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玲与苏青的关系不像炎樱，她和炎樱常来常往，与苏青则实际上很少见面，她们的交情似也不在女人间特有的“推心置腹”或“私房话”。苏青的一些消息和苦衷，张爱玲反倒常是从别人口中得知，或是从她的文章中看到。但身为女人，又同是希望把住“生活基本情趣”的，自然也有女人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内容。某次苏青做一件黑呢大衣，张爱玲和炎樱就跟了去当参谋。她在《我看苏青》中很传神地记下当时的情形：

……炎樱说：“线条简单的于她最相宜。”把大衣的翻领首先去掉，装饰性的裥也去掉，方形的大口袋也去掉，肩头过度的垫高也减掉。最后，前面的一排大纽扣也要去掉，改装暗扣。苏青渐渐不以为然了，用商量的口吻说道：“我想……纽扣总要的吧?人家都有的!没有好像有点滑稽。”

张爱玲的衣装总是标新立异、独出心裁的，对苏青衣着随了街面上的时髦走，单讲派头、考究，自然不以为然。其实二人的歧异又何止这一端?她以《我看苏青》为苏青画像，勾出的轮廓正见出她与苏青的不同。且看她对苏青的描述：

她是眼高手低的。

即使在她的写作里，她也没有过人的理性。她的理性不过是常识--虽然常识也正是难得的东西。

苏青在理论上往往跳不出流行思想的圈子，可是以苏青来提倡距离，本来就是笑话，因为她是那样一个兴兴轰轰火烧似的人，她没法子伸伸缩缩、寸步留心的。

她又有她天真的一方面，很容易把人想得非常崇高，然后很快地又发现他的卑劣之点，一次又一次，憧憬破灭了。

张爱玲不会塌了架子去敷衍着写捧场文章，她这些话都说的极实在也极有分寸。而把这些话题颠倒一下，就可用到她自己身上去：张爱玲手不低，但眼是高的；张爱玲富于理性，思想不为流行见解所缚；张爱玲与人与事总是留着距离；张爱玲不会心血来潮，她总是能冷眼看人的。

三人行(6)

就仗着眼高与距离，她敢说她能“纯粹以写小说的态度加以推测”苏青，而“我喜欢她超过她喜欢我，是因为我知道她比较深的缘故”。“我知道她比较深”言下之意即“我对她的了解超过她对我的了解”，或者是“我之能懂得她，更甚于她之懂得自己”。你能看透别人而别人吃不准你--与苏青这样的人交往，张爱玲是有一种安全感的。

文如其人，苏张二人的文风也是大异其趣。虽然同为作家，关系又非同一般，应有相互影响一说，但她们尽管在内容上时有呼应交叉，风格上却是各不相犯。张爱玲的蕴藉、含蓄给人印象之深，一如苏青的直白、泼辣。最主要的还是在与读者的关系上，苏青是直来直去，无甚保留，张爱玲则始终保持适当距离，即使在散文里，“私语”、“童言无忌”之外还有游戏三昧。张的为文之“道”且按下不表。苏青基本上是没有“第二自我”的，在创作中也不耐烦为自己找个替身，写散文固不必说，就是写小说，她也爱用第一人称，素材不做什么伪装就塞进小说里，而且这素材全来自她的亲身经历，她书中的人物无一例外全是她自己。

虽然性情不同，处世方式各异，文章路数大相径庭，张爱玲对苏青仍怀有好感。她说她与苏青谈话，到后来常有点恋恋不舍。这也并非故作姿态的虚语。因为她常在苏青那里看到和得到她所匮乏的东西。她的矜持是否有时也使她“生活得轻描淡写，与生命之间也有了距离”?她的怕受伤害、易受伤害是否使她有时候转过头来羡慕苏青感情上屡屡受挫却依然能全身心投入的“健康的底子”?她把种种自己尚未经历过的事事先就想清楚了，是否生活也因此而成了“第二轮的”?所以我们宁说张爱玲对苏青是既感到优越，又不无恋恋。一方面，以她的聪明，她当然明白她的判断力比苏青高明，知人论世更有见地；另一方面“人是不能多想的”，多想万事皆悲，高明的结果经常是“高处不胜寒”，那优越守着也就有些心虚。情与理的平衡悬于一发，过犹不及。所以张爱玲要恋恋于苏青让她感到的暖意：苏青凭常识看人、行事，与物质生活同一--用张的话说，苏青对于她“就象征着物质生活”，而物质生活是现世的、常识的、安稳的、实实在在的。

