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宾承认了罗尔纲同志的判断，用甲骨文写了一副对联亲送来向罗尔纲同志道贺。那时是抗日战争期间，董作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罗尔纲同志在社会研究所工作，两所都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分住两个村，相距几里路。董作宾已经是国际知名的中国考古专家，罗尔纲同志还是后辈。董作宾的甲文对联是不肯轻易送人的，竟跑了几里山路亲自送到罗尔纲同志住的集体宿舍来，满面笑容地当众向罗尔纲同志道贺说：「你对了，我写副对联来向您道贺！」从这些故事，具见罗尔纲同志不肯向困难低头，不耻向人求教，从不知学到知，从知之不多学到知之甚多的毅力，也可见老一代专家舍已从人，探索真理，服从真理的风度。

罗尔纲同志青年时受到了五四时代怀疑精神的影响。他做学问最善於独立思考。他於三十年代初，提出太平天国无「天德王洪大全」其人其事的论证，立即遭到反对，直到五十年代中还遭人激烈反对。可是，到六十年代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周天爵原奏，竟全部证实了他的考证。他提出李秀成是学蜀汉大将姜维故智伪降曾国藩，一九六四年遭到大批判。当时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北京大学教授俞大缜就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报告曾家相传都说李秀成劝曾国藩反清为帝的事。至一九七七年，俞大缜又亲笔写曾国藩家这个口碑告知他，事实证明了他的考证。他近几年从洪秀全「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的微言中阐发大义，提出太平天国政体为军师负责制，对於深入研究太平天国的政权问题，无疑是一个学术创见和突破。他从诗经的几句诗中引出缜密考释，又与海内孤本罗贯中三遂平妖传二十回原本对勘，考证出水浒传作者为罗贯中，原本七十回，是歌颂农民起义的名著。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中后三十回受招安、征辽、平方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明朝中叶人盗加并对原著七十回加以盗改的。这一研究上的巨大成就，对于分清是非和学术上回答四百年来水浒传作者和原本两大问题的悬案，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最足以看出罗尔纲同志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打破框框追求真理的精神和研究科学的卓越才能。

正因为罗尔纲同志治学具有这些品质，他做什么工作，就对什么工作取得成就。所以不但在太平天国的研究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他初离开学校时，给人家编纂蒲松龄全集、参加桓世姻缘传的考证，二十多年后，一位东欧专家还到南京来向他请教蒲松龄问题。他青年时，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担任整理金石拓本的工作，所撰藝风堂金石文字目伪误举例和专著金石萃编校补四卷，使北京大学考古室多年塵封已满的一万八百多份精良拓本的珍贵价值为世所共知。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担任研究清代兵制史，写成了绿营兵志、湘军兵志、晚清兵志（分为淮军志、甲癸练兵志、陆军志、海军志、军事教育志、兵工厂志六部分）等专著。其已出版的绿营兵志、湘军兵志两书，日本、美国等国家学者给以高度的评价。美国的拉尔夫·尔·鲍威尔认为是「对充分了解晚清军事制度和权力结构的本质极其重要」的著作，并称罗尔纲同志为「中国军事历史家」。

四

罗尔纲同志是一位正直、谦逊、善良、忠厚、富情感、重友谊的学者。他艰苦创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却坚决辞谢馆长的名位。他回了北京。可是，当江苏省委要他回南京把纪念馆扩充为历史博物馆的时侯，那时他已经在做改写清代兵志的工作，每天又到北京医院做各种治疗，他闻命即行，回到南京去工作。到了一九六四年，他把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基础打好了，才回北京来。他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坚辞所有出版物上主编的署名，只在每本书上作一篇序言以示负责。给他的稿酬，他全部送馆里作福利费。馆里只好代存在银行里。一九六四年他回京后，馆里把存款汇来，他又立即从银行退回。他直到今天，一直在协助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一九七六年北京地震，他回到南京去，又日日夜夜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的编纂，与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从八百万字增编为一千二百万字，便是在这一年内编成的。一九七七年夏南京每单位要选劳动模范。在推举会上，一些年青同志要选他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劳动模范。有一位同志笑说：「罗老是科学院人员啦！」说得大家都笑了。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不计较名利，不畏任何艰难困苦，专心致志於太平天国史研究事业，「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罗尔纲同志的学者风度，深深印在同志们心中。

