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在大地上哭泣诅咒。任何宗教信仰所形容的地狱场景都从来没有这样栩栩如生过。”

他接着说了下去。

“似乎扯得有些远了，让我们回到音乐的话题上。有关恶魔的神秘乐曲记载，在文艺复兴时代以后，就陆续多了起来，几乎涵盖了欧洲大陆的所有地方。不断有音乐家声称，自己受到魔鬼的启发，写出了或弹奏出了无比美妙的音乐。例如塔蒂尼就说自己的一首小提琴曲是由魔鬼协助完成的，就是那首演奏技巧要求颇高的《魔鬼的颤音》。也有谣传说帕格尼尼与魔鬼定下契约从而获得天才的小提琴演奏技巧。似乎着迷音乐的人很难抵御来自恶魔的诱惑。这一方面，您的职业既然与古典乐直接相关，对于西方音乐界流传的那些奇闻异事，应该也知道不少。”

“不是太多。”我说。

“除帕格尼尼外，李斯特、亨德尔也被人用魔鬼般的技巧形容过，这只是一种比喻方式。为什么人们喜欢用魔鬼来形容出神入化的演奏技巧呢？这谁也不知道。莫扎特临死前所作的最后一部作品，据说也是应魔鬼的要求所作。但是所有与这些魔鬼有关的音乐的传闻，都不过是道听途说的传闻。传闻不是事实。所谓事实，必须是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亲身经历。”

“我也这么认为。”我说。

“现在已经有一件事实发生了。我们都知道钢琴家已经死了，以那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死了。”

“也许那只是事故，或是意外。”我说，“我没觉得钢琴家的死与恶魔音乐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因为我还没有说到。”侦探老人平静地说，“我接着要和您谈的，正是有关钢琴家的死、恶魔的音乐、还有手背上的北欧文烙印这三者间的关系。”

他停下来呼了口气，把两只手放在毛毯覆盖的腿上。

“先生，我今年七十四岁，可是在五十九年前，我就已经知道一位名叫让·雅克·科洛的钢琴家，以及他的死去了。”

五十九年前。我心算了一下，那就是一九四三年，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留给我一盘磁带的钢琴家让·雅克·科洛与我同样是一九七三年出生的，二战时当然还不存在。可维多克二世却说自己那时就已经知道一位名叫让·雅克·科洛的钢琴家的死去。我无法回应他的话，只能一言不发地坐在单人沙发里。

乔·佩特森端着煮好的咖啡回到了客厅。他给我和老人各倒了一杯气味浓郁的炭烧咖啡。我们默默喝了会咖啡。

喝过咖啡，维多克二世讲起了他在五十九年前遭遇的事情。

第一节 遗嘱 二(3)

翻起手腕看看幸免于难的腕表，已经十九点过五分，算起来在出租车上竟然睡了个把小时——在这个把小时里司机居然没有把我上下洗劫一空丢在路上，想一想也觉得不可思议。遇到如此通情达理的抢劫者也许应该开香槟庆祝。当然，如果他能够直接送我到旅馆的话，我会更加感激的。车费还是照旧好了，一个内装若干杂物的美国品牌的旅行背包。

再走一阵，街道豁然开朗起来，路上也有了车流。找到街牌，现在所在之处是比拉格街，位于老马莱区。按着过去阅读书籍得来的印象，我沿着比拉格街一直走到灯火辉煌的孚日广场。孚日广场四周环绕的红砖楼房，在夜色和灯光的掩映下更显气度不凡。同样气度不凡的大概还有那些在拱廊里设座的有着华丽装饰的法式餐厅。据说维克多·雨果和阿尔封斯·都德都曾寓居于此。不知他们当年的寓所如今是否被改成了美食餐厅。不过此刻我既没有拜访作家故居的雅兴也没有光临美食餐厅的钱，所以无论作家还是餐厅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夜晚的空气里飘荡着的咖啡和葡萄酒的丝状香味。异国的欢声笑语从似远实近的地方断断续续地传来。我手插衣袋坐在广场边的菩提树下，远远地欣赏位于广场中央的路易十三雕像。

三百九十年前，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长矛比武中因意外事故被刺身亡，继承人路易十三和他的奥地利公主在皇家广场的落成典礼上举行盛大婚礼。

