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很快经人介绍与另一女人成婚）。他常说他看他与张的关系与世人之情无干，又称他视张为启他神智的“九天玄女”，这都不是虚语，但是一旦景况不容许布置“仙境”，他终而还是不能不以世俗的要求来要求她。以他的自我中心和大男子主义，最如意的算盘也不过是天下男人都有的隐秘愿望--也就是《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的理想，理想中的女人和世俗的女人他都拥有，桥归桥，路归路，各不相犯，秩序井然。如若这样，他自愿意在心里划一块地盘，把张爱玲当仙女供起。

所以，以他到处留情的名士作风，没有小周他也定会有其他女人；假如他只守着张爱玲一人，则他迟早会拆了他的香火，将她拉回到凡间。而这两种情形不论是哪一种，都是张爱玲不能接受的。她毕竟是现代女性，一双两好之类的佳话她不能接受，她也不会被哄着安心欢喜地坐在仙女的宝座上，她要“放恣”要“飞扬”，要天上人间、欲仙欲死，但这与完整的、着着实实的人间爱是连在一起的，是人间爱的极致。另一方面，她虽然时常也想讨丈夫欢心，喜滋滋要扮演好妻子的角色，但那须出自她的欢喜，她不能允许所爱之人以世俗的标准来评判、要求她，一旦有评判，爱即不复是绝对，她的地位也便摇摇欲坠，因为以世俗的标准看，她显然不是一个好妻子。

那天晚上胡兰成还在大做他数美并陈的好梦，他将他与秀美的事据实说出，又拉张爱玲看他写的《武汉记》，这里面到处写着小周的事。他装痴卖傻，对张的气苦作不解状，说是觉得他们二人是不可能被世人妒忌或妒忌世人的，实则他的一番做作直似有虐待狂心理，无异于当面侮辱人。张爱玲当下怔得说不出话来，更不看那篇《武汉记》。胡兰成还不知趣，想以玩笑化解冲突，在张手背上打了一下，张爱玲惊骇震怒。当晚二人分房别寝，张细想从头，满腹怨愤，同时也在强自振作，要斩断情缘；胡则是“心里觉得，但仍不以为然”。

一语成谶?(6)

次日天尚未亮，胡兰成起身趸到张爱玲房里，在床前俯下身去亲她，张从被里伸手抱住他，忽然泪流满面，五内沸然只叫了一声“兰成”，再说不出别的话。她虽然犹有不舍，满面愁怨之色，却是正因心里此时已有了决断。

胡回到温州后二人偶或仍有书信来往，张也还是照样寄钱接济他的生活。抓汉奸之风渐渐过去，胡又在做“再出中原”的美梦，写信与梁漱溟论学胡兰成用的是化名，梁漱溟当然是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得了梁的赏识，又结识词学名家夏承焘，更经温州名耆刘景晨介绍到温州中学任教，处境转好，他给张的信又多起来，述他的心境，又还忘不了提到有时邻妇来灯下坐语之类。张爱玲渐已看透胡兰成其人，更多的已是反感，有次回信中道：“我觉得要渐渐地不认识你了。”到了1947年6月，她知道胡已脱险境，终于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唯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信中的“小吉”是小劫的隐语。张爱玲等到胡已过难关之后再来同他摊牌，同她不管胡的身份与他热恋一样，皆因她有一套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做人的道理。张爱玲对朋友说的一番看似不相干的话或可使我们对她在已经对胡失望之后仍在生活上尽妻子之责的举措有所帮助：“一个人在恋爱的时候最能表现出天性中崇高的品质。这就是爱情小说为什么永远受人欢迎--不论古今中外都一样。”（林以亮：《张爱玲语录》）这封信里还附了30万元，那是她新近写电影剧本得的稿费，胡亡命两年，均是张寄钱去，分手在即，她也还是如此。这也是她处世的态度，必要求个恩怨分明，她在此时以这种方式与他决绝，可以无遗憾，无愧怍（这都是对她自己的原则而言），爱既消失，则唯存义务，义务既尽，再无人欠我，她可以有彻底的解脱。

