柯灵的话说，“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国难方殷，更宜洁身自好，这也是许多人的共同想法。在当时的上海，一些在文坛上影响甚大、树大招风的人物保持沉默，韬光养晦，比如郑振铎；一些较晚出或与政治有一定距离的作家虽也发表作品（如师陀时有作品问世，李健吾、杨绛的话剧也在剧院里上演），但始终与敌伪控制的那一方文坛泾渭分明地划着界。关心她的人担心的不是她发表作品，而是担心她不辨贤愚投错了门，被敌伪那一方用来撑场面，日后有口难辩。就为此，郑振铎曾托柯灵转嘱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且提出具体的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交开明书店保存，从开明支取稿费，待抗战胜利后再印行。不仅提醒她注意，而且具体为之设法，这可说明爱才人的苦心，也可见出张爱玲的才华如何被人器重。可是此话没有传到，原因是柯灵觉得交浅言深，过于冒昧。

清水浑水(5)

但是不久以后柯灵就有过一次进言的机会：中央书店老板平襟亚有意给张爱玲出一本小说集，她为此写信征求柯灵的意见。她写此信，一半是因为柯灵了解中央书店的底细（《万象》杂志就是由中央书店出版的），一半也是因为感到了柯灵待她的诚挚友善。平襟亚是老资格的鸳蝴派作家，20年代即以黑幕小说《人心大变》闻名上海，后转而经商，搞所谓“一折八扣”书，专事翻印古籍和章回说部，纸张印刷甚是低劣，只是靠低价倾销取胜，中央书店实以此起家。平襟亚一方面赏识张爱玲的才华（他曾在《古今》杂志主编周黎庵面前称道张的文采），一方面当然也是因为张爱玲名声日高，有利可图，故有出书之议。柯灵身属新文学阵营，与平道不同不相为谋，受聘编《万象》实是另有所图，所以端的虽是平老板的饭碗，却站在作者立场上，替张爱玲设身处地。

他在回信中说，如果是他，宁愿婉谢垂青，并附上一份中央书店的书目，用意不言自明：混在此类书中，不能增色，反是自掉身价。他在信中也表达了他自己的，也是郑振铎等人的意思，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张的回信坦率干脆：她要“趁热打铁”。她的第一部书《传奇》很快问世，但出版者不是中央书店，而是《杂志》出版社。其中原委，无人道及，是看了柯灵的信后对中央书店热度降低，还是《杂志》出版社有替她出书的意向后她即不作他想？但《杂志》出版社给的条件优厚，也比中央书店更卖力，大约是一个重要因素。

柯灵见书后顿生悔意：早知如此，不如成全了中央书店——中央书店不过品流低俗，只图赚钱，《杂志》出版社却是不干不净，有日伪背景的。但是柯灵的懊悔也许是不必要的，只要《杂志》出版社有意出版《传奇》，张就不会属意中央书店；既然她的绝大多数小说都已在《杂志》上发表，她不大可能再回过头来为《杂志》出版社的来头费思量。而即使郑振铎亲自出马向她说明他的具体建议，她也肯定不会改变她“出名要趁早”的初衷。

在张爱玲，下面的两条都是无需犹疑也从不讳言的：她要出名，要早出名，出大名；政治与实际的人生无干，是浮沫，她不问政治。那么，如果政治找上门来，要她在出名和保持清白之间做出选择呢？至少在她看来，她并没有面对什么非此即彼的严峻的选择。她是个吃写作饭的，卖文为生，如此而已。登她文章的刊物背景如何，她犯不着操心，它们愿意捧场是它们的事，反正她不写一行替日本人歌功颂德的文字——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只有一回，事情似乎是找上门来了：日本人操纵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要她参加，这当然是因为张此刻是文坛上数得着的人物，偌大的“盛会”，原本就是为了粉饰太平，名人不来，鼠辈凑数，未免脸上无光。报上将代表的名单登了出来，张爱玲名列其中。张爱玲的反应是寄去一纸辞函，上写：“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

张爱玲此举是出于何种动机，不得而知。按照她清高自恃的一贯作风，按照她毫不含糊的个人主义立场，她对自己的交待、给自己的理由不应该是对“洗不清，说不明”的顾忌。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不屈己，不干人，唯自我内心的命令是听，不因世俗的标准而违背自己的意愿，亦不求见谅于世人。她要出名，这是她个人的意愿，世人若笑她虚荣，由他笑去；同样，她不出席日本人的大会，只是她自己不喜政治，又素不喜文人圈中的某种习气，如此而已。