三百九十年后的今天，身为外国游客的我在同一地点面临窘境束手无策。这样一联想，心里仿佛稍微好过了一点。可是安慰只限于精神层面。我没有钱，没有有效证件，什么都没有，和非法入境者没什么区别。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正一筹莫展地枯坐沉思时，一个警察模样的法国男子穿着轮轴旱冰鞋溜进广场。穿旱冰靴的警察还是第一次见到，我不由抬头看了会。从滑行的姿势来看他显然技艺纯熟，其风范与职业选手相比也相差无几。欣赏一会后，我抬手向他打了个招呼。旱冰警察一个姿势优雅的大回转，溜到我的跟前。

“请问如果遇到抢劫应该怎么办，警官？”我问他。

“抢劫？您遇到了？”

“就在半小时前。”我回答，“护照也被抢走了。”

他同情地耸耸肩。

“先报案好了。”

我跟着旱冰靴警察走了不到十分钟，就来到了两条街之外的马莱区警署。他领我进入警署里间的办公室。办公室空空荡荡，只有一个穿警服的人坐在办公桌前埋头阅读什么，其余人大概已经下班回家了。法国人下班非常守时，警察应该也不例外。

旱冰靴警察把我托付给靠办公室里唯一的当值警官。被托付者中年秃顶，面貌同好莱坞演员尼古拉斯凯奇有些相像，不过人显得随和许多，顶也秃得厉害些。

秃顶警官合起正在读的书，抬头露出公务员式的微笑，右手伸出示意请我坐下。笑容明显亲切友好。我在桌子对面坐下，瞥了一眼书的封面——《三十口棺材岛》，莫里斯·勒布郎著。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先生？”

“是这样的，四十分钟前我刚刚遇到抢劫。”

“哦，抢劫。请等一等。”警官慢慢地从一沓文件下找到案件登记表，拿起一支水笔试了试还有无墨水。“您不是法国公民吧？”

我说自己是来法国旅行的中国游客。

“请给我看看您的护照。”

“护照也被抢走了。”

“嗯，这就有些麻烦了。”

尽管有些麻烦，却也并非好毫无办法可想。警官打电话给机场确认我的身份，又从电脑上核查到我的入境登记。我看着他一一记录下来。

“那么，接着请叙述一下事件的经过好吗？当然，过程越详细对我们越有帮助。”

我从下飞机开始说起，如何上的出租车，如何在车上瞌睡，睡醒后如何发觉身处不知名的黑暗小巷，司机如何拿出左轮手枪，如何不慌不忙地告知我抢劫事实，如何拒绝了我要回护照的请求，我如何下车，如何来到这里。被抢的包里杂物也一一列出。现金、旅行支票、信用卡的数目也大致告知。秃顶警官停笔，善解人意地拿纸杯倒了杯矿泉水给我。我一口气把纸杯里的水喝完了。

第二节 烙印 三(2)

“党卫军特别行动队是党卫军最高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在一九三九年指示组建的一支专门执行屠杀犹太人任务的队伍。行动队直接听命于党卫军副头目莱因哈特·海德里希的指挥。成员主要由挑选出的德国党卫队员、警察和盖世太保构成，共有三千多人，身穿特殊军服，手臂上佩有保安处的菱形标志，共分为a、b、c、d四个支队。行动队主要在东欧南欧以及苏联境内活动。仅苏联一处，他们就消灭了约九十万的犹太人。一九四二年五月海德里希于捷克被刺身亡。为了纪念海德里希，党卫队把随后的灭犹行动称为‘莱因哈特行动’。我看见的德国军官，穿的就是党卫军特别行动队的军服。

“德国兵同军官行了纳粹军礼。军官问发生了什么事。德国兵就告诉军官我偷窃了德国人的东西。他称军官为上尉。上尉大约三十来岁，金发碧眼，长相无可挑剔，身材也高大修长。用纳粹的话说，一个纯种雅利安人标本。他长得和乔有些像。

“上尉似乎对我的偷窃并不感兴趣，当德国兵把我偷窃的东西告诉他后，里面有一两样东西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并没有将这种敏感表现在神态上，可是我却觉出了那一点变化，像是身边的空气被什么东西抽光了，我喘不过气来。他叫我抬起头，冰冷的视线落在我脸上。我不由打了个哆嗦。那是一双因常常注视死亡而漠视生死的眼睛。眼睛里没有任何人类本该有的感情，什么都没有。那眼睛只是白色的眼仁和蓝色的瞳孔的结合物。

“他就用那双眼睛看着我，看我脸上各处的伤口。伤口虽然已经结了痂，但被他这么一看却火辣辣地痛。鼻梁不知道有没有被打断，鼻孔已经被凝结的血块堵住，有些血倒流进嘴里，我努力把嘴里的血咽到肚子里。他的视线从我的喉结处缓缓下降，落在了我抱着的唱片上。他微微笑了笑，用夹烟的右手把唱片抽了出来。他把唱片拿在手上，欣赏了一会唱片的封面。

