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日伪配合“大东亚圣战”，曾鼓吹“大东亚文学”，与抗战文艺唱对台戏，又有所谓“和平文学”。但抗战文艺有民众的民族情绪作基础，“和平文学”之流则既是暗地的宣传，又不得人心，徒增人恨，鼓动家唇燥舌焦给文坛指“方向”，可他们自己终亦数不出几部作品能算作是他们的“进账”，很快自感无趣，偃旗息鼓。南方沦陷区与东北、华北沦陷区更有不同，日本人在那边经营日久，根基稍深，尚可拼凑一些文艺机构组织，在其操纵下搞些有规模的活动，上海、南京这边则是一盘散沙，不成阵式。所以，沦陷区的文坛终形成这样的局面：只要不涉政治，不谈国事，没有明显的反日倾向，各种作品均听之任之。而且30年代成名的作家大多退入大后方，沦陷区文坛实际上仍遥尊那边为主力，甚至日本人控制的报刊、“文坛动态”等专栏内也常登那些一贯宣传抗日的作家的消息，意识形态的半真空状态，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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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氛围中，有两类文学大行其道，一类是充满酒色财气的鸳蝴文学或准鸳蝴文学，一种是吟风弄月、怡情养性的名士派文学。张爱玲的作品两边都不沾，但是其小说的言情内容令某些读者当它作新奇别致的鸳蝴文学，那一手潇洒跌宕、甚有根底的文字又能得到风雅之士的赏识。失去意识形态主宰的文坛，于张爱玲反倒是一个“水土相宜的地方”。对她出名，出大名有利的另一因素是，汪精卫政府朝野人物中有一种特别的文人气息。

从某种意义上讲，汪伪政府可以说是一个文人政府，其首脑和高层人物多系著名学府出身，且擅长舞文弄墨。中国人素来重视夷夏之分，忠奸之辨，于春秋大义有亏，便要落下千古骂名。读书人“读书明理”，身担道统，更明白一为汉奸，则铁案如山，永世再难翻身。所以历史上那些投靠异族的文人往往内心惶恐，害怕身后的骂名。降清的钱谦益便是显例。汪伪一伙以身事敌，表面上大言不惭，内心也自觉理不直、气不壮。周佛海暗通重庆，脚踩两只船，为自己留下后路，汪精卫即使在私下场合也要自欺欺人，说他依然尊重庆方面是正统，诗文中又曲表心迹，仿佛倒是他忍辱负重，有万般的不得已和委屈。这也正是无行文人之所以无行：既要做婊子，又要竖牌坊。

文人又不免有书生气，汪精卫等人满以为一旦作出“牺牲”，投靠过去，那边就将高车驷马，待为上宾，于是大展和日“鸿图”，或可留名青史。而日本人要的是地地道道的傀儡、忠实听话的走狗，伪政府的文武大员甚至落到进出城门须对日本兵鞠躬如仪的地步。重庆那一边在严令通缉，日本人以巴儿视之，这伙汉奸真有说不出的失落感了。

由于这些原因，汪伪政府笼罩着一种心灰意懒的气氛。中国文人向来是讲究出处进退的，官场失意，便要寄情山水诗文，以为消遣。于是汪政府里便有这样的怪现象：许多政要似乎都不是在一心一意地做官，而仿佛是好整以暇地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他们舞文弄墨，那些政论性的东西倒也罢了，偏有许多都是个人性质的文字。西方的政要退休之后写自传，周佛海、陈公博正据于要津之时便兴致盎然地写自传性的回忆文章（周佛海的这类文字甚至有十几篇之多，结为《往矣集》出版，在沦陷区畅销），预先为自己树碑立传。身为头号人物的汪精卫也有闲情逸致，与文人唱和，又写《故人故事》、《读陶随笔》这样的“性灵”文章。官员办文艺性杂志的也大有人在，宣传部次长胡兰成办了一份《苦竹》，交通部政务次长朱朴办了《古今》，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金雄白（朱子家）办了《平报》。《古今》一份撰稿人名单，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梁鸿志等人赫然其上，而且当真经常“赐稿”，并非虚应事故。须知《古今》全无官方色彩，倒是一份文人气颇重，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谈，唯不大谈政治的“文史半月刊”。