似乎是要坚持这种一贯的自我形象，张爱玲在文章中谈到日本人、日本文化时也仍维持着率性而谈的作风。《双声》一文中她不避亲日嫌疑，要说“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然而她又不管日本人作何感想，大谈日本文明的悲哀，谈日本人的“许多感情都是浮面的”。此文在《天地》第18期（1945年3月）发表时，张爱玲谈话中的一段被删去，留下好几行小黑叉。从上下文判断，删去的部分大约是于日本人不利的言谈。日伪的天下正处在大厦将倾之时，嗅觉病态的敏感，连张爱玲与政治无涉的言论也不能容忍了。若据此说张爱玲有反日倾向，那是大错特错——这不过又一次证明了她超政治的立场。

清水浑水(6)

但是，就像《倾城之恋》中说的，“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也许的确“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可是容得下她这样一个成名心切，不想“平凡”，而今已变得大红大紫的人物吗？能让她惬意地保持着个人主义的一方净土吗？

原先持个人主义立场，在日本人的淫威下屈服，或从原先立场后退的，大有人在。周作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之一。20年代即倡导“个人的人间本位”，后宣布退出社会活动，转而经营“自己的园地”，超脱于一切党派、思潮、争论之上，闭户读书，以其渊博的学识、清明的智慧烛照人生社会，隐然是纷攘喧嚣的现代社会中一位高洁出尘的隐士。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他简直就是一种人格，一种处世风范的象征。像这样一个洁身自好的人物，当然无比爱惜自己的羽毛。他羁留日本人控制下的北平，原也只想维持往日舒适闲逸的生活原型，缄口搁笔，闭门“苦住”。但是日本人不让他享受这样的清静，必要令他为己所用。威逼施压之下，周作人终于就范，由北京大学图书馆长、文学院长而“国府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督办，恂恂儒者竟至于穿上军装，戴上日本人的战斗帽。作为一个清高自恃的个人主义者，周作人的这番遭际不禁使人想起《红楼梦》中妙玉的一句判词——“欲洁何曾洁”。

但是张爱玲的处境是不同的。周作人不仅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影响巨大，而且精通日文，对日本文化了解甚深，在日本也有一定知名度，所以早被日本文化特务打了主意。周作人一旦变节，全中国文化界皆为之震动，沦陷区的许多文人也跟着纷纷“落水”。张爱玲不过是个刚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子，出道甚晚，无党无派，没有号召力；即便大红大紫，也只不过是个有“俗名”的职业小说家而已，并无太大的利用价值。

沦陷后的上海，许多在“孤岛”时期呐喊抗日，痛斥投降派的作家处境险恶，一些作家为此蹲日伪的班房而终不屈服，胆怯者则急于洗刷自己，主动“洗心革面”，摇身登上“和平文坛”。张爱玲则没有反日的“前科”，且素不问政治，所写不过男女之私、家长里短，从政治的角度看是个没有色彩、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所以轮不到她来面临上面那些“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刻。而且以她或深或浅有些交往的那些人物论，她也算是“朝中有人”的，真的遇上要她在政治上表态的局面，为她搪塞、说项亦并非不可能。

平心而论，在某种程度上，在有限的范围内，张爱玲的确仍然可以保持她的个人主义。沦陷区的大环境也留下了这样的缝隙。

日本人以武力占领了中国的东南半壁河山，但中国政府并未俯首称臣，左右支绌忙于在军事上、政治上站稳脚跟的日本人，实在无暇顾及意识形态的控制，而且也根本拿不出一套稍微像样点的文化政策。日本宣传家声称侵略之举有反共防共的意义，但中国老百姓对政治毫无兴趣；他们奢谈亚洲的兴起，称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是亚洲人起而反抗西方帝国主义，但这说辞鬼也不信。拿不出可以充当意识形态的货色，只好又把孔教抬出来维系人心，以造就“中心意识”，利其统治。然而也不过是虚应事故，走走过场。周作人写《中国的思想问题》，坚持其理性态度，与日伪所倡孔教大有违碍，虽有日本狂热分子片冈铁兵跳出来斥责“反动老作家”，但日方很快息事宁人，以不了了之。后来周作人一口咬定此事是他的学生沈启无从中捣鬼，登报声明，将其革出师门，一场风波遂染上私人恩怨色彩。

在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