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而这同时就是对自己的认识的澄清。

炎樱也想当作家，曾将自己的随感和身边趣事写下来。不会中文不要紧，张爱玲欣然效劳，将炎樱的好几篇小文《死歌》、《女装、女色》、《浪子与善女人》等从英文译过来，替她在《天地》、《苦竹》等杂志上发表。文中少不了要提到张爱玲，可以让人想起当时她们在一起的情形。比如《浪子与善女人》中写到张爱玲成名后，她们上街变得招人耳目了，在街上走着，就有一群小女学生跟在后面唱着：“张爱玲!张爱玲!”大一点的女孩子也回过头来打量，有一次更有一个外国绅士尾随其后，慌张叽喳着，状甚可怜，原来是嗫嚅着要请张爱玲在他的杂志上签名，炎樱简直当是个乞丐，差点要掏零钱闹出笑话。更有趣的是下面的一段慨叹：“从前有许多疯狂的事现在都不便做了，譬如我们喜欢某一个店的栗子粉蛋糕，一个店的奶油松饼，另一家的咖啡，就不能买了糕和饼带到咖啡店去吃，因为要被认出，我们也不愿人家想着我们是太古怪或是这么小气地逃避捐税，所以至多只能吃着蛋糕，幻想着饼和咖啡；然后吃着饼，回忆到蛋糕，做着咖啡的梦；最后一面啜着咖啡，一面冥想着糕与饼。”炎樱：《浪子与善女人》，载《杂志》，1945年7月，93页。炎樱的文章不事雕饰，不讲究章法，轻松俏皮，如闻其声，有时就像女学生快嘴快舌，在抢着说话，前言未毕，后语又至。有些地方，因为与张爱玲情味相投，所写常常可能就是二人闲谈的话题，又因是张的翻译，感觉、文风笔致，都有张爱玲散文的影子，比如这一段：“有一张留声机片你有没有听见过，渡边x子唱的‘支那之夜’。是女人的性质的最好的表现，美丽的、诱惑性的，甚至于奸恶，却又慷慨到不可理喻。火星的居民如果想知道地上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只要把这张唱片奏给他们听，就是最流畅的解释。那歌声是这样热烘烘的暖肚的，又是深刻的、有利爪抓人的，像女人天生的机灵，同时又很大量，自我牺牲到惹厌的程度。”炎樱：《浪子与善女人》，载《杂志》，1945年7月，93页。因为见解、趣味太合拍了，她谈服饰，谈艺术，谈女人，竟可视为张爱玲的补充，像《无花果》里“中国女人在男子大众的眼光里是完结得特别快”，驳将女人形容为花的比喻，称她见到的女人多是无花果，“花与果同时绽开了，果实精神饱满，果实里的花却是压缩的，扭曲的，都认不出是花了”之类的议论，都闻得见张爱玲的气息。

三人行(3)

张爱玲喜在人前说炎樱的好话，知道亲近的人如姑姑、胡兰成也喜欢她，她便很高兴。炎樱自然与张爱玲亲近，而且不用说也极佩服张的才华。她因语言关系读不了张爱玲的作品，但其中情节人物张肯定都对她说过。因为张爱玲朋友圈子中唯她一人是过去的交情，她似乎是张最忠实的捍卫者。张在公开场合露面，她几乎次次都很乐意地随了去“保驾”、捧场。纳凉会上，先是众人围着李香兰提问，李香兰俨然主角，似是很有风头。后有人向张问一问题，张尚在思索，炎樱立时替她抢场子，声音响亮地插上一句“旁白”道：“可以听得见她的脑筋在轧轧转动”，言毕又用手做出摇开麦拉的架式。又有一次是在《传奇》座谈会上，与会者赞美之余多说张的作品整篇不如局部，单个的句子又更见其好。炎樱又替张辩道：“她的作品像一条流水，是无可分的，应该从整个来看，不过读的人是一勺一勺的吸收而已。”这也许是张爱玲想说而在这场合不便说的话，炎樱直可说是她的代言人了。

事实上从性格上讲，张爱玲与炎樱完全是两种人。炎樱有一次突发奇想，撺掇张爱玲两人一起制新衣装，各人衣服前面都写一句联语，走在街上碰了面会合在一起，忽然上下联成了对--她们两人的性格也有这种相映成趣的互补之妙（炎樱曾戏称她们两人在一起是“很合理想的滑稽搭档”）。张爱玲冷漠好静好独处，炎樱却是热情好动好热闹。张敏于思讷于言，炎樱则虽张说她“俏皮话之外还另有使人吃惊的思想”，却滔滔不绝说上许多理论，结果只像一阵风来去得无影无踪，好似是智力的游戏。张的矜持也恰与炎樱的毫无心机相对。后者的大说大笑，口无遮拦多少有几分像《红楼梦》中的史湘云。她曾将西方的一句谚语“两个头总比一个好”（意谓两个人比一个人更聪明）篡改作“两个头总比一个头好--在枕头上”，而且这句话是写在作文里，而且看卷子的教授是教堂里的神父。张爱玲戏说：“她这种大胆，任何以大胆著名的作家恐怕也望尘莫及。”