但是张爱玲与苏青的投合也不仅仅是出于性情上的互补，她们毕竟还有许多看法上的一致。张在女作家座谈会上称近代的女作家中她最喜欢苏青，“踏实地把握住生活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洁的表现方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女作家座谈会》，《杂志》，1944年4月。。又说她们“都是非常明显地有着世俗的进取心”。“伟大的单纯”正来自对生活情趣的把握，来自“世俗的进取心”。革命、理想、罗曼蒂克的爱情，这些都是超世俗的，世俗的则是名、利两端，身为女人，她们的进取心又可解释为，她们想得到普通妇女希望得到的那些东西。这就是她们的现世关怀，这也就是她们基本的取材范围：婚姻、爱情、家庭、女人的挫折、女人的处境--一个充满女性气息的世界。张爱玲的经历限制她把重心放在婚前的女人，苏青结过婚又离了婚，将更多的笔墨用去写女人为妻子、为母亲的甘苦。以女性生活的历程和天地看，她们的创作倒又是相互衔接、补充的（虽然《结婚十年》的素材若让张爱玲来写必定另是一个面目）。她们牢守女性本位，常是非常自觉地从女性的立场去看社会，看人生，而亦时常返顾自身，说她们有一种女人情结也不为过。

就因为看中两人的默契之处，知道她们对女性处境的关怀，当然也是因为张爱玲、苏青这两个名字的号召力，《杂志》的记者为她们搞了一次对谈。这次对谈是一天下午在张爱玲的寓所里进行的，过后记者将谈话内容整理出来，登在1945年3月号的《杂志》上，题作《苏青张爱玲对谈记--关于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为求醒豁，记者分节分段，加上了如下一些小标题：“职业妇女的苦闷”、“用丈夫的钱是一种快乐”、“职业女性的威胁--丈夫被人夺去”、“科学育儿法”、“母亲的感情”、“被抑屈的快活”、“女人最怕‘失嫁’”、“大家庭与小家庭”、“同居问题”、“谁是标准丈夫”。

三人行(7)

将谈话的内容一一复述未免小题大做，因为记者的提问常是具体琐碎，而苏、张二人的回答也是顺水推舟，随意漫谈，不似为文时那样经意和深入。但是写文章做不到这样直白而及于细微--尤其是张爱玲，而在这里，即使从小标题我们也能更具体地察知“世俗的进取心”、“生活情趣”的一些基本的方面，同时这些标题本身已经明确地向我们透露了她们的态度，即接受、认同女人的性别角色和社会角色。

新文化运动以后，个性解放、人道主义成为知识界的主流，妇女解放当然是其重要的方面，贞操、女子就业、离婚、妇女的社会地位等问题都曾是激起热烈讨论的话题。作家常是社会感应的神经，女作家身在局中，更有不可不言者。冰心、绿漪、凌淑华、沅君、丁玲、白薇等人，或颂扬女性的伟大，或描摹女子的心态、处境，或抒发受歧视、被压迫的愤懑，总之或隐或显、或浓或淡，皆含着女性觉醒的题旨。二三十年代在侪辈中领风骚的冰心、丁玲恰好也代表着女性觉醒的两种路向。当时就有人给二人分别冠以“闺秀派”和“新女性”的头衔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收入黄人影（编）：《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上海光华书局，1933。，其间的分别在于：前者并不跳出礼教之外，在既成规范以内张扬女性精神的伟大崇高，后者则与男权中心的社会正面对抗，要成为像男子一样的强者；前者接受性别角色而加以神化，后者则挣扎着要摆脱这一角色取得与男子一样的社会身份。

