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买进的土地只有四十六亩多，而一八四0年至一八五0年间，先后十五次共买进一百九十六亩多[一]。于是社会分化和土地集中向着急剧方向发展，而抗粮抗租的斗争，就在各省蓬勃地开展起来[二]。在银贵钱贱风暴的打击下，广大雇农和都市雇庸劳动者的工资也在迅速下降着。当时有人指出：「银每两值钱二千，庸一年工，只易五两钱，庸值岁不过十千。流亡之众，逋负之多，实由于此」[三]。这一场银贵钱贱的大风暴横扫了全中国，地震般撼动了清朝的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鸦片战争给中国的影响说：「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这些居民开始愤懑激怒，进行反抗」[四]，正是此时事。

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东南地区的交通运输业工人急剧地惨重地遭到了失业。鸦片战争前，广州是唯一通商海口，出入口货经两条大路，一路起广州经大庾岭沿赣江北上至九江，一路起广州经南风岭达湘潭。据容闳亲到湘潭调查，「劳动工人肩货往来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人」[一]。两路运输、护商、旅店、商贩等业及依附为生的人数当不下百万。商业中心移到上海后，广东、湖南、江西骤增百万失业者。又如福建武夷山盛产茶业，鸦片战争前，由陆路运至广州出口，自五口通商后，武夷山的茶业就由厦门或福州出口，旧路上的依靠挑茶为生的运输工人也都失业了。东南沿海一带，原有许多本国商船往来各埠，自五口开放后，沿海商船立刻受到排挤，「大半歇业，前之受雇于该商者，多以衣食无资，流而为匪」[二]。他们要求生活，就必须反抗旧秩序，腐朽的社会是经不住这个冲击的。

随着五口的开放，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将棉纱、棉布向中国倾销。一八二0年，英国运到中国的棉纱是五千零四十磅，一八四三年达到六百二十一万磅，增加了一千二百倍。一八三0年，英国运到中国的棉布是六十万码，一八四五年达到一亿一千二百万码，增加了近二百倍[三]。美国对中国的棉布输出仅次于英国。中国市场容纳了美国出口棉布总量的三分之一，成为美国棉布最重要的国外市场[四]。洋纱洋布涌进中国，严重地打击了中国东南的棉纺织手工业。当时，中国手工纺织业最发达的江苏松江、太仓一带，由於「洋布盛行，价当梭布，而宽则三倍」，在一八四六年就已出现「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生计路绌」的萧条局面[一]，甚至到了「木棉与土布，弃置绝问津」的境地[二]。在厦门，洋布洋纱「充积於厦口」，「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三]。福建漳州、同安一带出产的土布，原来畅销台湾和东北地区，也因洋布的竞争而销路受阻。一八四五年，兼管闽海关的官员就把这一情况向道光皇帝奏报，他指出：「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四]。这就破环了中国东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把大批手工业工人，抛进了游民失业者的队伍。

在清嘉庆二十五年（一八二0年）的时候，地主阶级改革家龚自珍就已经大声疾呼喊出：「各省大局岌岌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一]的警告了。到道光时，皇帝、宰相也知道了江山不保[二]，大革命已迫在眉睫。经过鸦片战争，清廷调兵遣将，沿海布防，卒至在南京城下签订辱国丧权的条约。在人民方面，广州三元里人民，振臂一呼，却立刻把英国侵略军包围起来，清朝统治者不但「不击贼，反阻民勇截杀」[三]。清朝的腐朽，彻底暴露在人民的面前。而「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四]，人民又认识了自己的力量。于是鸦片战争后在广州遣撤的壮勇，就进入当时清朝统治力量薄弱的广西去在天地会领导下发动起义。

与些同时，清政府的黑暗统治，造成了人祸和天灾并行。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五一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都连续遭到严重的水旱灾害。广西地区也是水、旱、蝗灾连年不断。其中一八四九年，长江六省大水灾为百年所未见，估计直接受灾的当有三千万人[一]，尤为严重。一八五一年，黄河在江苏丰北三堡决口也很严重。今据道光东华录所记统计，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五0年，只由疆吏奏报被灾的州县数，其匿灾不报的不在内，五年平均便有六百零五个州县[二]。人祸、天灾，使人民陷于失业破产，饥饿死亡。到处是「饥民遍野」[一]，「饿殍载道」[二]。饥民们只有起来革命，才有生路。