虽说性格判若霄壤，张爱玲却喜与炎樱相伴。她曾说她不喜小孩，但她却喜欢炎樱的孩子气。她们一起谈天说地，从东西文化一直谈到男女私情、妒忌，谈到衣饰，谈到圣诞会上的游戏，相熟的某一个人；她们一起忙《流言》的出版，为选用哪几张照片商议来商议去；她们一起买鞋、做衣服，一起筹划搞时装设计；她们一起逛商店，泡咖啡馆，吃冰淇淋，一起为谁该付多少钱锱铢必较地争来争去……在一起总是兴兴头头。甚至炎樱买东西时硬要抹掉零头，与卖主讨价还价，张爱玲也觉得开心有趣。胡兰成说他们三人在一处时但觉他的笨拙多余，由此也可想见二人到一处有似女学生的聚首，自顾自笑谈不了，将他人晾在一边。

也许炎樱之于张爱玲，比张爱玲之于炎樱更重要。唯有和炎樱在一处时，张爱玲与她自己年龄相称的那一面才得以更充分地显露出来。她们即使谈严重的话题也可以做到轻松，而张爱玲的文章每写及炎樱，笔调也便轻松起来。在炎樱面前，她也许是最放松的，没有了她一贯的矜持：也许是因为炎樱的性情，也许是因为她们相识时毕竟只有十七八岁，总之与炎樱在一起时张爱玲似乎更容易回到，或者说是领略到一种少女的心境、少女的情怀。

如果说同炎樱在一起张爱玲面对的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的世界，那么和苏青在一起，她则进入到一个更带世俗气然而也更有人生酸甜苦辣滋味的女人世界。

苏青原名冯和仪，浙江宁波人，比张爱玲大四岁。苏青大学未毕业就承父母之命结了婚，婚后生活颇不顺心，苦闷中遂寄情于写作。她的第一篇文章《产女》投给林语堂系的刊物《论语》，编者将其更名为《生儿育女》，很快在1935年的4月号上登了出来。其后她一发不收，接连写了《我国的女子教育》、《现代母性》、《论女子的交友》、《论离婚》等文章，成为《论语》的撰稿人之一。她的文章多是从自身经历去探讨妇女的命运、权利和义务，文风直白泼辣，不事雕琢，令人感到她是有动于衷，不吐不快。

三人行(4)

她丈夫的大男子主义使他不容妻子红杏出墙，即使是文字也罢。苏青也感到忍无可忍，不再坐而论道，真的与丈夫离了婚。

苏青在文坛上出道要比张爱玲早好几年，但她变得大红大紫，人人皆知，却是在上海沦陷以后，“苏青”这个笔名也是这时候起用的，此前她一直署的是本名。在读者当中，她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其内容基本上都是她的亲身经历，于夫妇纠葛、姑嫂勃谿、婆媳矛盾之外，也写到性的苦闷，按当时的水准称得上大胆，结果也就如张爱玲所说：“许多人，本来对文艺不感兴趣的，也要买一本《结婚十年》看看里面可有大段的性描写。”抗战胜利后，有报章杂志给苏青加了顶“性贩子”的大帽，这本书就是主要的罪证之一，然而此书反而因此名气更大，到1948年年底，《结婚十年》已出到十八版。

在文人圈子里，苏青出名更倚仗她的散文和她创办的一份杂志--《天地》。或许是受到成名的鼓舞，或许是周围有一帮人喝彩捧场，她在沦陷时期的文章与前相比更是直白无隐，言人所不敢言、不愿言，虽然仍不失其严肃，但有时也就有几分是在卖弄胆子。她曾将孔子的一句名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重新断作“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虽然不过是重复“食色，性也”的意思，但因专讲女人，又从女人口中说出，似乎大可演绎成女人离不得汉子，女人心里就想着汉子之类，于是一班名士派文人不禁眉飞色舞，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实际上苏青此语不过道出女人对男人之“爱恨情结”，又兼有几分恨女人自家不争气的意思，但到了一班文人口里，便徒有谐谑乃至轻薄之意。

