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若敢夏天穿棉袄，保准时髦。事实上张爱玲却是个眼光独到的服装鉴赏家。一篇《更衣记》，将清末以来服装的变迁从容道来，说得头头是道，且不论对时代气氛、社会心理的准确把握，就服装论服装，也令行家心折，害得如今许多时装杂志上的文章也要学她的路子。她说起服装一往情深、充满感觉，而她品评起来，也真是精细入微：

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案。买回家来，没交给裁缝之前我常常几次三番拿出来鉴赏：棕榈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初夏的池塘，水上结了一层绿膜，飘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应当填入《哀江南》的小令里；还有一件，题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阴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奇装炫人(3)

……有一种橄榄绿的暗色绸，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着风雷。还有一种丝质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飘着两朵茶碗大的梅花，铁钩银划，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边沿。

《金瓶梅》中有一段，写到家人媳妇宋蕙莲穿着大红袄，借了条紫裙子穿着，西门庆看着不顺眼，开箱子找了一匹蓝绸与她做裙子。读过《金瓶梅》的人都会记得蕙莲自缢身亡，但是恐怕谁也没有张爱玲那份细心--她从这闲闲一笔中发现了西门庆在服装上的鉴赏力。日常交往中，上至达官贵人、阔太太、千金小姐，下至仆佣丫环、舞女娼妓，衣履饰物都逃不过她的眼，哪怕是极细微之处。衣服于她不是不相干的行头，它是一个人性格、心境的延伸和投射，与人的言谈举止打成一片，造成整个的印象。难怪她写小说交待人物时总不忘精心描摹他们的装束--没有衣服的人是不完整的，女主人公当然更是如此。

新派小说家写人物的衣着往往粗针大线，只求达意，一半因为不感兴趣，一半也因为不精通。张爱玲在这上面却是决不肯将就马虎，她得的是《红楼梦》的真传，力求细致准确，而她的服装知识给了她本钱。假如将她小说、散文中描绘过的服饰搜罗过来，那就是一次相当规模的民国服装展览。

但是她对民国时期的时装并不倾心，她更眷恋的是古人衣着的“那种婉妙复杂的调和”：“色泽的调和，中国人新从西洋学到了‘对照’与‘和谐’两条规矩--用粗浅的看法，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两种绿越是只推板一点点，看了越使人不安。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刺激性。可是太直率的对照，大红大绿，就像圣诞树似的，缺少回味。”又说：“现代的中国人往往说从前的人不懂得配色。古人的对照不是绝对的，而是参差的对照，譬如说：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我们已经忘记了从前所知道的。”

她不止于鉴赏，也要一试身手。张爱玲的奇装异服都是她自己设计的，若是交给裁缝，任是如何奇特、怪异，也就有限。张爱玲对中国的时装业也有话说：巴黎的时装设计师领导服装潮流，“我们的裁缝是没有主意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仿佛想改改这现状（当然也是出名给了她自信），她一度谋划着要和好友炎樱一起替人设计服装--也许是她撺掇炎樱，也许是炎樱怂恿她--而且广告也在一家杂志上登出来了，上写：“炎樱姊妹与张爱玲合办炎樱时装设计，大衣、旗袍、背心、袄裤、西式衣裙。电约时间，电话三八一三五，下午三时至八时。”（原广告无标点。）未写地址，大约是家里作业，并无店面。没人知道这是一时兴起，还是当真有过周密的计划。找上门来的主顾多不多，她们设计出了什么样的服装，这些都不得而知。不过张爱玲的奇装异服在上海滩已成新闻，这形象生动的广告会不会令她那些可能的主顾望而却步？穿她那种格调的衣装走在稠人广众之间，真要有“挺身而出”的勇气。

