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七年那场使他成名的的传奇演奏。那一年的三月，他参加了欧洲一个有着近百年传统的国际钢琴比赛，预赛中排在最后出场。当他演奏完一曲肖邦的奏鸣曲后，评委们鸦雀无声，许多人潸然泪下，有近半的比赛选手悄悄退场，人们都站了起来。
他征服了那里所有的人。
在这以后的短短两三年里，让·雅克·科洛将他的影响扩散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他先后在欧洲的维也纳、柏林、圣彼得堡、阿姆斯特丹进行钢琴独奏演出，不久演出地就换到了北美——纽约、费城、芝加哥。所到之处，人们无不为之疯狂，盛赞他的演奏是具有神奇的魔力，赞美他是“天才中的天才”、“钢琴演奏的神”。许多狂热者跪倒在他行进的路上祈求他的祝福，母亲们争先恐后恳求他用手触摸自己的孩子，冀望自己的孩子得到他的才华的庇护。人们确实把他看作了神，音乐之神。
事实上，和公众常常见识到的由强力的广告宣传捧红的明星不同，让·雅克·科洛的名气并非是建立在媒体夸大的泡沫上。他的名声完全是由听过他现场演出的听众们口耳相传得来的。最早被他的演奏征服的是传统的欧美古典音乐界，只要听过他的现场演奏，无论是不是古典音乐乐迷都会心醉神迷，被琴声所展示出来的魅力所折服。他的乐迷数量是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增长着。媒体当然也迎合公众心理而对之进行大肆宣传。这样，让·雅克·科洛在当代古典音乐演奏上的经典地位就不可动摇地形成了。
第一节 组曲 一(5)
“然后就倒闭了？”
“还没这么快。其实本来还不会倒闭的。后来在考驾照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研究英国文学的生意人，自称莎士比亚全集读过十遍以上，爱引用莎翁十四行诗，张口闭口戏剧对白，不时冒出一句‘非要他一磅肉不可’之类的话。他交游广泛。我们不久便合伙做起了生意。做生意时完全由他主导，没办法，我没怎么读过莎士比亚。”
她笑了笑，说：“大学时你就不喜欢英语。”
“买卖的下家是以前打过交道的生意上的朋友，很信任我，连货款也是先付的。之后发生的事可想而知，货款就此消失。和钱一块无影无踪的便是那位满口戏剧台词的莎士比亚仁兄。不过想想也是，熟读莎士比亚戏剧的人不可能不对人性有透彻的了解。”
“然后呢？”
“黑锅自然由我来背。连咨询的律师脸上都明显带着同情我的神色，打官司必输无疑，还牵涉商业诈骗。只能想办法还钱。”
“你还了？”
“还了。以前家里留下一幢花园式洋房。用卖房的钱免去官司和牢狱之灾。事情了结后，我关掉了公司，用剩下的钱买了现在住的这地方作为从此以后的安身之处。”
“那怎么又成了古典乐评论家的？”她问。
“公司倒闭以后，因为无聊，一边听音乐一边写了几篇音乐方面的文章。正好有杂志征稿，就寄了过去。没想到刊登了出来，杂志的编辑希望我再写一些，说是反响不错。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定期为一些音乐刊物写专栏和评论文章。稿费的收入不多，可是我开销也不大，可以维持生活，再说还可以经常听到免费的唱片。”我枕起双手，说，“综上所述，我就成了三流的古典乐评论家。”
听完三流乐评家的诞生过程，她有一会没有说话。
“以后你就打算继续这样下去？”她轻声问我。
我没有回答她。以后，多长时候才算是以后呢？是十分钟，还是十年呢？以后的概念对我来说是件过于遥远的事。虽然我已经将近三十岁。
“我喜欢现在的生活，读书听音乐写文章。”
她略微仰起脸看了看我，又低头枕在我的手臂上。
“多长时间没有过性生活了？”
“有些时候了。”
“身为三流乐评家，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是judy还是monigue？”
“不觉得问题有点粗俗吗？”
“粗俗还是难以回答？”
“女孩儿家怎么会问这种事？”
“因为我已经不是女孩了。”
我心里忽然有些难过。可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难过。