罗尔纲同志青年时就患严重的神经衰弱。五十年代末，又得了高血压神经官能症状群病症。医生曾建义他作长期休养。可是，他藐视疾病，竖决与疾病作斗争，只要不是倒在床上，就在继续工作。他珍惜时间过於生命，孜孜不倦，数十年如一日，从来不曾去过名山胜水休假，长年布衣淡食，一双旧鞋，穿到鞋跟都烂掉了，还不肯丢去。罗尔纲同志克勤克俭，一至於此。但是，他在百忙中，却担任广西史学会顾问，北京、南京、广西三省市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的名誉会长或顾问，大力支持和扶植各地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和书刊出版物，亲切关怀和指道中青年史学工作者的工作和研究，毫不吝异地贡献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表现了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完全撤底为学术献身的精神。

我曾在广西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工作二十五年，早已拜读罗尔纲同志的许多著作和敬仰他的治学精神。我从事专业研究工作后，在学术和工作方面得到罗尔纲同志的教道和帮助甚多。有一段时间，我在各地报刊上，接连发表了数十篇文章，罗尔纲同志看见后，坦率地提醒我说，文章写多了，就不可能深入研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看了我的论太平天国与土客问题等几篇文章后，认为是下了一些功夫了，便进而指道我写专著。当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我和鄒身城同志的论文集天国史事释论时，他欣然答应我们的要求，马上放下手头赶做的工作，为这本书写了序言，给我们极大的鼓励和鞭策。当我正为行政工作和研究工作的矛盾而苦恼时，他又向我介绍了一些老一辈做领导工作和做学问的经验，鼓励我为党的事业多做贡献。罗尔纲同志在北京，我在南疆，云山远隔，但罗尔纲同志仿佛时常和我们在一起。经常指导我撰写论文，以及提供资料，修改习作，传授学风，……在工作中，对我们的学会活动、学术会义和编辑出版工作等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他曾经在短短的时间中给我写了几十封信。见面时又促膝纵谈，从学术研究以至他的生平和见闻，使我听行津津有味，不肯告辞，有时直到天亮。不少中青年史学工作者都是这样在罗尔纲同志的教道和帮助下进步成长的。现在承罗尔纲同志的邀约，要我作序，深感不能胜任。只是恭敬不如从命，就把写序作为学习和自勉的一种努力吧！罗尔纲同志已八十四岁高龄了。但他总觉得手头的事还没有做完，或者已的学问还有的要不断补充修改，越来越忙，老当益壮，仍然日以继夜奋笔疾书。在崎岖的小路上继续不断向新的科学高峰攀登！罗尔纲同志治学和为人的献身精神，将同他的学术贡献一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不断发扬光大。

邢凤麟

一九八五年十月五日于深圳市博物馆

自序

一

本书是以叙论、纪年、表、志、传五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写的。这种体裁，是我对我国古代作为正史体裁的纪传体，经过长期探索，再三改变而成的一种史书体裁。纪传体创始于西汉司马迁史记。东汉班固继承史记体裁断代为史，撰成汉书。至唐初以纪传体修撰晋书、梁书、陈书、隋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八部前朝史，这种体裁已得到充分发展，而先出的编年体反退居次要地位。故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史部书以迁、固等书为正史，编年类次之」[一]，在实际应用上和社会影响上，后起的纪传体已经超过编年体之上。

司马迁史记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份。班固把记王侯封国的世家，归并列传内，又把书改称为志，分为本纪、表、志、列传四部份，遂成为纪传体的定型。纪传体用本纪记帝王的统治事绩，用表驾驭复杂繁颐的史事[一]，用志记典章制度，用列传记人物。纪传体以人物为本位，宣扬帝王统治，宣扬将相功勋。历代封建王朝所修史书都用这种体裁，记载帝王将相的活动，为封建主义服务。