太平天国就在这时候，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三]，在金田起义，揭开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三 前期飞跃发展的革命形势

鸦片战争后一年，清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六月，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在广东花县的一个农村书塾中，创立发动革命的工具上帝教。第二年初夏，洪秀全和他最亲密的朋友冯云山入广西进行革命活动。冯云山深入桂平县紫荆山组织了拜上帝会。清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秋，就在紫荆山区内的平在山建立拜上帝会的总机关。

拜上帝会宣传上帝为「天下凡间大共之父」[四]，人人是「天生天养」[五]；「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一]人人都平等。凡拜上帝之后，「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二]，「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三]。与上帝对立的是害人的阎罗妖头，所有菩萨偶像，都是「阎罗妖之妖徒鬼卒」[四]，凡供奉阎罗妖和菩萨偶像的皇帝官吏地主等一切民贼，也都是「妖」[五]，都是「天所不容，所必诛者也」[六]。拜上帝会到处捣毁庙宇菩萨，教人只听上帝命令，「不从清朝法律」[七]，很巧妙地披着宗教外衣，从宗教信仰掀起宗教斗争，立即从宗教斗争转化为政治斗争。

拜上帝会以桂平紫荆山区为中心，西到贵县，东到平南、藤县，北到武宣、象州，南到博白、陆川以至广东信宜，在这几个州县星罗棋布的农村里面，迅速发展。他们「一人传十，以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数县之人，……每村或百家，或数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一]。当时拜上帝会与地主阶级壁垒分明，「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和（夥），团练与团练一和（夥）各争自气，各逞自强」[二]，斗争越来越激烈。

清道光三十年（一八五0年）十月初一日，拜上帝会在金田团营，与地主阶级团练展开武装斗争。十一月底，打败来攻的清军。十二月初十日（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就在金田宣布起义，在长空上飘扬起「太平」的旗帜。

金田方起义，清朝钦差大臣李星沅就看出太平军有远大的理想，有坚强的组织，有昂扬的斗志，与天地会起义军迥然不同。他认为「诚腹心大患」[三]，决定集中全力先打太平军，由广西提督向荣指挥。向荣是当时清朝第一员久经战阵的大将，特地调任广西提督来抗拒起义军的。清咸丰元年正月十八日，两军在大湟江口牛排岭大战，太平军把清军打败，随即乘虚北出武宣县。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即天王位，正号太平天国，以本年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立幼王，建军师，设百官，蓄发易服，号召四方。

四月，太平军从武宣进到象州中坪。清军赶来堵御。太平军被阻不得北进，又缺盐粮，六月，折回紫荆山。时清廷改派亲信大臣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到了广西，他定下封锁的战略，要把太平军困死在紫荆山内。太平军在多病伤，又缺盐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以大无畏的革命斗志，「欢喜踊跃，同心同力同向前」，于八月十六夜，突围东走平南，粉碎了清军的封锁。向荣率军来追，在平南官村一败涂地，逃入平南城。太平军就向北急进，克服了永安州。清军四百围困，又企图把太平军困死在这个山城里面。清军的封锁是严密的，内久不通，困到壬子二年（一八五二年）二月时，连「斤两之火药」都没有了[一]。但无畏的太平军，于三月初三夜，终于打破包围，向东突围出，大败追兵，进围桂林。太平军从此好比「虎兕出于柙」，敌人再不可能把它封锁在山区内了。

四月十五夜，撤桂林围，传檄全国，北出经全州，南王冯云山中炮牺牲。五月初二日，从全州乘船指向长沙。敌人先钉塞蓑衣渡口，船阻不得过，就焚烧船只辎重，从湘水东岸进永州。阻水，折而南，初九日，克道州。七月初七日，离道州东进，十四日，克郴州。道州、郴州一带群众加入的约五万人。太平军在湘南扩军休整，并广筹军资。