“你和别的女孩睡过觉么？”她问。
“当然。”
“和谁？”
“未婚妻。”
一段沉默。
“真奇怪，你居然会有未婚妻。”她抬起眼睛看着我，“以前我觉得你是不会和任何人结婚的。有她的照片么？”
“没有。”我说。
“我不相信。”
“是没有。基本上我们没有照过照片。”
“那你形容一下吧，她是什么样的？”
“她是……”我想了很长时间，能够想起的却只是一些音乐的片段——小提琴和钢琴的演奏的乐曲依稀缭绕在胸口，压迫着心脏的部位，使我无法再继续想下去。“……她也喜欢古典乐。”
“难怪。”她再次一笑，不再问什么。
下午我去法国领事馆询问有关签证的事情，她也去同一方向。我开车送了她一程。一路上她都紧紧闭着嘴唇，侧着脸茫然看着市区沿路的街景。试着搭了几次话，都没有得到正常的回应。显然，她有些不愉快，在为某些事情而生气，这一点甚至不用怎么观察就可以得出结论。但我不知道她感到不愉快的内容是否和我有关。我希望与我无关。
她的目的地很快就到了，市中心一条繁华的商业街道。我在附近的小路上把车慢慢停下。但她没有立刻下车。我们在车里默默坐了一会。街道上充斥着最新的流行乐曲，它们按固定的程序从音乐车间里生产出来，供人们随时随地使用。杂乱的音乐从四周灌入车厢。
第一节 组曲 一(5)
“然后就倒闭了？”
“还没这么快。其实本来还不会倒闭的。后来在考驾照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研究英国文学的生意人，自称莎士比亚全集读过十遍以上，爱引用莎翁十四行诗，张口闭口戏剧对白，不时冒出一句‘非要他一磅肉不可’之类的话。他交游广泛。我们不久便合伙做起了生意。做生意时完全由他主导，没办法，我没怎么读过莎士比亚。”
她笑了笑，说：“大学时你就不喜欢英语。”
“买卖的下家是以前打过交道的生意上的朋友，很信任我，连货款也是先付的。之后发生的事可想而知，货款就此消失。和钱一块无影无踪的便是那位满口戏剧台词的莎士比亚仁兄。不过想想也是，熟读莎士比亚戏剧的人不可能不对人性有透彻的了解。”
“然后呢？”
“黑锅自然由我来背。连咨询的律师脸上都明显带着同情我的神色，打官司必输无疑，还牵涉商业诈骗。只能想办法还钱。”
“你还了？”
“还了。以前家里留下一幢花园式洋房。用卖房的钱免去官司和牢狱之灾。事情了结后，我关掉了公司，用剩下的钱买了现在住的这地方作为从此以后的安身之处。”
“那怎么又成了古典乐评论家的？”她问。
“公司倒闭以后，因为无聊，一边听音乐一边写了几篇音乐方面的文章。正好有杂志征稿，就寄了过去。没想到刊登了出来，杂志的编辑希望我再写一些，说是反响不错。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定期为一些音乐刊物写专栏和评论文章。稿费的收入不多，可是我开销也不大，可以维持生活，再说还可以经常听到免费的唱片。”我枕起双手，说，“综上所述，我就成了三流的古典乐评论家。”
听完三流乐评家的诞生过程，她有一会没有说话。
“以后你就打算继续这样下去？”她轻声问我。
我没有回答她。以后，多长时候才算是以后呢？是十分钟，还是十年呢？以后的概念对我来说是件过于遥远的事。虽然我已经将近三十岁。
“我喜欢现在的生活，读书听音乐写文章。”
她略微仰起脸看了看我，又低头枕在我的手臂上。
“多长时间没有过性生活了？”
“有些时候了。”
“身为三流乐评家，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是judy还是monigue？”
“不觉得问题有点粗俗吗？”
“粗俗还是难以回答？”
“女孩儿家怎么会问这种事？”
“因为我已经不是女孩了。”
我心里忽然有些难过。可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难过。
“你和别的女孩睡过觉么？”她问。
“当然。”
“和谁？”
“未婚妻。”
一段沉默。
“真奇怪，你居然会有未婚妻。”她抬起眼睛看着我，“以前我觉得你是不会和任何人结婚的。有她的照片么？”
“没有。”我说。
“我不相信。”
“是没有。基本上我们没有照过照片。”
“那你形容一下吧，她是什么样的？”