张爱玲毕竟是张爱玲。她曾描述高更画作《永远不再》中那个“想必曾经结结实实恋爱过”的女人，拿她与现世里的女人作比照：“在我们的社会里，年纪大一点的女人，如果与情爱无缘了还要想到爱，一定要碰到无数小小的不如意，龌龊的刺恼，把自尊心弄得千疮百孔，她这里的却是没有一点渣滓的悲哀，因为是心平气和的，那木木的脸上还带着点不相干的微笑。”她未必已能做到“心平气和”，但她决意要挥去“龌龊的刺恼”；她可以妥协，可以委曲求全，但到最后关头决不肯孤注一掷，拿自己的自尊心去做抵押；她笔下尽是些不彻底的人物，“明知挣扎无益，便不挣扎了。执著也是徒然，便舍弃了”（傅雷语），她自己甚至也落到了与薇龙、流苏相去无几的境地，但是她断不肯逆来顺受，与流苏、薇龙们为伍。她有她的尊严，不会允许自己看不起自己。

用胡兰成的话说，张爱玲是“亮烈难犯”的。去意徘徊之时哀怨满腹，真正下了决断之后则果决干脆，义无反顾。胡接到那封信后情知事情不妙，也知张说得出便做得到，去信必是不复，便影影绰绰、花花哨哨写了一封信给炎樱，托她代为陈辞。炎樱汉字识不了几个，他当然还是存了侥幸之心，指望张看到，张果然不回信。又过一年，祖国大陆已遍插五星红旗，梁漱溟在北京筹建文化比较研究所，邀胡去做副手（当然是还不知道胡的真实身份），胡即动身北上，启程到半途又觉苗头不对，遂改变主意经香港去了日本。此行经过上海，胡兰成对张爱玲还是不能忘怀，“几次三番思想，想去又不想去”，他自言“明知”张爱玲未必肯见他，也明白二人的一段姻缘已是覆水难收，只是“为了一种世俗的礼仪”，最后还是登上了那幢公寓的六楼。出来应门的是一陌生女人--张爱玲已搬走多时了。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一段姻缘是乱世之恋，二人的相逢、聚散也是偶然又偶然。对张爱玲之谜怀有浓厚兴趣的人有时不免要悬想，设若不是遇到胡兰成，她会同什么样的男人走到一起?她的矜持拒人千里，未必有多少男人敢去追求她，她也不见得会主动追求别人。她能倾心相许的人应该有成年男子的魅力，需得有学问（当不是清教徒式的知识），要聪明有才情能懂得她的好处，忠厚诚笃她从未要求--她要的是一个“解人”，不是一个“好人”，然则这岂不是又一个胡兰成?去掉那份才情，胡作为一个男人也不过是范柳原、乔其乔一流的角色。张在小说中将他们觑得分明，在现实生活中却为情所迷，难以自拔。唯其曾是心里雪亮，这才更令人生出宿命之感，也正因如此，其中包含的讽刺才更有一种苍凉的意味。如果说这是一段传奇，那也只能是张在《倾城之恋》中定义的那种反高潮的传奇，即使没有“倾国倾城”的大背景，即使是在承平之世，它也必以悲剧收场。说到底，传奇不奇，张爱玲的遭际不过是历代妇女面对婚姻爱情时都会陷入的窘境：男人中心、理想与现实的难以相合。张爱玲胜于白流苏们的地方是她可以自食其力，所以她可以“全身而退”，感情上的挫败感则并无二致。她与常人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她是个风华绝代的才女，是个水仙子式自我封闭的人物，与现实更来得扞格不入。十七岁时她就曾写：“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难道真是一语成谶?

一语成谶?(7)

但是还有后话。

50年代初，与胡交往最密的日本人池田笃纪去香港，胡知张爱玲已离开祖国大陆到了香港，即嘱池田去看她，池田赴港后往访未遇。半年后胡收到张爱玲的明信片，没有抬头，也不署名，只写：“手边如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与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作参考?”后写她在美国的地址与姓名。胡兰成此时又已经同流氓、汉奸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结了婚，见张来信索书，得意非凡，因为他一直以为自己及不得张爱玲，前时香港小报曾提到有人问张对《山河岁月》的评价，张不置一词，而今居然来信索书。胡回了信，信中还附了新近的照片。及胡的自传《今生今世》上卷出版，他当即寄去，后又写信，信中他又自作多情，竟有撩拨之语，张爱玲一概不回，最后才写一短笺断他的念：

兰成：

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

她是不肯稍假辞色，连通信的可能也予杜绝，既无伤往之情，也无怨愤之意，恩怨已了，心胸湛然，借书也只是借书罢了。

但这真正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