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她对人生的正视--正视人生的凡俗的性质。

但是张爱玲在把自己归入小市民群中的同时保持着她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冷静的自省。小市民与自己有形的外部活动直接同一，张爱玲却于执著于物质生活的享受的同时保有另一座小市民难以进入的精神上的象牙之塔。她的生活艺术，她对人生的审美化的态度原本有着某种距离感，而她的疏离倾向更在于她对人生处境的悲剧意识。这种意识来自她早年的生活经历，来自没落之家后裔莫名的失落感，来自她对动乱环境的“乱世”性质的悲凉的感怀，来自她对人类文明日渐衰丧的隐忧，也正是这一切构成了她的“身世之感”。背负着如此沉重的身世之感，她不能全然地忘情，“刺激性的享乐，如同浴缸里浅浅地放了水，坐在里面，热气上腾，也感到昏然的愉快，然而终究浅，就使躺下去，也没法淹没全身，思想复杂一点的人，再荒唐，也难求得整个的沉湎”。因此我们在《流言》里看到的又是一个浸透着怀疑精神的清醒的现代人形象。

我们看到张爱玲一面从平淡凡俗的日常生活中领受着欢悦，另一面又刻刻不能忘怀“思想背景中惘惘的威胁”。她对她姑姑常常挂在嘴边的“乱世”、“盛世”之说倍感亲切，以致“乱世”成了她自己的词汇，她不无悚然惊心地沉吟着：“这是乱世。”她不断地自问，眼前的一切是不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她亦不住提醒自己对这“一切都靠不住”的时代，“我应该有数”。时代动荡不安，文明极其脆弱，而现代人的生活则是慌促的--“他们只能在愚蠢中得到休息”。正是这种敏感，这种清醒的意识使得“荒凉”二字成为她最喜欢用的字眼，也正以此，西方人眼中的冒险家乐园，小市民白日梦中光怪陆离的上海，在她的笔下却于缤纷色彩中露出了黯淡破败。

享受生活的欢悦的亮色浴在了四周浓重的暗影里，机智、轻快的调子与压抑了的悲哀在《流言》中互相纠结着交替出现，即使是最轻松的话题，也时而不期然地泛出悲凉之音。我们于那个流连街市对生活中的一切充满好奇和喜悦的张爱玲之外，又经常看见一个高楼上独自凭栏、满怀惆怅，或是小室里孤灯独对、黯然神伤的张爱玲。甚至在炭火的暖意里我们也能感到一份难以排遣的寂寞：

到了晚上，我坐在火盆边，就要去睡觉了，把炭基子戳戳碎，可以有非常温暖的一刹那；炭屑发出很大的热气，星星红火，散布在高高下下的灰堆里，像山城的元夜，放的烟火，不由得使人想起唐宋的灯市的记载。可是我真可笑，用火钳夹住火杨梅似的红炭基，只是舍不得弄碎它。碎了之后，灿烂地大烧一下就没有了。虽然我马上就要去睡觉，再烧下去于我也无益，但还是非常地心痛。这一种吝惜，我倒是很喜欢的。

《流言》(9)

“心痛”、“吝惜”底里是伤世忧生。她说她“寄住在旧梦里，在旧梦里做着新梦”，然而她却是纷扰动荡的乱世里的一个醒着做梦的人。唯其醒着，对稍纵即逝的人生之乐才更有一份“吝惜”之情。

……远处飘来跳舞厅的音乐，女人尖细的喉咙唱着：“蔷薇蔷薇处处开！”偌大的上海，没有几家人点着灯，更显得夜的空旷。我房间里倒还没熄灯……丝绒败了色的边缘被灯光喷上了灰扑扑的淡金色，帘子在大风里蓬飘，街上急驶过一辆奇异的车，不知是不是捉强盗，“哗！哗！”锐叫，像轮船的汽笛，海船上的别离，命运性的决裂，冷到人心里去。“哗！哗！”渐渐远了。在这样的凶残的、大而破的夜晚，给它到处开起蔷薇花来，是不能想象的事，然而这女人还是细声细气很乐观地说是开着的。即使不过是绸绢的蔷薇，缀在帐顶、灯罩、帽沿、袖口、鞋尖、阳伞上，那幼小的圆满也有它的可亲可爱。

