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所历所悟。先有英文本的那些文章虽是一等一的妙文，却易为英式散文笼罩，较后的文章则一方面仍有机智风趣，有距离感的特点，另一方面增加了情感的深度，及于一些细故琐事、非常个人化的感触，这已经是张爱玲特有的一种风格了。如果说一个天分很高的人也可写出《中国人的宗教》、《洋人看京戏及其它》这样的文章的话，那么《私语》、《童言无忌》、《烬余录》、《谈音乐》这样的文章却只能是属于张爱玲的了，这不光是因为其中的自传色彩，而且因为里面的张爱玲更松弛自如，其表达方式也完全张爱玲化了。

一种独特的风格的形成固然有传统的借鉴、刻苦的磨炼等种种因素，但是散文这种形式之所以更个人化的，实是因为作者的个性气质比在别处更是风格的根底。反过来说，如果“风格即人”、“文如其人”这一类老话仍有其合理性，那么散文无疑比其他文学样式更有资格充当作家个性气质、人生态度的见证。要想张看张爱玲，《流言》是个便捷的通道。

我们在《流言》中首先见到的是一个对人生的一切表示了强烈的好奇、强烈的爱好而又善于享受人生乐趣的张爱玲。她在《天才梦》中即向读者描述了她从种种生活乐趣中体味到生命的欢悦。在这里我们更看到她与同学一道在香港街头有滋有味地吃着小甜饼，津津有味地跟着开电梯的人学着如何煮出又松、又透、又不塌皮烂骨的红米饭，又津津地回味牛奶泡沫在碗边堆成的小白珠子，回味小时吃云片糕吃完时“一种难堪的怅惘”；看到她兴致勃勃地从一家店铺转到另一家，将一块块布料比来划去，琢磨着买与不买；看到她逛街景，在五光十色的橱窗前流连忘返，又被小摊子吸引着，掏钱买下零碎的小玩意；看到她频频地进出电影院，又会独自溜出去看绍兴戏、蹦蹦戏；看到她沉醉于成名的喜悦，也看到她兴兴头头地装扮自己，兴兴头头地拍照，兴兴头头地布置房间，把自己的像片烘云托月弄得“很安好了”。

吃、穿、游玩、花钱，无一不让她感到愉快，而声音、颜色、气味，都能给她带来莫名的快感。气味这东西似乎是没有多少可讲究的，可是张爱玲可以无微不至地从各种气味里找到快乐：

气味也是这样的。别人不喜欢的有许多气味我都喜欢，雾的轻微的霉气，雨打湿的灰尘，葱，蒜，廉价的香水。像汽油，有人闻见了要头昏，我却要特意坐到汽车夫旁边，或是走到汽车后面，等它开动的时候“布布布”放气。每年用汽油擦洗衣服，满房都是清刚明亮的气息；我母亲从来不要我帮忙，因为我故意地把手脚放慢了，尽着汽油大量蒸发。

牛奶烧糊了，火柴烧黑了，那焦香我闻见了就觉得饿。油漆的气味，因为簇崭新，所以是积极奋发的，仿佛在新房子里过年，清冷，干净，兴旺。火腿咸肉花生油搁得日子久，变了味，有一种“油哈”气，那个我也喜欢，使油更油得厉害、烂熟、丰盈，如同古时候的“米烂陈仓”。香港打仗的时候我们的菜都是椰子油烧的，有强烈的肥皂味，起初吃不惯要吐，后来发现肥皂也有一种寒香。战争期间没有牙膏，用洗衣服的粗肥皂擦牙齿我也不介意。

《流言》(6)

生活中的情趣是要去“发现”的，汽油因其被发现了“清刚明亮”，“油哈”气因其联想到“米烂陈仓”而更添几分快感。这里也透露出张爱玲之“善于”享受生活，“善于”捕捉生活情趣中的消息，她的秘诀委实在于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看待日常生活的情境，以此，她可以毫不勉强地将寻常的声、色、味的感官快感转化为精神上的愉悦。她的确善于以从容欣赏的眼光来打量、“发现”身边的平凡世界：