要见识她的装扮，得到《流言》中去翻看她提供给读者的图画、照片。这里有一幅自画像，是正面的剪影，照例面无五官，视线自然被引向她的姿态装扮：画中人驻足而立，两手背在身后，像是拍照的姿势；齐膝的裙子，一件薄质料加了垫肩的衫子松松垂下，至胁间收进去，以致衣袂稍稍有些张开，一眼看去，你多半要猜画中人是个有几分羞怯的少女，而那装束也不过是较别致的都市仕女装。但是张爱玲对古人的衣装太迷恋了，她的趣味也引着她向旧时的服装找灵感。她最出名、最“经典”的发明是旗袍外面罩一件古式的夹袄。旗袍不稀罕，稀罕的是那夹袄、那搭配：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张爱玲对那大袄尤其满意，我们所能见到的张该时期的许多照片，穿的都是这种大袄。《流言》的封面人物（实为张爱玲的又一自画像）最引人注目的仍是这种大袄。所收三张照片下面将《传奇》再版前言中的一句话作了题词：“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但是照片上的人毫无喜意，光裸的墙壁、低垂的双目、木然的身形，再加上这件大袄，倒好像是面对着废墟，无端地让人想到世事沧桑。这与那着时装的剪影恰好映出张爱玲心境的两面：一个有童心的好奇，于现世生活中尽情享受；一个早熟早慧，悲天悯人，时时意识到那“惘惘的背景”，仿佛张见了未来的地老天荒。

奇装炫人(4)

以张爱玲的趣味，一般化的衣装当然让她看了不入眼。她对好友苏青的装着打扮就时常不以为然。后来她说她懂得苏青的观点了：“对于她，一件考究的衣服就是一件考究的衣服。于她自己，是得用；于众人，是表示她的身份地位，对于她立意要吸引的人，是吸引。”然则衣着对她自己意味着什么？套用她的格式，我们可以说，衣服对她不仅是衣服。于自己那是小规模的创造，是尽情的游戏，是生活的艺术，是艺术的生活；于众人，那是她个性、气质、心境的流露，是她希望制造的效果。尽管一再声称她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的衣着却拒人千里，划出与他们之间的适当距离。在社交场合，衣装又是她攻防的堑壕。她敏于思讷于言，不善交际，但是她的衣着让她“此时无声胜有声”，无言中亦自咄咄逼人。自信让她穿出惊世骇俗的服装，这服装也在增强她的自信。说到底，她的奇装异服是她为自己创造的一个贴身的环境。

衣饰似乎也是她心情、境遇的温度计，随着她命运的起伏而起变化。她的“飞扬”只有很短的时间，她“撒手”奇装异服也只限于上海沦陷的那段时间。抗战胜利后，她的处境艰难，避人耳目尚恐不及，她所设计的那些奇装自然收起不提。50年代她的熟人在香港见到她，发现她的穿着一如常人，一点没有特别的地方。（潘柳黛对此刻薄一句道：“想见她是引人注意的目的已经达到，不需要以奇装异服为号召了吧？”）60年代，王桢和等人见到的张爱玲，衣饰上也只是有限地别致了。

但是我们不必在她的服装语汇中寻绎微言大义，遍翻她的“更衣记”了，衣装毕竟只是衣装，处在狂喜之境的张爱玲还有更大的“撒手”之举。

三人行(1)

张爱玲性情孤僻，难于与人相处；张爱玲自我封闭，从不试图与人沟通；张爱玲虽因处在春风得意之时，作风有所改变，肯于抛头露面，然在许多场合的举措益发给人留下孤傲冷漠的印象……像前面那样把张爱玲描绘成一座孤岛之后，再来看她同炎樱、苏青的关系，我们虽不必感到大出意外的惊讶，总不免有几分好奇。这两个人的名字在《流言》及张的公开谈话中屡屡出现，而且每出现必伴以赞叹之词，或是流露出欣赏之意。遍搜《流言》，除了她姑姑之外，在为人、性情、见解上真正得她赞赏的，也仅此二人而已。炎樱是张爱玲在香港大学念书时的同学，后几乎成为张形影不离的朋友，直至张爱玲定居美国，二人仍时常在一起，她恐怕是与张相交最久、私交最好的一人。苏青则可以说是张的文友，沦陷时期与张在文坛上齐名，是现代文学史上应有一席之地的女作家，同行之中要数她与张最是气味相投，关系最为密切。因此这两人都值得多写几笔。

