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是凑趣的话题。陈彬龢一开始就把“第一流的中国女作家和第一流的东亚女明星”往一起凑，问张编戏、李主演的片子该是怎样。李香兰称她对浅薄的纯情戏已感不足，似她这样已二十六岁的女人更想演不平凡的“激情”戏。陈彬龢便问张爱玲：“假定要请张小姐以你自己一年来大部分的生活经验，编一个电影剧本，而以李小姐为主角，那么这主角该是怎样一个人物？”女作家、女明星的私生活最宜成为花边新闻，这“一年来”张与胡兰成正在热恋中，在场的人大都知道，“大部分的生活经验”所指的还能是什么呢？

清水浑水(10)

张爱玲不接这个茬，既不谈她的“生活经验”，也根本不考虑要为李香兰写戏，直言“这样的一个剧本，恐怕与李小姐的个性不是顶合适”，又正正经经分析李香兰的戏路子，说她像“仙女”，像小鸟，不像一个普通的女人，“人的许多复杂与麻烦的问题她都不会有”，替她着想，还是光开开演唱会的好。这番话自是可以正听，也可以反听。

陈彬龢好像不愿放过他的话题，谈论一阵别的话题之后又提起小报上纷传张的恋爱，问她的恋爱观如何。张爱玲此前曾与苏青对谈，很直率地对婚姻、恋爱等问题表达过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种场合、与这干人权作谈资似地议论这话题，她却不愿。而且陈彬龢有那番影影绰绰、旁敲侧击的话在前，现在又联上小报的传言，她岂能容外人到她口中来窥探她的私生活？她正色答道：“就使我有什么意见，也舍不得这样轻易地告诉您的吧？我是个职业文人，而且向来是惜墨如金的，随便说掉了岂不损失太大了么？”凛然难犯的架势不容在场的人将此话当做狡狯语来听，陈彬龢算是自讨没趣。座中都是交际场中人，齐场哈哈打个圆场，张爱玲这才缓下语气。

那一天的另一个话题是大报和小报，因为两个主陪都是新闻界的闻人。张爱玲倒是喜欢这样的话题，就此说的话也最多。她称她喜读小报，“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可以看到“最普通的上海市民”。对大报则是陈彬龢问到她头上，她也不含糊恭维两句了事，要顶真地说“大报似乎同生活隔得远一点”，又说上海人一度多看大报不过是想从上面看点户口米、户口糖的消息之类。陈彬龢主持的《申报》是老资格的大报，因战事一度停刊，系由日本海军出面恢复，言论比汪政府报纸更为亲日，在当时要算是最有势力的大报之一。他听张说了此话心有不甘，要捍卫大报的地位，辩说大报与时局关系密切，一般太太小姐不关心现实，生活超然，才对大报冷淡。张爱玲不肯让步，偏说大报与现实生活离得很远，又因为是代人立言，使用的是一种没有色彩的灰色语汇，因此她毫无兴趣。

张爱玲与陈彬龢的一番对话，说的是大报小报，实则见出她的人生态度以及对政治的态度。她倒不是反对哪一种政治——是政治她就讨厌。

但是不管她关心与否，政治局势很快有了大的变化。纳凉会以后不到一个月，8月15日，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到刊登纳凉会报道的那一期《杂志》（8月号）出版时，那位在纳凉会上谈笑风生的陈彬龢已逃得无踪无影。纳凉晚会也成了张爱玲在沦陷时期公开场合露面的最后一次。以她的交往，她对时局的变化不会一无所知，按照常理，在这种时候她多少应该存个心，不要和李香兰、金雄白、陈彬龢这些有汉奸嫌疑的人物搅在一起（何况是公开露面），免得以后更说不清。但是张爱玲就是张爱玲，她相信凯撒的归于凯撒，耶稣的归于耶稣，政治的归于政治，个人的归于个人，自己的归于自己——她有她自己的判断，有她自己的完整，有属于她自己的与旁人无干的天地。以此，她拒绝出席“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也以此，她不避嫌疑在这个时候去参加纳凉会。

《传奇》世界（上）(1)