“‘你喜欢莫扎特？’他用法语问我。他的法语说得十分标准，带有一丝施特劳斯圆舞曲的韵味。

“我点了点头。

“‘学过音乐？’他问。

“‘小时候学过一阵子钢琴。’我说。

“‘为什么没有学下去？’他问。

“‘跟父亲学的。’我说，‘可他死了。’

“‘怎么死的？”

“‘四零年在色当死掉的。’（注：1940年5月，德军在色当打开法军的防线，进入法国。）

“纳粹上尉没有再问我话，直接把唱片还给了我。他扔下烟头，用靴底碾了碾，再从德国兵手上取过匕首，右手持刀，左手反复抚摩着匕首的刃尖。匕首的刀刃映着雪光。‘想轻松的话，就听莫扎特的音乐好了。’他自言自语说。说完，他又陷入了刚才那种沉思里，但在沉思的同时，他还在注视着我——就像是一名艺术家在掂量作品的艺术份量看着我。因为他这种冷酷的沉思，四周的空气比刚才更为寒冷，街道上的各种声音也像是冻住了一样传不到我的耳朵里。我垂头看着被碾进肮脏的雪土里的瘪瘪的烟头，耳朵里只能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和紧张的心跳，以及皮手套与锋利的刀刃刮擦发出细微的兹兹声。

“片刻后，上尉终于停止了摩擦刀刃。他用德语命令年轻的德国兵押着我一起上车。士兵显然有些不知所措，但他马上服从了命令，押着我坐进了轿车后排座位。德国上尉坐上驾驶座，把那个黑匣子放在副座上。

“士兵问上尉去哪里。

“‘审判。’上尉说。他开动了汽车。

“军车往巴黎北部的圣丹尼郊区开去，中途基本没有停下来过。遇到德国人的岗哨拦截，上尉取出通行证便即获放行。开了大约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我们已经离开了巴黎城区，眼前出现一片片连绵在一起的树林。树梢上挂着一层薄雪。

“开到一座破旧的教堂前，上尉停车叫我们下去。他打开后备箱取出一把士兵挖战壕用的铁锹，交给德国兵拿着。德国兵似乎明白了上尉是什么意思，看了我一眼。我也模糊到感到了即将到来的厄运。三个人一言不发地向教堂后的树林深处走去。我怀抱唱片浑身发抖地走在最前头，年轻的德国兵拿着铁锹走在中间，上尉带着黑色的匣子拖在最后。他好像十分看重黑匣子里装的东西。

第二节 烙印 三(1)

“一九四三年，我十五岁，住在巴黎中央菜场的贫民窟里。那时希特勒正与斯大林拼得焦头烂额。艾菲尔铁塔上飘着铁十字旗，巴黎满大街都可以看到德国佬、德国狼犬和他们的摩托车。就像罗谢·瓦扬（注：法国抵抗运动文学作家。其作品《荒唐的游戏》曾获法国联合文学奖）的小说里写的那样，每个在巴黎的法国人都参加了，或者声称自己参加了秘密活动。对我这个年龄的法国男孩来说，对付德国佬的方式就是偷他们的东西，食品、衣服、医药、武器，无所不偷，偷回来要么自己用要么卖给黑市贩子。只有很少的机会是给抵抗组织跑腿的。我的抵抗活动也是如此。那一年的春天特别寒冷，从三月中旬开始巴黎一直断断续续地在下雪，整个城区都被白色的薄雪覆盖，街道上都是德国兵留下的军靴印。就是在二十日这天。我遇到了那名德国军官。

“我在夏特莱剧院附近的一个公寓楼里给德国人当小工，因此学会一点点德语。偷窃德国人的公寓正是我的特长，而且我从来没失手过。三月二十日这天，巴黎也在下雪，从早晨一直下到中午，午后雪终于停了。我看准了住在公寓底楼的一个德国人的寓所，等女佣出门从后院翻墙进去，拿了些零钱，一条金项链。又去厨房拿了一块面包和两条香肠。一次拿太多东西很容易被察觉，一般我总是尽量少拿些，粗心一些的人家很可能会完全没有意识到曾经有人进来过。

“可是这次我多拿了两样东西。一件是在书桌抽屉里找到的雕有纳粹标志的长匕首，另一件是从留声机上取下的莫扎特钢琴奏鸣曲唱片。匕首做工精良，而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正是我父亲最喜欢的乐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