炎樱是位锡兰女子张爱玲称炎樱是锡兰女子，胡兰成《今生今世》中说她是印度人，有些介绍张的文章也说她是印度人，或者是从胡处来。不过炎樱当是混血儿，因张爱玲与她谈话说到杂种人云云，曾有一点担心自己说走了嘴的意思，见《双声》。，本名fatima，中文名字按音译叫做莫黛，“炎樱”是张爱玲为她取的名字。张爱玲在香港并无来往密切的亲朋故旧，港大三年，除了放假，她皆在校园中度过。终日与同学相处，不论交情深浅，总该有不少朋友，但她没有。她似乎是圈外之人，只是以她略显挑剔的冷眼把周围同学一一看了个透。独对炎樱她不以冷眼相向，反倒亲如手足。《烬余录》中将男男女女的同学都嘲讽挖苦惨了，轮到炎樱的却是好话：“同学中只有炎樱胆大，冒死上城去看电影--看的是五彩卡通--回宿舍后又独自在楼上洗澡，流弹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还在盆里从容地泼水唱歌，舍监听见歌声，大大地发怒了。她的不在乎仿佛是对众人的恐怖的一种讽嘲。”

张爱玲发奋攻书之余，偶亦出校门去看电影、逛街、买零食，做伴的往往就是炎樱。有时与熟人有些来往，两人也是一道。张爱玲小说中一些人物，如《连环套》中的霓喜、《沉香屑：第二炉香》的男主公罗杰，其原型就是与炎樱一同认识的。炎樱的家也在上海，所以放假回家两人也多是结伴而行。张爱玲敏感却不多愁，不哭则已，要哭就是号啕大哭。据说她只大哭过两回，其中的一回便是某次港大放暑假，炎樱没有等她就回了上海，她平时并不想家，这次不知怎么觉得落了单，倒在床上大哭大喊得不可开交。

炎樱与张爱玲有同好，两人都爱绘画，都喜欢服装，都善领略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在港大时她们就一起作画。张爱玲勾图，炎樱着色。张爱玲又为炎樱画过肖像，还颇得人赞赏，他们的一位俄国教授居然要出五元港币买下。两个人陶醉其中，全忘却身边的连天战火。事隔多时，张爱玲还记得一幅画里炎樱的用色，说那不同的蓝绿色令她想起“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两句诗。《传奇》初版的封面不知是何人设计，或者也征求过张本人的意见，所用蓝色与张联想到李商隐诗句的蓝绿色或者有几分接近。炎樱不是画家，没有画作发表，但是她为《传奇》设计的封面仍使我们有机会看到她的才华。《传奇》再版时用的封面就是炎樱起的稿，张爱玲说她“为那强有力的美丽的图案所震慑，心甘情愿地像描红一样地一笔一笔临摹了一遍。”《传奇》增订本的封面也是张爱玲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在桌边玩骨牌，旁有奶妈抱着小儿，安稳静谧有“古墓的清凉”，然而身后突有一面无五官、现代装扮、比例不对的人形出现，探身朝里张望，画外人的有似鬼魅与画中人的浑然不觉造成一种怔忡不安的气氛。这个封面较前面的那一张更见出色，构思巧妙，不落窠臼，与书的内容配合得天衣无缝。

三人行(2)

炎樱的画见出她的聪明才气，张爱玲也特别欣赏她的聪明。张爱玲自己的聪明常与她的冥想苦思分不开，炎樱则更有一种不假思索的急智，她的聪明以此也更多散落在脱口而出的俏皮话里。张爱玲觉得任其随意挥霍掉实在可惜，便记下一些在她看来是机趣天成的妙语，又描摹说那些话的环境，与读者共赏，《炎樱语录》、《双声》等就都是的。事实上，她常向炎樱身上找灵感，特别是一时找不到东西的时候--很可能也就是编辑索稿甚急之时，炎樱便被拉了来作题材，沦陷期最末的一段时间里的散文，除上举《双声》外，《我看苏青》、《吉利》、《气短情长及其它》等，也都写到炎樱，几乎是无炎樱不成篇。因为常与张爱玲同行同止，又常在张的散文中出现，她也成了文人圈中熟知的人物，像诗人路易士（即后来的纪弦），便也以她为题材写过文章。

炎樱不谙中文，中国话说不了几句，汉字也识不得几个，但她对中国人的生活、中国的艺术充满了好奇，比如，她跑去听苏州故事（张爱玲告诉她是苏州评弹），居然也听得津津有味。因为是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长大的，她觉得中国的种种事物特别有趣，也有更多的讶异。这些地方，当她与张爱玲谈论着的时候，对张必有所触发，张爱玲对中国人生活的张看，里面有些或者借重了炎樱好奇的眼光，至少我们可以想象她须时常向炎樱解说她所不明了的中国人的生活和艺术，并且要对付炎樱刨根究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