许多身边杂事自有她愉快的性质。看不到田园的茄子，到菜场去看看也好--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新绿的豌豆，热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把菠菜洗过了，倒在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篾篓底上，抖也抖不下来；迎着亮，翠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使人联想到篱上的扁豆花。其实又何必“联想”呢？篾篓子的本身的美不就够了么？

夏天房里下着帘子，龙须草席上堆着一叠旧睡衣，折得很齐整，翠蓝夏布衫，青绸裤，那翠蓝与那青在一起有一种森森细细的美，并不一定使人发生什么联想，只是在房间的薄暗里挖空了一块，悄没声地留出这块地方来给喜悦。我坐在一边，无心中看到了，也高兴了好一会。

我们的公寓邻近电车厂，可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电车回家”这句子仿佛不很合适--大家公认电车为没有灵魂的机械，而“回家”两个字有着无数情感洋溢的联系。但是你没见过电车进厂的特殊情形罢？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洗刷他们。车里灯点得雪亮。专做下班的售票员的生意的小贩们曼声兜售着面包。有时候，电车全进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地，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从上面望上去，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袒露着白肚皮。

上海所谓“牛肉庄”是可爱的地方，雪白干净，瓷砖墙上丁字式贴着“汤肉xx元，腓利xx元”的深桃红纸条。屋顶上，球形的大白灯罩着防空的黑布套，衬着大红里子，明朗得很。白外套的伙计们个个都是红润肥胖，笑嘻嘻的，一只脚踏着板凳，立着看小报。他们的茄子特别大，他们的洋葱特别香，他们的猪特别的该杀。门口停着塌车，运了两口猪进来，齐齐整整，尚未开剥，嘴尖有些血渍，肚腹掀开一线，露出大红里子。不知道为什么，看了绝无丝毫不愉快的感觉，一切都是再应当也没有，再合法、再合式也没有。

类似这样的段落还可无休止地罗列下去。以审美的眼光去看，风雨过后高楼上房屋里留下的“风声雨味”、嘈杂的市声、寻常的街景、生手拉二胡不成腔的调子，等等，都成了可以欣赏品味的对象。这种审美化的生活态度很容易使人想起发明了种种生活小情趣的林语堂和善将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周作人。但是张爱玲的“生活的艺术”是更世俗化也更自然的，没有林语堂游戏人生的名士气，也没有周作人不食人间烟火的“冲淡”。中国文人士大夫生活艺术的背后总是衬着“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潜台词，张爱玲不矫情，不撇清，她对生活情趣的捕捉更有一种清新的气息。冲淡了“生活的艺术”的雅人深致的气味的，是她对女人角色的认同，对世俗生活的认同，以及发自于内的亲近感。

我们在《流言》中看到的张爱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女人，她向我们展示的也是一个地道的女人世界。她的题材大多取自身边的琐事，而这也正组成了女人有着特别爱好的一些生活内容：上菜场、逛街、购物、打扮、零食,等等。她的话题几乎总是可以归入女人的话题：女人的天性、女人对男人的依赖、没有佣人的好处、身边杂事的乐趣，等等。更重要的是她向我们展示的这个世界浸透了女人的感性，她对那些细故琐事的叙述和谈论充满了女性对生活特有的一种体验和感应。她一往情深地谈起一块布料、一件衣服，那种从穿衣中体味到的喜悦诚然于男人是不足道的，而她对“细细森森”的美，对那种“牵牵绊绊”、“意意思思”的感觉的不胜低徊的回味，也透着女性纤细的感性。

《流言》(7)

在张爱玲那里，女人不是神性化的母爱的化身，也不是衣袂飘飘的仙女，她代表了生老病死、四季循环，代表了现世的生活和人间味，所以她对女人角色的认同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对世俗生活的认同。饮食男女，吃穿用度或许是太物质化了吧？但是对于张爱玲，“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善，向来是打成一片的”，更重要的是，执著于此正是对现世的虔敬，是对生命情趣的切实的把握。所以她珍视生活中一些看来是极微不足道的享受，她对芸芸众生世俗的进取心也有无言的尊重。她自豪地给自己冠戴上许多“俗气”的头衔：“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甚至她的“恶俗不堪”的名字也使她恋恋不舍：“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个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