傅雷在他洋洋洒洒的论文中这样描述张爱玲的小说：“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部为男女问题这噩梦所苦，噩梦中是淫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与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噩梦没有边际，也就无从逃脱。零星的折磨，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浪费。青春、幻想、热情、希望，都没有生存的地方。川嫦的卧房，姚先生的家，封锁期间的电车车厢，扩大起来便是整个的社会，一切之上还有一只瞧不及的巨手张开着，不知从哪儿重重地压下来，要压瘪每个人的心房。这样一幅图案印在劣质的报纸上，纸条和对照模糊一点，就该和张女士的短篇差不多。”无需加以更改和修正，《传奇》世界的大致轮廓和图案就在这里了。这里不仅有题材的归纳、主题的勾勒、人物的类聚，还有对张爱玲小说世界整体背景的生动描绘和说明。

或许我们首先应该将这段表述看做对《传奇》的大背景或曰大环境的把握。姚先生的家、川嫦的房间等等，作为故事展开的具体环境单个地看，并没有什么超出特定地点、场所的意义，然而当它们与《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金锁记》中的姜公馆、《茉莉香片》中的传庆家、《留情》中杨太太的府第等，由于一种内在的相似性，在读者的心目中相互重叠，发生关联，构成一个独特的“世界”时，每一个具体环境就在作者统一的命意下获得了超越自身的新的意义。一个场景如果重复出现，它就有可能变为一种象征。上面所举各篇小说中的具体环境当然不是同一个，然而它们有内在的相似性--都是没落的旧式家庭。更重要的是，它们有同样灰暗的色调，同样腐烂的、令人窒息的气味--又使人们可以将它们当做同一个来看待。这是衰落的中国封建文化的缩影，也可以说，一种衰落中的文化构成了《传奇》世界的总背景。

文化是一个宽广的概念，它包括了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日常习俗、道德规范等等，而文化的衰落往往表现在这一切在到来的时代面前显得不合时宜。囿于过时的生活方式，抱着陈旧信念的人们不能应付现实，不是失败，就是陷于可笑的境地。《传奇》增订本印行时张对封面设计所做的说明证明她对自己要表现的是什么有着极清醒的意识：“（封面）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个画面里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那个尺寸大于古装人几倍的现代人的身形在画面上造成一种压迫感，室内原有的宁静、和谐全被打破了，然而画中人并不觉察到身后的情形，兀自专注于骨牌的世界，这正是对《传奇》中人物的极好写照。他们固然已失去了那种静谧的文化氛围，现代生活的冲击使他们的神经一再地被骚扰，然而他们对时代作出的反应、他们与时代的关系实质上却正如古装人之于身后的现代人。他们忘却了时代，也被时代忘却，整个地封闭在旧的生活方式中，始终背向着时代盲目地挣扎，不知道生活中发生波动震荡的真正原因，现代人的出现因此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梦魇。这些败落之家从一开始起就已经处在一种无可挽回的颓势中，根本不可能出现“兰桂齐芳”的转机，又因为外界的重大变化始终呈现在这些旧式人物的主观感受之中，小说中没有一个像《家》中的觉慧、《雷雨》中的周冲那样代表着新的生活方式的内视点，甚至也没有像觉新、曾文清（《北京人》）那样虽无力挣脱旧文化影响，却能够反省旧的生活方式的人物，《传奇》的世界更显示出它无望和封闭的性质。

在一些现代小说的理论中，背景变成了“气氛”或“情调”。在《传奇》中，代表旧文化的旧的生活方式的式微正是通过笼罩于全书的颓丧气氛和情调得到说明的。这种情调和气氛见于室内的陈设、人物的服饰、日常生活的细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之，是环绕着主人公的一切。这一切将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立体化、具象化，人物是融于这气氛中的一部分，而在这褪色的背景的衬映下，人物的悲剧命运更见得分明。

《传奇》世界（上）(2)

要说明主人公的命运与其背景之间的关系，《茉莉香片》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聂传庆的背景就是他的父亲、他的家。他的父亲是个遗少型的人物，他的家弥漫着鸦片的烟香。尽管这个家只是故事中的一个场景，但是他的家、他的父亲却是他苦恼的真正根源。小说直接展示的是传庆的变态心理，而他的心理变态、他的性格，却是那个家一手造成的。他是病态的、毫无生气的生活方式结出的一枚苦涩的果实。

