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应当有经验一点。”她是否真的“一直”这么想，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张爱玲当时正品味着婚恋带来的欢欣爱悦，而那位令她深陷情网的丈夫恰好比她大了十几岁。那么此话是“夫子自道”，是经验之谈吗?她当时沉溺其中--这也许是她一生中最浪漫的一次“飞扬”，最大胆的一次“撒手”，她也许真的忘记了或者是不愿去想未来“惘惘的威胁”，即使她想了，想遍了各种各样的可能，她也未必会想到，这段恋情竟会以那样的方式收场。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台湾畅销作家三毛以张的这段恋情为素材写成了电影剧本《滚滚红尘》，很快搬上了银幕，张爱玲再度成为一个传奇性的人物。贵族的出身、非凡的才华、怪僻的性情，加上这段很快夭折的恋情，构成了世人心目中的张爱玲传奇，而不幸的婚恋无疑被当做了这传奇中最富于戏剧色彩的部分。作为张爱玲的崇拜者，作为一个愿意相信感情至上的女子，三毛也许愿意相信，即便结局归于苍凉，这恋情也是生命中真正的华彩乐章。电影里的传奇加进了三毛的想象--那是她的一种诠释。换了张爱玲，即使里面有传奇的成分，她亦将以她清洁的理性将奇归于不奇。但是，尽管人物被笨拙地敷上了公式化的理想色彩，人们仍然知道而且对他们的原型感兴趣，他们知道女主人公写的是张爱玲，而那个叫做章能才的男主人公就是胡兰成。

胡兰成生于1906年，浙江嵊县人，家在离县城几十里的下北乡胡村。幼时随母亲过活，家境贫寒，然他读书聪明，是个乡间才子。小学毕业后到杭州蕙兰中学念书，二年级时考取杭州邮务局邮务生，三个月后因与局长作对被开除。二十一岁赴北平，在燕京大学副校长室做抄写文书工作，又旁听该校的课程。北伐时回到家乡，先后在杭州中山英文专修学校、萧山湘湖师范学校任教。这以后南下广西，辗转南宁、百色、柳州等地，当了五年中学教员。

但胡兰成显然不能安于教书生涯，他对政治、时局皆有兴趣，且以雄才大略自负。1936年两广事件发生，兵谏中央政府抗日。他受第七军军长廖磊之聘兼办《柳州日报》，即在报上鼓吹“发动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开创新朝的气运结合，不可利用为地方军人对中央相争，相妥协的手段”，引人注目。事件平息后曾因此在桂林受到第四集团军（桂系）司令部的军法审判，被监禁了三十三天，后白崇禧送了他500元钱，算是礼送出境。

胡兰成虽因文字惹祸，却也因此引起各方的注意，有汪派背景的《中华日报》邀他撰稿，他的几篇政论发表后又受到日本刊物的青睐，当即译载，他亦因此更被《中华日报》器重，曾邀他出任总主笔。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胡被调到香港《南华日报》当总主笔，用“流沙”的笔名写社论，同时又供职实为汪派机构的“蔚蓝书店”，每月为其写一篇报告。此时胡兰成写政论文章已颇有名气，俨然是个知名的政论家。汪精卫有意栽培他做自家的笔杆子，曾派亲信慰问他，后陈璧君到香港亦与他见面，将他的薪水由60元港币加到360元港币，另给2000元机密费。这以后汪精卫搞所谓和平运动，胡自然地成了入幕之宾，而且是骨干分子。

和平运动初起时，实际的活动还止于宣传鼓吹造声势，弄笔杆子的胡兰成成了要角。《中华日报》成立社论委员会，决定宣传方针大计，该委员会主席是汪精卫，总主笔胡兰成，撰述则有周佛海、陶希圣、林柏生、梅思平、李圣五等人，胡在回忆录中开出这张名单，俨然他只在一人之下，而在众人之上了。汪政府成立，他先后有过中央委员、宣传部次长、行政院法治局局长等头衔，又在一段时间里当过汪精卫的机密秘书，常向汪精卫进言，而汪亦时常问计于他，故他又是“公馆派”（与周佛海派相对）的一分子。

“撒手”(2)