张爱玲对这两种取向都不能接受。“女作家座谈会”上被问及喜爱的女作家时她说道：“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说的是创作风格，然结合她对苏青的赞赏来看，里面也含着对妇女问题的见解和对于女性角色的判断。她不愿对了母爱的祭坛顶礼膜拜：“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做儿子而不做母亲的男人，而女人，如果也标榜母爱的话，那是她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男人只尊敬她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浑身是母亲了。”其他对于女性的神话她也一概看破：“‘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的美女，世俗所供奉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的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大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女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这些议论尖刻犀利，见出她清醒自觉的女性意识，简直是标准的女权主义姿态。但是她又绝对讨厌西方人称做“蓝袜子”的那一型的女人。苏青有次说她看看自己房里的东西都是她自己所置，但并不觉得有何自豪，细想回头倒有几分伤心。张爱玲对此大表赞同和理解，那些梗着脖子称自己如何自立的女人，她只觉那是负气。她称她“不喜欢男性化的女人”，而且在她看来，那些从《娜拉》学会了“出走”的人往往不过是自己向自己戏剧化地扮了一个“苍凉的手势”。

不管是对女性神话的不耐，还是对负气姿态的不屑，里面都有一种不肯自欺的理性精神。她对“男性化女人”的拒绝说明她接受女性的角色，但她并不以为要把女性抬上神的宝座是接受的条件，她有她自己对女人性别角色的理解和把握：“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跃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又说：“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

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认知。另一方面她须面对的是女性在社会中的现实处境。身为女人，她时时感到这是一个男人中心的社会，像上面引述过的文字表明的那样，她一语道破对母爱的膜拜后面藏着的男性话语，在《借银灯》一文中她亦看破所谓“妇德”，实质上乃是“怎样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面前，愉快地尊行一夫一妻主义”；现实中女人的命运则更令她“悲怆”：“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然则如何既坚持了女性传统的权利，又能摆脱加于女性身上的非人性?张爱玲不会开药方，也不相信有什么简单的又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和苏青谈妇女问题，她持的是极其务实的态度，比如关于妇女走出家庭寻找职业，似乎是“解放”的一条途径了，她赞成妇女走出去，可是她的理由却是很实际的：“常常看到一种太太，没有脑筋，也没有吸引力，又不讲究打扮。因为自己觉得很牢靠，用不着费神去抓住她的丈夫。和这样的的女人比起来，还是在外面跑跑的职业女性要可爱一点，和社会上接触得多了，时时刻刻警醒着，对于服饰和待人接物的方法，自然要注意些，不说别的，单是谈话的资料也要多些，有兴趣些。”谈到女人的早婚，她说道：“早婚我不一定反对。有些女人，没有什么长处，年纪再大些也不会增加她的才能见识的，而且也并不美，不过年轻的时候也有她的一种新鲜可爱，那样的女人还是赶早嫁了的好，因为年轻，她有较多的机会适应环境，跟着她丈夫的生活情形而发展。”这些议论的前提似乎是接受男性中心的事实了，但是对于张爱玲，断然的理论是空洞的，关键是如何就近求得实在的幸福。即此而论，重要的就是各人的自处之道了。

三人行(8)

事实上，她与苏青对谈之时，她自己正结结实实地碰触着普通女人感到困扰的、往往构成了女性生活的中心的那个问题--恋爱、婚姻。那么，她何以自处?“撒手”以下三章的材料多取自胡兰成的自传《今生今世》。文如其人，此书虽写于晚年，应是“不惑”、“知命”之作，而仍大言不惭，沾沾自得之意随处可见。书中《民国女子》等章详写与张的关系，虽然裁剪、渲染，有刻意制造佳话之嫌，亦且不脱自我标榜之意，但以他的为人行事及张的性情判断，书中所述及张爱玲的部分大体可信，笔者所为是对这些材料做出自己的理解。以下凡从该书引录者不再一一注明，读者度上下文之意当可知何者出诸胡书。

“撒手”(1)

张爱玲与苏青对谈时，记者还曾问到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依照女人的观点，标准丈夫的条件怎样?”苏青不假思索，从第一直数到第五，第五条是“年龄应比女方大五岁至十岁”。张爱玲不作具体回答，声称她不要框框，独对苏青的第五条她是附议的，而且以为男方的岁数还可加码：“我一直想着，男子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我总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