最初使苏青扬名上海的杂志是《古今》，因《古今》编者实为《论语》的班底，而苏青算得上是《论语》旧人，故也成为《古今》的撰稿人，她也许是该杂志最为器重的女作家，是经常为其撰稿的唯一女性。朱朴搞所谓“朴园雅集”，与会的女性只有她一个。但苏青不是张爱玲，她喜欢社会活动，不满足单是投稿，终在1943年自己办了“散文小说月刊”《天地》。当时社会上风传苏青能办起这份杂志，是凭借了周佛海、陈公博的支持之力。又传她是陈公博的情妇：她曾在伪上海市政府做职员，其时陈公博正兼着伪上海市长，她遂成为陈的“女秘书”之一云云。战时纸张紧张，“陈设法配给她很多白报纸，作家坐在满载白报纸的卡车上招摇过市，顾盼自喜，文化界一时传为笑谈”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120页。。这段“艳史”是否属实无关宏旨，但周佛海、陈公博对苏青很赏识却是无疑的。苏青可以出入这些贵人的官邸，周、陈及周的老婆周杨淑慧、儿子周幼海均有文字在《天地》上发表。而《天地》办得也很是热闹风光。令我们感兴趣的则是以下两点：张爱玲的散文多刊登于此，而且她为该杂志出的力还不止于此；胡兰成最初知道有个张爱玲，就是因为读了登在上面的《封锁》。

张爱玲成名后，上海文坛上似乎形成了苏张并称的局面。搞批评的人谈到张爱玲，时常顺笔就写到苏青；写苏青，时常不免就提到张爱玲，专门研究女作家的谭正璧更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苏青与张爱玲》。她们两人的相似处与相异处同样明显，都是大名鼎鼎，又私交甚笃，正是比较的好话题，所以两个名字往往捉对在报刊上出现。

苏青的大胆感言、毫无忌惮，常令一般女人要避她三分，而她似乎也对女人表示不耐，女作家中也没有什么人令她佩服，更多的时候她倒是乐于同男人为伍。但她对张爱玲却是另眼相看，虽说她出名更早，虽说文人相轻，出了名的女作家更易相妒，她却是不存芥蒂，无保留地称道张的才华。《传奇》座谈会上她言道：“张女士真可以说是一个‘仙才’了，我最钦佩她，并不是瞎捧。”她的《天地》也是张爱玲径可视做自己的园地的，编者例言中常有对她作品的特别推荐。

三人行(5)

张爱玲恃才傲物，一般女作家根本不放在眼中，独对苏青肯于抬举：“如果必须把女作家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张爱玲又是脾气古怪、不能容人的，苏青的要强与直来直去使她很容易开罪人，张却肯对她行谦让之道：“在日常生活中碰见他们（指形形色色的人），因为我的幼稚无能，我知道我同他们混在一起，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如果必须有接触，也是斤斤计较，没有一点容让，必要个恩怨分明。但是像苏青，即使她有什么地方开罪我，我也不会记恨的。”这也不光是说说而已，她和苏青对谈，苏青总是抢话说，而她竟肯于附和。

在女作家座谈会上，这许多的女作家当中，就是她们两人惺惺相惜、厮抬厮敬。写作上两人似乎也有一种默契，有时就像是在唱和。张爱玲有《我看苏青》，苏青投桃报李，还一篇《我看张爱玲》。张爱玲写过一篇《自己的文章》，苏青也有一篇同题的随笔。张爱玲要为形形色色的女人画像，曾打算写一组人物素描，集成“列女传”，苏青有同样的念头，要写“女像陈列所”，仅写成的一篇又有张爱玲配的图。

一份《天地》是她们文字之交的纽带。潘柳黛曾说，“张爱玲的被发掘，是苏青办《天地》月刊的时候，她投了一篇稿子给苏青。苏青一见此人文笔不凡，于是便函约晤谈，从此变成了朋友，而且把她拉进文坛，大力推荐，以为得力的左右手。”潘柳黛：《记上海几位女作家》，转引自杨翼（编）：《奇女子张爱玲》，24页。其实张在《天地》露面之前已发表了她最著名的几篇小说，正不必等苏青来发掘，而张肯降尊纡贵，充苏青的“左右手”，当然也是笑话。不过张爱玲倒一直是《天地》的台柱子。《天地》共出二十一期，张爱玲无作的只有三期。她又还为这个杂志专门设计过封面，后面几期直至终刊一直用着。苏青最初给张的索稿信，一开头就写“叨在同性”，张说她看了总要笑，大约从中可见苏青其人，也喜欢这样的人。当然好感可能在此前她们彼此看到对方的文章时就已经存在了。

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