胡兰成以一介布衣，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由一个普通的中学教书匠居然爬上政府大员的高位，出入民国元老汪精卫的公馆，真可说是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了。甚至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交上这样的好运，事过多年他说起“和平运动时位居第五”犹透出得意之情。胡兰成骨子里是个旧式的中国文人，满脑子进退出处、江山新朝、布衣卿相之思。他在柳州撰写政论就有秀才纵论天下事的派头，那时还无人拔识，而今一朝得道，便颇以新朝人物自许。旧文人入世的最大抱负是治国平天下，一个个又都自以为是文韬武略安邦定国之才。才略要“货与帝王家”，无人赏识就是“不才明主弃”。不论是在治世里“学而优则仕”，还是在乱世里充幕僚、当师爷，建功立业的关键在遇到一位明主。胡兰成自认遇到了一位“明主”--汪精卫，汪精卫称他“兰成先生”，殷殷垂询，岂不是待以卿相之礼了?他由议政而参政，由幕僚而智囊、心腹、入幕这条道走得顺当，比起来，他在汪公馆里的地位或者还要在蒋介石身边的“文胆”陈布雷之上。胡兰成自言他曾相信过共产主义，但他真正相信的还是“明主”，相信他这样的“能臣”治世，相信成则王败则寇。所以此时他不能不受宠若惊，不能不感到踌躇满志、意气扬扬。

虽然他知道日本人卵翼下的傀儡政府实在算不得“新朝”，但他何曾这般风光?况且以他的狂妄自负，似乎只要汪精卫对他言听计从，虽是危难之局也可扭转乾坤，开出“新朝”的。但是胡兰成很快又失意了。

和平运动到组成“政府”，一个大摊子渐渐铺开来，舞笔杆造舆论已非首要之事了，又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冒出来，胡的位子往后靠了许多；在尔虞我诈的权力倾轧中，文人又毕竟是文人，不是实权人物的对手，加上他的狂妄自大、自说自话常惹得“故主”汪精卫不喜，到1943年下半年时他已被晾到了一边。但是胡不甘寂寞，还是舞文弄墨论天下事，或是为了日后证明他的见识，或是再因此而令新主赏识。通过日本使馆的官员清水、池田笃纪，他又和日本政界军界的少壮派人物接触频频，其文章也译成日文发表，在日人中造成颇大的影响。这文章与汪政府的口径不一，而此时汪政府与日本人之间正矛盾重重，一时不知此文有何背景，如临大敌，将胡兰成抓了起来，胡甚至以为命将不保，后因日本军人出面施压，终获释放。

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恰在胡获释以后不久。

事实上在被捕之前，胡兰成已知张爱玲其人。《天地》创刊后，因胡是有名的文人，而且不仅是文人，还是要人，苏青大约也想请他写稿，故每期都给他寄上。胡兰成平日不大看报章杂志，现在失意赋闲，不再涉足官场，也便拿了《天地》消遣。他对杂志主持人苏青的文笔颇为欣赏，说是“女娘笔下这样落落大方，倒是难为她”，也仅此而已。不过看第二期《天地》《今生今世》中胡兰成说他在创刊号上读到《封锁》，又称他在第2期上见到张的另一文章及照片，显然都是误记。，翻到一篇《封锁》，署名张爱玲，他原本是躺在藤椅上看的，看这一篇却是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就坐直起来，而且居然细细读完一遍之后又从头再读一遍。过后犹觉不足，又让画家朋友胡金人看。

意下未足是读其文还想知其人，他便写了一封信去问苏青，苏青回信告诉他作者是个女子。也不知信中有无更详的介绍，反正胡接信的感觉是“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后面几期《天地》来，上面除张的散文《公寓生活记趣》、《道路以目》之外，还登了张的照片。有照片，散文又不比小说，是写实，胡兰成感到“这就是真的了”。他的旧文人气里还有一面是名士的风流自赏，多有才子佳人的绮思。也不知是刻意要制造佳话，还是当真兴奋得颠颠倒倒，他在回忆录中记他看了文章、照片后的情状，如此这般地写道：“见了好人好事，会将信将疑，似乎要一回又一回证明其果然是这样的，所以我一回又一回傻里傻气地高兴，却不问问与我何干。”

“撒手”(3)

这应该是1944年1月胡出狱以后的事（登有张爱玲照片的第四期《天地》是1月份出版）。2月初他到上海，一下火车就去找苏青。和平运动是以上海为基地，《中华日报》报社也在上海，胡的家即安在那里。后伪政府成立，他到南京去做官，又在南京大石桥石婆婆巷有一住处，但家室仍在上海，时常两边走动（汪政府官员多在两地皆有公馆）。胡兰成未及归家即去寻苏青，固然是对苏青的文章及所办杂志颇为赏识，然此番匆匆而来，主要动机却是向她打探张爱玲其人。苏青告诉他张爱玲等闲不见人，胡心有不甘，还是一意要访她，便讨她的地址，张的住处向来秘而不宣，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而她又是不大管对方身份的，所以苏青迟疑了一阵才将地址写下。