他家是一座大宅。他们初从上海搬来的时候，满园子的花木，没两三年的功夫，枯的枯，死的死，砍掉的砍掉，太阳光晒着，满眼的荒凉。一个打杂的，在草地上拖翻了一张藤椅子，把一壶滚水浇上去，杀臭虫。

（言丹珠有一次想去传庆家打网球）传庆笑道：“我们的网球场，很少有机会腾出来打网球，多半是晾满衣服，天暖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煮鸦片烟。”

这就是传庆的家，他的笑中该有酸楚的恨恨不已的内容。《传奇》中没有新与旧的正面冲突，没有对败落过程的交待，张爱玲习惯于用具体的物象传达出来的一种情调、气氛来说明一切，生活上的腐朽通过它的结果呈现出来：聂传庆的耳朵有些聋，那是他父亲加于他的肉体的伤害，他的内心受到的不断的折磨更为严重，那也是他的家庭施予他的。他因此憎恨父亲，憎恨家，希望在言子夜教授身上寻找到理想的父亲形象。当这个企求幻灭之后，他又在言丹珠身上寻找寄托，对丹珠施暴前一段狂热的表白吐露出他的心声：“丹珠，如果你同别人相爱着，对于他你不过是一个爱人。可是对于我，你不单是一个爱人，你是一个创造者，一个父亲、母亲，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天地，你是过去与未来，你是神。”可见言子夜父女在他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而他的不幸来自他与家、与父亲之间的宿命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单使他得不到父爱，而且使他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看不到希望。

然而“他爸爸并不是有意想把他训练成这样一个人，现在他爸爸见了他，只感到愤怒与无可奈何，私下里又有点怕”。真正的罪魁为谁？只能是他父亲代表的那种生活方式。父子间关系的紧张、他对父亲的厌憎、父亲对他的恐惧，都由那种特定的生活方式铸成。他父亲本是没落文化的殉葬品，现在又成了罩在他头上的阴影。

这种生活对他的毒化更表现在，他即使对环境不满，充满憎恶之情，也无力摆脱它。正像父亲对他无可奈何一样，他也怀着厌恶、恐惧，无可奈何地不断在自己身上发现父亲的影子。他已经没有力量改变自己，只有在言子夜差一点成为自己父亲的幻想中找点安慰，或者绝望地向外界的力量呼吁--甚至这种对于生活的态度，也是过去的生活交给他的。他成了一个废人，对丹珠的施暴实质上不过是一种自戕的行为。小说以四个字作结：“他跑不了。”--那就是说，他抹不掉自己的背景。丹珠的出现将不断向他提示这个背景的存在，而变态心理的折磨注定要延续下去，这就是他真正的宿命。

聂传庆在《传奇》中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在更多的情况下，张爱玲关心的是旧文化、旧生活方式没落背景下那些青年妇女的命运。《花凋》中的川嫦、《金锁记》中的姜长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宝络、《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红鸾禧》中的邱玉清、《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等等，这些人在过去都是所谓“大家闺秀”，如今随着她们的家庭、门第的贬值，她们的身价也一落千丈。她们的不幸在于，在社会的眼中她们已成了一批陈旧过时的货色，然而她们的家长仍抱着陈旧过时的信念，希望找到门当户对的人家，结一门体面的婚姻。她们的全部教养都来自旧的文化、旧的生活方式，这些教养皆是为出嫁做准备的，生活的唯一出路在于婚姻，按照旧的信条，她们又只能“待字闺中”，出去交际被认为是有损身份。这样的矜持在过去是大家风范的证据，现在却乏人赞赏，反使她们婚姻的机会更少，于是嫁不出去的危机成了她们的一个噩梦。

《传奇》世界（上）(3)

新时代中旧式女子陷入婚姻困境，这在凌淑华的小说里曾经得到表现，鲁迅有过甚高评价的《绣枕》，就非常出色地描绘了一个为旧式婚姻观念牺牲了的女子的悲哀。“五四”以后的小说，大多以包办婚姻的不幸揭露旧礼教、旧道德的罪恶，凌淑华放过了这一主题，她以旧式女子处境的尴尬来说明旧派人物的落伍。在这个意义上，张爱玲有相似之处。不过《传奇》小说中的女子大体上生活在稍后一些的时期，旧的一套的不合时宜显得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