纪传体的方法，一句话概括起来，就是「类别区分」[二]四个字。它具有三项优点：第一、使大大小小的史事都有类可归，網罗了各方面的史事。第二、使史事从类别区分而安排得更加周密。刘知几所论「原隐必该，洪织靡失」[三]便是指这两项优点说的。第三、寻求方便，章学诚所论「类即事有迁从，而寻求便易」[一]，便是指这项优点说的。至于它的缺点，却有两项：第一、记事分散，读者难得其纲领，章学诚说：「大纲要领，观者茫然」[二]。第二、纪事重复互见，刘知几说：「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於高纪则云语在项傅，于项傅则云事具高纪」[三]。章学诚说：「一朝大事，不过数端，纪傅名篇，动逾百十，不特傅文互见，抑且表、志载记无不牵连」[四]。从方法来论，也是一种优劣互见的体裁。

二

我青壮年时，受资产阶级鄙视历史遗产思想的影响，以为要撰史就应该用西方新体裁，中国古代史书体裁旧酒囊装不了新酒，特别是对斥为帝王将相家谱的纪传体更持否定态度，从来不曾有用来撰太平天国史的打算。我用纪传体写太平天国史出自偶然的机缘。一九四四年，前广西通志馆要我写一部太平天国广西人物传。完成这个工作之后，我想：太平天国知名人物大半是广西人、把那些非广西籍的补上去、再添写天王本纪和幼天王本纪、那岂不就成为一部太平天国人物志，陈寿三国志的体裁不就是这样吗？我就照这个想法增添上去。再过两年，我请长假回家乡疗病，我又想，再添上表、志两部份，那岂不就成为一部用纪传体写的史书了吗？於是我又这样做，便写成了那部后来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稿出来。所以那部史稿是憑一时的兴会陆续添补而成的，并不是立意用纪傅体写的[一]，因此，我对它的优缺点还没有做过研究。

史稿於一九五一年一月出版，五月再版。这年夏天，我在南京遇到许立君同志。他对我说，他过去认为纪传体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到他写武训批判时，要找宋景诗事绩，翻了许多部中国近代史书都找不到，后来在我那部史的会党起义表里找到了，他才知道纪传体也还是有用的。许立君同志是一位年青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这句话出自他的亲身体会，使我吃了一惊。

在史稿出版后的几年里，我因为到各地去协助举办太平天国纪念展览，调查太平天国遗迹，搜求太平天国文献和资料等等，接触到各方面的人们，了解到其中许多人，包括文学、戏剧、电影、美术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曾在这部史稿里面各取所需。因此，我才正视我那部史稿，然后才开始对纪传体裁进行探索。

三

当我写史稿时，我是否定纪传体的。到这时侯，我已经学习到毛泽东同志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教道，对纪传体应该如何去对待得到了正确的认识。但是，怎样「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一]，「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二]呢？却还在艰苦探索中。

我从我国古代史学家刘知几和章学诚对纪传体的评论里，初步看出了它在方法上的优缺点。到一九五四年春，中华书局要再印那部史稿时，如何去改变纪传体的问题就摆在我面前。我针对着纪传体「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的缺点去探索，认为可用「叙论」的体裁，写一卷综合的论述，加於卷端，既不打乱原来体系的完整，又可以达到补救缺点的目的。因此，我写了卷叙论，对太平天国的时代背景，革命运动的分期，革命的性质和成就，失败的原因，及封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等等，作综合的论述，使读者开卷即对太平天国史大纲要领，整然在目，得到了一个概括性的认识。这是我对纪传体所作的第一次改变。只因考虑到这种传了两千年的史书体裁，一旦改变，加上一卷叙论，恐怕会犯书蛇添足的错误，所以临发排时抽了出来，没有刊出。

一九五七年五月，中华书局又要再版那部史稿。我鼓起勇气，把那篇叙论加上去，使那部史稿由叙论、本纪、表、志、列传五部份组合而成。我在重印题记里，对这个改变，特地请求读者教正。

史稿增订本，於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出版，我送请范文澜同志指教。他看了，回信给我，对我这一种加叙论来改变纪传体「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缺点的作法，给以高度的评价说：「可以不朽矣」。范文澜同志的鼓励，使我增加信心，鞭策我向前作进一步的探索。随着不断的学习，使我对纪传体缺点的认识也得到逐步的深入。在一九五八年夏我开始撰写本书时，认识到本纪的体裁专记帝王一人的统治，其目的是要体现出封建君主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