其实此时张爱玲对胡兰成其人也已略有所知了，而且听说胡在南京下狱，还同苏青去过一趟周佛海家，想看看有什么法子可以救他。后来胡兰成说她此举是因“动了怜才之念”，但胡的“才”见于他的政论，张爱玲素不过问时事，未必会读他的文章，何以知道他的才?即使略知他的才名，读过几篇文章，以她的性情，替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去奔走也是不可想象的事。较为合理的解释是，与她关系密切的苏青曾将胡写信打听她的情形（或许还有赞语）一事对她说起，她对胡有了印象，有了好感，因其知己而心存感激，这才在他落难之后随苏青--苏青那时显然比她更知道胡兰成，与周佛海一家也更熟一些--一道去周佛海家打探情由。

但是，尽管已知胡兰成其人，尽管已经有过“救人”之类，张爱玲觉得来访得突然，她没有准备，也还是不见：第二天胡兰成找到张的寓所，果真吃了闭门羹，张爱玲不开门，从门洞里朝外张望，他只得了个通报姓名的机会，从门洞里递进去一张纸条。胡扫兴而归，但是隔了一天以后，张爱玲又打电话给胡兰成，说来看他，而且她的住处距胡的寓所不远，说来很快也就到了。

胡兰成读过张的作品，见过她的照片，但是在他客厅里出现的张爱玲与他想象中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全然不合。《天地》上登的那张照片是正面头像，只有面部，文静清秀的样子，看上去会让人以为是个单薄纤巧的人，胡兰成没想到她竟是个子很高，而且“像十七八岁正在成长中，身体与衣裳彼此叛逆”；张爱玲的文章从容老到，令人猜想她会是个深通世故，应对自如的人，胡兰成此刻见到的张爱玲却是没见过世面怯生生怕见人的样子，有几分不知所措，似乎“连女学生的成熟亦没有”，更不像是个作家。想象与实际相去太远，胡兰成一时也感到愕然，只觉客厅里的气氛有些不对。

张爱玲生活圈子狭小逼窄，并没有与多少人打过交道，她在有些场合似给人咄咄逼人的印象，但她出现的场合多是于她有利的，或是有亲近的人呵护左右，或是众人群星捧月似的围着她转，轮到她一个人应付局面，特别是骤然面对不大熟识的人，她还是怯场，感到窘迫，不会寒暄，亦不知从何说起。好在怯场的人不必为冷场负责，也更耐得住冷场。胡兰成见状倒生怕伤害委屈了张爱玲，不住说这说那，问这问那，用滔滔话语填塞可能会出现的冷场。他议论时下流行的作品，谈她的文章好在何处，又讲他在南京、在伪政府的种种，还问她每月稿费收入之类的具体问题。张爱玲曾说她习惯于当听众，人说她听，她便感到很自在。现在也是如此，她一言不发只管坐着静静地听，唯问到自己头上才答上几句。

二人头一次见面，竟一坐坐了五个小时，也不知是双方都不无恋恋之意，还是张爱玲曾想告退又不知如何不着痕迹地告退，而胡兰成一时竟也不知如何收场。天色向晚时胡兰成送张爱玲出来到弄堂口，两人并肩走着，胡兰成忽然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似有诙谐玩笑之意。张爱玲听了很觉诧异，一则初次见面，此话实在问得突兀，二则以她受的淑女式教育，以她孤傲冷僻的性情，何曾有哪个男人这样随便唐突地对她说话?她几乎要起反感了，但到底也没有怎样。事后回过头来想想，当又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胡兰成对他“涉笔成趣”的轻言撩拨颇为得意，从后面他与另几个女人的关系中可以看出，在没有经验的女子面前他常有这种从容自信，若即若离的撩拨也是他的惯伎，甚合他落拓不羁的名士做派；而后来他与张爱玲有了那样一层关系，忍不住回过头来自赞一回，说“这一声就把两人说得这样近”，似乎这一问也是他在两人关系中出奇制胜的得意之笔。

“撒手”(4)

这一问也只是出于他的名士派积习。第一次见面之后，胡兰成有惊奇之意而并无多少爱慕之情。他甚至并不觉得张爱玲漂亮--张爱玲貌不惊人，看上去似还不及照片给人的印象；他也不觉得她有何招人喜爱之处，她的文章才华毕露，在人前却毫不聪明外扬。假如没读过她的作品，不了解她的家世，即使在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