八月，进军长沙。西王萧朝贵中炮牺牲。十月二十七夜，撤长沙围，渡湘水西岸北进。当时在长沙城中抗拒太平军的湖南巡抚骆秉章追述这一役说：「河西原有官兵万馀，向军门亦在焉，不能堵贼北窜，不知何故。……是役也，在长沙办贼，城内及城外，东河西河，兵勇共六、七万人。住城一中堂，三巡抚，三提督，总兵十一、二员，在城外者两总督，不能灭贼，以致北窜，亦一恨事」[一]。清朝宰相、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等文武大臣的畏葸无能，绿营军队的腐朽，骆秉章在这段短短的回忆中，已经暴露无遗。太平军从此一帆风顺，出洞庭，入长江，下江南，清军再没有阻挡的能力了。

太平军既渡湘水，十一月初十日，克岳州。二十日，克汉阳。十二月初九日，克武昌。太平军在武昌欢度新年。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正月初七日，大军分水陆两路下江南。二月初二日，进围南京，十四日，就攻克南京。分军攻克镇江、扬州。计自金田起义到这时候，祇两年三个月，就席卷长江，截断了清朝的漕运，控制了中国的心脏地区。革命形势在飞跃地发展。

在攻克南京后，建立首都问题摆在太平天国领导者的面前。这一个决定革命前途的决策，要他们立刻作出决定。洪秀全是早已主张建都河南的，在长沙北出时，已采取过要到常德经鄂北出河南的行动。只因到益阳忽得民船数千，才改作顺流而下。到这时候，洪秀全主张分军镇守江南，大军向河南挺进，取河南建都。这一个主张，不论是在战略思想上或政策方针上都是十分英明正确的。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论河南说：「河南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一]。当时太平天国的革命形势尤其如此。因为清朝首都在北京，「太平天国之存在必待清朝灭亡后始可得人承认。清室存亡当视北京之能守与否为断」[二]。而太平天国要攻克北京，就必须先取河南，建立临时的首都。这样就把自己的首都放在敌人首都的大门口，隔着黄河遥遥对峙，摆开进攻的形势，然后用全力向北京进攻，大军渡河，有了一个巩固的大后方，源源向前方支援，先立于不败之地，而根据当时双方形势判断，北京又是断然可以攻取的。洪秀全考虑这问题时，他不是不看到太平天国拥有一万多艘船只，满载数不尽的辎重，进入了资源丰富，龙蟠虎踞，号称帝王之家的南京的。但是，他熟悉中国历史，知道南京「局促于东南，而非宅中图大之业」[一]。历史上建都南京的都是一些偏安的或者割据的皇朝，结果没有不遭灭亡的。所以他不从南京建都的一些表面利益来看问题，而从革命的根本大计来着眼，提出分军镇守江南，大军取河南建都的主张。可是，杨秀清却采取了老水手的建议，在南京建都，在太平天国兴亡史上，铸成了大错。

天京既建，立即出师北伐、西征。北伐军于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四月初八日从扬州出发，命大将林凤祥、李开芳等率领，经安徽、于五月攻下河南归德府。打算从归德府城西北四十多里的刘家口渡黄河，取道山东进攻北京。到刘家口，敌人采防河战略，把渡船烧光，无船过渡。绕道到河南巩县，从洛河偷渡黄河。过黄河后，在怀庆府休整。七月，西入山西，打算从西面攻北京，被阻，折回河南，从武安突入直隶。九月，前锋迫近保定。又被阻，从深州乘虚而东，改从东面攻北京。时值天津地区大水，到达北京东南的静海，淹没道路，无法行进。清军立刻结集在杨村，以阻北进。甲寅四年（一八五四年）正月，粮尽，退到阜城，再退守东光连镇，等候增兵。四月，天京援军到达山东，攻克临清州。李开芳带骑兵去迎接，到高唐州，知援军已溃败，乃入守高唐州，于是北伐军分为两地。林凤祥坚守连镇，到乙荣五年（一八五五年）正月，粮尽陷落。李开芳从高唐州退守冯官屯，也在这年四月给敌人用水淹陷。北伐军以孤军远征，纵横数省，迫近北京，奉命坚守，等候增兵，合取北京血战两年，全军覆败，壮烈牺牲。

孤军北伐，是杨秀清在建都问题铸成大错之后，又一次大错误，杨秀清既定都南京，就应该用全力来先平定东南，然后北伐，还不失为中策，却孤军北伐，竟出下策。北伐军出发时祇二万二千五百人，到静海时，也不过四万人。由于兵力单薄，故四月出发，五月就过黄河，在怀庆府竟停留了三个月，不能北进，而不得不西入山西，企图从西面进攻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