《古今》的封面上高官与文人雅士的名字列在一处，他们也的确是肯于同文人为伍的。汪精卫为吴湖帆画册题过诗，朱朴搞“朴园雅集”，与会者都是文人，周佛海亦命驾前往。有这样富于文人气息的氛围，崭露头角、势头逼人的张爱玲进入要人们的视界也是意料中的事。而张爱玲的身世又使文坛政坛的人物对她更感兴趣。当时雅人最喜写、喜读的文章，是掌故、考据之类。渔樵闲话，细说前朝，是时人乐道的话题。恰好《古今》上登出一篇《孽海花人物本事》之类的文章，对书中人物一一按迹索踪，对号入座，其后一连又有几篇补遗补正类的文章发表，一时沸沸扬扬，煞是热闹。考证《孽海花》少不了要说到李鸿章嫁女招婿，再从书里考到书外，自然要发现眼前正走红的这位才女张爱玲原来是名门之后、贵府千金。这当然又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古今》编辑周黎庵曾当面向张爱玲问起此事，得到证实后便在自己的杂志上津津乐道起来。一时之间，文苑、政坛，上上下下都知道上海出了个张爱玲，又都知道张爱玲是清朝大臣张佩纶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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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武人也有慕张爱玲之名的，身为税警团长的熊剑东就几次想宴请张爱玲，带些文人气的官员则更不用说了。张爱玲曾写过一篇题作《打人》的短文，写她在外滩见一警察无故殴打小孩，心下愤然，恨不能马上做个官或是主席夫人，“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文章仍是她一贯的机智诙谐的作风，结尾自我调侃道：“偶尔天真一下不要紧……有系统的天真下去，到底不大好。”伪政府的一位教育部长不知是看了此文还是听人说起，大不以为然，对胡兰成道：“张小姐于西洋文学有这样深的修养，年纪轻轻可真是难得。但她想做主席夫人，可真是不好说了！”这位部长看走了眼，徒惹人笑，但这趣事也说明南京政府朝中时将张爱玲其人其文引为谈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政治没有瓜葛而又像张爱玲这样在高层人物中享有颇高知名度的，恐怕为数不多。假如不是这样一种气候，这样一个“政府”，张爱玲的名声也许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局限于文人的圈子和读者大众。张爱玲一向声称她宁愿将读者大众视为她的“主人”，未必定要见赏于党国要人——如果一定让她做选择，她是宁见于“世人”，不见于“要人”的——但是不管什么人，喜欢她的人多一点，她只有高兴，况且“朝”中人的喝彩显然使她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更上了一层楼。

也是由于汪伪政府中有这样一种政治上无所作为的气氛，要人们对张爱玲的赏识很大程度上倒真是出于文学的本身，出于爱才的缘故，未尝打算更多地从政治的角度加以利用，因为他们自己对政治就提不起精神。他们只是赞她的文章文采欲流，一支笔百媚千娇。十多年后美国政府的一家新闻机构授权张爱玲写一部带有政治色彩的小说，汪伪的人则没有打过类似的主意。

既然受到要人的推许，张爱玲自然也少不了上流社交圈的应酬。但张爱玲的不喜见客，脾气夹生是出了名的。很多人在她那儿吃过闭门羹，她亦不轻易接受别人的邀请。就算事先有约，她也要求别人准时准点。一度与她关系不错，后又反目的另一当时走红的女作家潘柳黛曾形容道：

如果她和你约定的是下午三点钟到她家里来，不巧你若时间没有把握准，两点三刻就到了的话，那么她即使来为你应门，还是照样会把脸一板，对你说：“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然后把门彭地一声关上……万一你迟到了，三点一刻才去，那她更会振振有词地告诉你：“张爱玲小姐已经出去了。”

这也不独对一般人是如此。后面还将提到，胡兰成头一次去访张爱玲，就是但闻其声而未见其人。日本军人宇垣大将到上海，想一识张爱玲其人，胡兰成便说请她请不来，只能去访她，而且就是往访也要问她愿与不愿。熊剑东几次想宴请张爱玲，胡兰成也替她婉言谢绝了。这虽是胡自己拿的主意，但他至少是摸准了张的脾气才替她挡驾的。

张爱玲不愿见这些权势熏天的人物，并不是怕沾腥惹臊，有损自己的清白，因为她也和日本人池田纪笃友善，也曾出入周佛海的家门，更不用说与胡兰成的一场婚恋。她只是性情如此，有些人她看着不顺眼，便不愿打交道，而一种社交场合，若要她处在凑趣附和、其存在似有还无的位置上，她也不干。但如果她喜欢某人，却也乐于交往。总之是要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不被人家赚了去。她的对人喜与不喜，并不从道德的判断来，而要看有无情趣，聪明不聪明。胡兰成曾说，张爱玲论人，“总是把聪明放在第一”。她在一篇文章中说，好人爱看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看好人的故事。我们似也可以说，张爱玲宁与聪明的“坏人”打交道，亦不愿与愚笨的“好人”为伍。