“凶残的，大而破的夜晚”与那“乐观”的、嗲而忸怩的歌声构成了讽刺性的对比，张爱玲的洞明世事的冷眼，她对于时代、人生的悲剧感使她不能接受，甚至不能容忍这样虚假造作的“乐观”，可是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的时代里，“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了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幼小的圆满”也是世人对生命的执著。张爱玲并没有让自己的讽刺发展到断然的否定，像她喜欢的胡琴的调子，远兜远转，还是回到了人间--唯其时代是仓促的，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那“幼小的圆满”才更显其无比的珍贵。

这也正是张爱玲的人生态度的写照，她时时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的悲哀、人生的残缺，同时又不放过在现实的脏、乱与忧伤当中随处发现、体味人生“可亲可爱”的那一面，从而并不陷入绝望。她从高楼的公寓里张看着人生，观照着芸芸众生的凡俗的生存方式，她在时代荒凉的背景下瞥见了人的盲目、狭隘、自私、可怜可笑，在她的散文里散落着大量的对于小市民白日梦和价值观的讽刺讥诮，然而她却认同着他们对于生存的依恋和执著。《流言》中的张爱玲最终定格于她对自己的一张相片的描述：

我立在阳台上，在黯蓝的月光里看那张照片，照片里的笑，似乎有藐视的意味--因为太感到兴趣的缘故，仿佛只有兴趣没有感情了，然而那注视里还是有对这世界难言的恋慕。

奇装炫人(1)

成名给张爱玲带来莫大的喜悦，若说人生安稳的时候多，飞扬的时候少，若说飞扬就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感觉，那现在正是张爱玲飞扬的时候，服装会向你透露她飞扬的喜悦。她的笔已是从容自如，她也要放纵一下自己的喜好，随心所欲地穿衣。她的笔潇潇洒洒、飘然不群，她的服装独出心裁、惊世骇俗。当时一家报刊上登过一张题作“钢笔与口红”的漫画，画的是文坛上最走红的女作家：潘柳黛身上盘曲着一条蛇，苏青一手挟书稿一手拎包行色匆匆，张爱玲却是身着一件古装的短袄，旁书一行字，道是“奇装炫人的张爱玲”，不言其他，单道她的衣装，足见给人留下的印象之深。她的文章众口传诵，她的衣着也成了上海滩上的热门话题。事隔数十年，说到张爱玲，当时与她有过接触的人提到她，不免就要说到她的奇装异服，而从她散文中了解她的人对她的服装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好奇心。比如记者采访王桢和时不忘追问张衣着的细节，《现代文学》的一帮年轻人见张前对她的衣着充满好奇，后来水晶在美国访张爱玲时对她的穿着也特别注意。

张爱玲自小对服饰就有一种难言的喜好。她各时期的梦想里都替衣饰留下了显著的位置。十二三岁时，她理想中的理想村里有盛大的时装表演；中学时代，她于梦想着“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发愿“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事实上她在更小的时候已经对漂亮的衣服入迷。她母亲因爱做衣服，曾经招来她父亲的讥嘲：“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她最初的回忆之一就是她母亲站在镜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而她在一旁仰脸观看，羡慕不已，发愿“八岁要梳爱司头，十岁要穿高跟鞋”，恨不能立时上长到可以梳妆打扮的年纪。父亲的嘲笑当然不会对她有影响，而爱衣饰本是女人天性，也不必由她母亲来传染。可是好不容易熬到长成少女，幼时的梦还是难圆。

上中学，正是花枝招展的年纪，偏赶上父母离异，她随了父亲，在继母的治下，小姐的身份忽然间变得暧昧不明。父亲自然不会操心女儿的衣着，她只能拣继母的剩货。事隔多年，张爱玲提到此事仍是心意难平：“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长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她周围的同学大多家境优裕，一个个都是公主似的人物，穿红着绿，把校园作了争奇斗艳的舞台；而她本是金枝玉叶，如今光看衣着，她直是个寒伧的小家碧玉。青春期里的人神经是赤裸的，他们不懂如何缓解自己的痛楚，只会夸大这痛楚，锐利到锥心刺骨。何况这是女校，一个地道的女人世界，衣饰是永不枯竭的话题。张爱玲不免自惭形秽。回想起中学的不愉快，她首先联想到的便是自己陈旧难看、不入时的衣衫。局外人很难想象此事带给她的刺激有多大--她不仅羞惭，而且“憎恶”，说是压抑的愤怒也不为过。50年代在香港张爱玲曾对朋友解释说：“我小时没有好衣服穿，后来有一阵子拼命穿得鲜艳，以致博得‘奇装异服’的‘美名’。穿过就算了，现在也不想了。”不过补偿心理似乎还是不能解释她那时的穿着何以大胆到出格的地步。