琐细的世俗生活方是“实际的人生”--对世俗生活中体味到的“拘拘束束”的苦乐的执著通向了对生命真实本相和人生真谛的寻绎，此所以当张爱玲以寻常的俗人所不具备的自信宣称她是一个俗人时，言下颇有挑战的意味。她的潜在的论争对手有两类人。一类人对生活持浪漫的态度，或是只肯定精神的意义，不屑于生活物质的也即世俗的那一面，她母亲对钱的清高是典型的例子；或是对现实不满，坚信“生活在别处”，这是心中郁结的青年人的典型态度。张爱玲以为她母亲那样的布尔乔亚气味是矫情的，也是苍白的，一味的清高导致的是与普通人的生活的隔膜，而普通人的生活才充满着真实人生的回响。所以她不仅在钱上面摆出与母亲完全相反的姿态，而且为自己每一步朝着普通人生活的贴近而自喜：“上街买菜去，大约是有一种浪漫公子的浪漫态度罢？然而最近，一个卖菜的老头称了菜装进我的网袋的时候，把网袋的绊子衔在嘴里衔了一会儿。我拎着那湿濡的绊子，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自己发现与前不同的地方，心里很高兴，好像是一点踏实的进步，也说不出是为什么。”至于那些愤激的理想主义的青年，他们的愤懑，他们对“辽远的，辽远的地方”的迷恋使他们放过了对身边世界的具体而微的生命真实的体验，从而背离了生活的本质。张爱玲曾经有过她内心郁结的时期，她庆幸的是自己没有被推离当下的凡俗生活：“多少总受了点伤，可是不太严重，不能够使我感到剧烈的憎恶，使我激越起来，超过这一切；只能够使我生活得比较切实，有个写实的底子；使我对眼前所有格外知道爱惜，使这世界显得更丰富。”

另一类人显然接受了现实，与拒绝现实的愤怒青年相比，他们自然是享受现世人生的，林语堂可以视为这种态度的代表。可是他们的“生活的艺术”里有更多的世故，对世俗生活多的是俯就，少了一份执著，也就往往流于玩世。这与张爱玲的人生信念格格不入：“玩世”即失去了生命的素朴，像她在《谈跳舞》中形容交际舞，“什么都讲究一个‘写意相’”。与原本的生活失去相觑相亲的着着实实的接触，而在世人对柴米油盐、吃穿用度中微末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的执著，实有着寻常人生的如泣如诉的庄严。张爱玲十分欣赏好友苏青朴素、实在的生活态度，因为那里面透着对世俗生活的认真与执著，可是在《我看苏青》中她对苏青成名以后的作风却含蓄地表示了一点不满，称她的地位已经有点特殊，四周的那些人也有一种特殊的习气，不能代表一般的男人，这无非是不愿苏青染上文人玩世不恭的习气，偏离普通人的生活，失去那份素朴。

张爱玲把自己从前一类人中划出去，所以她能尽情地领略世俗生活的乐趣；她有意识地与后一类人保持着距离，所以她有一份严肃的人生观，对人生能保持强烈的好奇、强烈的爱好，而生活对于她始终充满着新鲜。

《流言》(8)

正是对于普通人的生活的执著，使得张爱玲乐意认同最易为知识阶层嘲笑、讥讽的小市民，有时候她简直就是掮着“小市民”的旗帜。小市民就是她心目中的普通人。是现代都市的大众，往具体里说，也就是她喜欢的上海人。“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浑水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分。”她所欣赏的是他们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油滑、机巧是对现存秩序的调侃，“有分寸”、“不过火”则保证了他们不会铤而走险，仍然保留着对世俗生活的亲切，是真心实意过日子的一群人。所以他们代表和象征着张爱玲所恋恋不舍的人生的安稳的一面。高尔基挑剔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身上的庸人气息时说：“小市民喜欢在心里保持一个舒适的境地，当他心里的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的时候，他的心境是安宁的。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这同没有一只山羊没有膻味一样是确凿无疑的。”高尔基：《谈小市民习气》，见高尔基：《〈论文学〉续集》，53页。同样确凿无疑的，是高尔基的浪漫的英雄主义的标准，而对于张爱玲，执著于个人舒适的动机，正透现着普通人对现世的虔敬，又正是普通人才是“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这里面包含着她对小民百姓的卑微而平庸的生活的深深的理解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