至于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以她个人主义、怀疑主义的立场，以她的人性观，人就是人，“好人”是人，“坏人”也是人，不是神，也不是兽。伟人是人，小人也是人；民族英雄是人，汉奸也是人，是人就有人的属性。张爱玲在小说里观察、捕捉、感应的，正是这种人气——人的属性，而在现实生活中亦然。她是个职业作家，与人往还亦未尝忘怀对“人”的张看，这张看又全从细微处来。她到周佛海家，见到满堂的贵重器物，出来对人只说她不喜，道是“其气不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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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名，张爱玲的社会活动也多起来了。虽然她不喜群居生活，不善交际也讨厌交际，而且和其他文人比起来，和她的机会比起来，她出来应酬的时候并不多。但现在毕竟是她春风得意的时候，而且她年轻，她愿意尽情地品尝出名的喜悦。这大概是张爱玲一生中最肯于抛头露面的一段时间。

在公开场合，张爱玲显露出她矜持孤傲、难于合群的性情。但凡她出现的场合，即便做不了主角，她也决不甘于给别人当配角，不论话多话少，或是默然不语，她必使人意识到她不容忽视的存在，所谓“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当然，若是她会受冷落的场合，她也不会去。她又决不做，也做不来一团和气状。若是与人不合，写起文章来她可以远兜远转，暗下针砭，时弄小巧，不着痕迹；但在众人的场合她却不能好整以暇、游刃有余，往往要弄到“图穷匕首见”。但她临事必要辨明己意，即使为此出语生硬，唐突了他人，破坏了气氛。所以有几次聚会，即使通过事后整理的文字报道我们也能感觉到，一团和气之中，张爱玲的声音最是一个冷冷的不和谐的音调。

1945年7月某日傍晚，《杂志》出版社在咸阳路2号搞纳凉晚会，“邀请东亚明星李香兰女士和中国女作家张爱玲举行座谈”。李香兰出生在东北，是沦陷区最出风头的电影明星，一曲《夜来香》更不知风靡了多少观众。她在日本人操纵的影片中一向扮着中国女人热恋日本美男子那一类的角色，以表中日亲善，战后一度要以汉奸罪治其罪，后查明她确系日本人，遂令其归国。《杂志》出版社将张爱玲抬出来与李香兰分庭抗礼地唱对手戏，可见是把张当做一张王牌的。那天出席作陪的两位主要人物也非同小可：一位是在汪伪政府中有多种官衔的金雄白，一个是日本海军接管后的《申报》社社长陈彬龢。日本人松本大尉和川喜多长政似乎也只有旁听的份。

张爱玲是由她姑姑和炎樱陪同着一起来的。她见客或是到公共场合，多是有人做伴，尤其炎樱，几乎逢场必到，好似她的卫星。以炎樱的身份，“《传奇》集评茶会”和“女作家座谈会”，严格说来她是没有资格与会的，但她竟都伴同张爱玲左右。有亲近的人一道，不惯见人的张爱玲感到放松自如几分，也使自己、使他人更意识到她的存在。即使那场合的“大气候”不对，在她为自己“创造”的这个贴身小环境中，她还是一个中心、一个主人。

关于纳凉会的报道还附了与会者合影的照片。相片上李香兰、金雄白、陈彬龢、炎樱等人站成一排，脸朝镜头，面带笑容，唯张爱玲一个人坐在炎樱身前，双目低垂，神情落落寡合——这也恰好就是张爱玲在纳凉会上的姿态。

这样的聚会与《传奇》座谈会、女作家座谈会不同，既不是同一个行当的人，又无固定的谈论话题，原本就是交际应酬的性质。金雄白居然不辞劳苦从他园里采了许多玉米棒子来，说是李香兰好此物，专门为其预备，真也其乐融融。但是张爱玲写文章常是“大题小做”，再大的题目也多有谐语，偏是这等场合松弛不下来。众人轻轻松松凑趣笑谈的场合，她打不来哈哈，要说正经话。她和李香兰本不是一路人，李香兰台上台下均是一副天真纯情派头，眼下这场合也是一副小鸟依人状，后得知面前这位静默寡言的作家年岁比自己还小，多少有几分诧异，自语道：“比我还小？”张爱玲接上一句道：“像是您，就到了三十岁一定还是像小女孩子那样的活泼吧？”话里也不知是恭维，还是讥诮。

既是消闲凑趣，席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