或许就因为这压抑，因为对这不快的过于分明的记忆，她念大学时得了两个奖学金，马上拿去做了一堆衣服。可惜我们无从知晓她在香港大学时期的装束，也不知道让她在上海大出风头的那些奇装中的某些是否就出在这堆衣服里。既然没人提起，我们宁可猜想她做的那些衣服还没有别致到出格的地步--虽说是随心所欲，她在穿着上的作风肯定不及后来的大胆。

成名给了她自信。假如过去做了件奇装她要自问，“这可穿得出去？”那现在她是真正的敢做敢穿，随心所欲了。上海人还没有修炼到见“怪”不怪的境界，对她过于奇特的时装不免啧啧有声，然而笑话由人笑话，她自率性而行--自信、胆量与名气是成正比的。《更衣记》结尾写一小孩子骑着车卖弄本领，双手脱把轻倩地飞掠而过，满街人那一刻充满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接着发议论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撒手”也便是飞扬的喜悦。张爱玲在处世方面并不是一个“不知眉高眼低”的人，但眼下正逢她“飞扬”的时日，她先就在衣饰上“撒手”了，这一撒手给文坛逸史添加了不少有趣的材料。

奇装炫人(2)

她为出版《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穿着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工。

她穿着奇装异服到苏青家里去，整条巷子为之轰动，她走在前面，后面就追满了看热闹的小孩子，一面追，一面叫。

某次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她穿一套前清老样子的绣花袄裤去道喜，满座宾客惊奇不已。

《倾城之恋》改编成话剧后将由大中剧团上演，柯灵介绍了剧团的主持人周剑云与张爱玲在一家餐馆见面，周剑云战前是明星剧团三巨头之一，社交场上见多识广，一见之下却被镇住，居然有几分拘谨--为她显赫的文名，也惊于她独标孤高的外表。

这都见于回忆文字，当时报刊上报道张爱玲的消息，也总要费些笔墨说说她的衣装，小报不用说，更是大加渲染。通常只有电影明星的衣着才是人们感兴趣的，而那一阵张爱玲风头之健，隐然更在其上。她创下了一个文坛之最--从来没有哪一位作家的服饰似这般耸人听闻。一入街谈巷议，毁誉并肩而来，多少年后也还是如此。称道的人追认那是“文化服装”，中西结合，古今并举，有古老文化的雅趣与韵味。鄙薄的人斥为洋场产物，好莱坞式的美国噱头，倘若再翻翻家谱，挂上李鸿章，则要幽默一句，说那些奇装是又一道杂烩。最愿花力气挖苦的，是一度与张爱玲有交情、后来翻了脸的潘柳黛。她一篇记上海女作家的文章说到张爱玲，几乎用了一半的篇幅来嘲笑她的奇装异服：

有一次我和苏青打电话和她约好，到她赫德路的公寓去看她，见她穿一件柠檬黄袒胸裸臂的晚礼服，浑身香气袭人，手镯项链，满头珠翠，使人一望而知她是在盛装打扮中。

我和苏青不禁为之一怔，问她是不是要上街？她说：“不是上街，是等朋友到家里来吃茶。”当时苏青与我的衣饰都很随便，相形之下，觉得很窘，怕她有什么重要客人要来，以为我们在场，也许不方便，便交换了一下眼色，非常识相地说：“既然你有朋友要来，我们就走了，改日来也是一样。”谁知张爱玲却慢条斯理地说：“我的朋友已经来了，就是你们俩呀！”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她的盛妆正是款待我们的，弄得我们两人感到更窘，好像一点不懂礼貌的野人一样。

还有一次相值，张爱玲忽然问我，“你找得到你祖母的衣裳找不到？”我说：“干吗？”她说：“你可以穿她的衣裳呀！”我说：“我穿她的衣裳，不是像穿寿衣一样吗？”她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

……她著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八世纪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国或太祖母，脸是年青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就是这一记，融会了古今中外的大噱头，她把自己先安排成一个传奇人物。

据说有人问过张爱玲，何以要做老奶奶式的打扮，她答道：“我既不是美女，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别人的注意？”不过究竟是推心置腹说的私房话，还是说俏皮话挡开外人的窥探，也就难说。

有了上面这些证据，我们大可施以漫画手法，说张爱玲为了出风头，不惜玩胆子瞎穿，正像笑话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