“她是……”我想了很长时间，能够想起的却只是一些音乐的片段——小提琴和钢琴的演奏的乐曲依稀缭绕在胸口，压迫着心脏的部位，使我无法再继续想下去。“……她也喜欢古典乐。”
“难怪。”她再次一笑，不再问什么。
下午我去法国领事馆询问有关签证的事情，她也去同一方向。我开车送了她一程。一路上她都紧紧闭着嘴唇，侧着脸茫然看着市区沿路的街景。试着搭了几次话，都没有得到正常的回应。显然，她有些不愉快，在为某些事情而生气，这一点甚至不用怎么观察就可以得出结论。但我不知道她感到不愉快的内容是否和我有关。我希望与我无关。
她的目的地很快就到了，市中心一条繁华的商业街道。我在附近的小路上把车慢慢停下。但她没有立刻下车。我们在车里默默坐了一会。街道上充斥着最新的流行乐曲，它们按固定的程序从音乐车间里生产出来，供人们随时随地使用。杂乱的音乐从四周灌入车厢。
第一节 组曲 一(2)
“现代钢琴的帕格尼尼”——《时代周刊》评论：“即便李斯特再生、肖邦转世也无法在演奏上取得像让－雅克·科洛这样的成就。”
看完报纸上关于音乐家的报道，我走进厨房冲了包速溶咖啡。喝咖啡时，我想起了大学时听过的“门”乐队。一九七一年七月，“门”乐队的主唱吉姆·莫里斯死在了巴黎。音乐和死亡，这是钢琴家与摇滚歌手的共同之处。两个人都死在了同一个年龄上。二十九岁。除此以外，死去的钢琴家还有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他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微笑过。
他是个没有笑容的钢琴演奏家。
周日晚上我照约定去了广告公司为新摄汽车广告大获好评而举办的派对酒会。
如同电话里描述的那样，酒会本身是很热闹。不过我没有遇到什么认识的人，似乎也没有什么人有兴趣认识我。基本上我只是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默默品尝水果和饮料。那则大获好评的汽车广告有幸在电视上看到过，内容并不复杂。大意是：昂贵的车，漂亮的女人，成功的男人。蕴含着现实意义的成功广告。就如同怒吼的一九二零年代，金钱、汽车、速度、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价值标准。
与汽车广告差不多，这个酒会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充斥着荷尔蒙与货币味道的、热闹的、却又是冷漠感十足的人类社会的小小模型。总体来说，参加派对的男男女女无不穿着得体的服饰，挂着体面的笑容，三三两两在一起状似亲热地交谈。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无聊感一点一滴地积聚了起来，酒会时间还没有过半，我已经深刻地领会了哲学层面上的无聊人生定义，并且萌生出离开这个毫无意义的地方回家的念头。于是我找到那位担任广告公司文案的女性朋友，感谢她邀请自己参加如此规格的酒会，并解释说临时有事不得不先离开。
告辞后，我穿上外套，走向酒会大厅的出口。一个身穿青色连衣裙的女郎也在这时来到出口。她看了我一眼，语气平淡地说：
“上海好像不大，是不是？”
声音听起来有些耳熟——就像是不经意间在唱片里听到某段令人怀念的旋律那样。我看向她的面孔。她过去的影像从记忆里破茧而出，与我面前的这个形象重合为一。
我认出了她，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有那么一小会儿，我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最后能说出口的只是一个缺乏感情色彩的普通问候。
“你好。”我说。
“你好。”她说，“没想到能在这里碰见你。”
“我也没想到。”我说。
“你好像没怎么变。”
也许是没怎么变。一个人的二十岁和他的二十九岁相差得并不能算非常遥远。
我们沉默地站在出口旁边。她扭头漠视了一会身后的酒会大厅。
“你是不是准备走了？”她问。
我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