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山西被阻，又折回河南，突入直隶，前锋直迫保定，但仍不能直攻北京，又不得不迂回而东，改从东面进攻北京。北伐军之所以采取避实击虚、忽东忽西的战略，就是因为兵力太单薄的缘故。到静海后，清军以重兵结集杨村，就不能再前进了。也就由于孤军深入，与后方隔绝，无法运输粮食。行军无粮食，必败之道。北伐军过临淮关后，就已经感到「粮料甚难」[一]。过黄河后，得到河南、山西人民热烈供应，维持了一个时期。到屯军静海、独流时，就因为没有大村庄供给，粮尽不得不退卻，以致于全军覆没。

从中国战史看来，明太祖朱元璋既定江南，议北伐。他不取常遇春直捣北京的建议，认为「悬军深入，馈饷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他定策「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离，拔潼关而守之，扼其门槛，天下形势人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他动员兵力二十五万人，照他的计划平定了中原[一]。朱元璋的战略思想，就是兵法上说的「致人不致于人」。在元末北方政权已呈解体的时候，朱元璋还不能直捣北京，要先立于不败之地，并且还要用到二十五万人的大兵力。而杨秀清在清朝政令还统一，政权比元末牢固得多的情况下，却要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北伐，还取北京，怎能免于败亡。

林凤祥、李开芳是太平天国的开国英雄，两员最杰出的大将，从广西打到南京，都由他们打先锋，名城重镇都是他们先登。由他们领导的北伐军，是太平天国最基本、最精锐的军队。在建都天京后，这一支军队，应该用来做西征的主力。那么，湘潭之役，由他们去担任，就断不会全军覆败。而曾国藩先已在靖港溃败，投水自杀，被救起来躲在长沙南门外高峰寺，地主官僚纷纷向他攻击。他羞愤极了，又几次要自杀[二]。假如湘潭据点得巩固，刚刚组织起来的曾国藩湘军在内外夹攻、四面楚歌中一定会被消灭掉。当刘丽川小刀会在上海起义时，也不至于派不出军队去支援。杨秀清不这样做，却派他们去孤军北伐，全部丧亡，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李秀成说的天朝十误，其中第一、二、三条错误，就都是指孤军北伐说的，论为「误国之首」[一]。

太平天国孤军北伐遭到覆败，但西征却取得辉煌的胜利。西征军于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从天京出发。八月，围南昌不下，撤兵出长江，分军为二：一路回安庆取庐州，一路入九江，取武昌。

回安庆的军队，于这年十二月克复庐州，安徽归入版图的二十七州县。于是除旧布新，安徽人民热烈拥护，太平天国就在安徽得到了最巩固的政治和经漳的基础。

西取武昌的军队，于甲寅四年（一八五四年）正月围武昌，分军进攻湖南。三月，到岳州，与曾国藩反革命湘军遭遇，一战把它打败，追到距长沙六十里的靖港，分一军趋湘潭，以困长沙。曾国藩派兵去救湘潭，自己亲带水陆军来攻靖港。靖港军迎头痛击，曾国藩军溃，投水自杀，部下把他救起，逃归长沙。而湘潭太平军由一个在军事上无能的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统率，三日三败，全军覆没。靖港军势孤，向岳州撤退。五月，再克武昌。

湘潭覆没，是金田起义以来第一次大败，是使初组织起来的曾国藩湘军得到嚣张猖獗，于是连陷岳州、武昌，十月，遂直犯到九江、湖口。天王急命石达开前来指挥。乙荣五年（一八五五年），石达开用计在九江打垮湘军水师。曾国藩又投水自杀，党羽把他救起，逃走南昌。太平军乘胜西上，正月，克复汉阳，二月，三克武昌。

这年九月，湘军水陆三路来犯武昌，天王再命石达开督师。时九江仍有湘军陆军围攻。十月，石达开从湖北通城进入江西，以攻敌所必救。江西八个府城，五十多个州县，都望风归附。当时在广东起义进入江西的天地会队伍也都加入，太平天国又增加了宏大的兵力。曾国藩困守南昌，正好似鳖在瓮中一样，果然先撤九江围军回救，接着又撤攻武昌东路军回救。于是嚣张猖獗盛极一时的曾国藩湘军水陆师，到这时候完全处在被动，太平天国掌握着主动权把敌人控制着。

由于西征胜利，丙辰六年（一八五六年）五月，就在江西抽调兵力回来，打垮清朝钦差大臣向荣札在天京东门孝陵卫的江南大营[一]，向荣溃逃丹阳，自缢而亡。

当这时候，长江千里，上自武、汉，下至镇江，都归太平天国版图。新克州县，人民争先归附。「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民心佩服」[二]。曾国藩反革命湘军所到地方「无土人为之向道，无米盐可供买办」[一]。人民痛恨清朝统治者，而欢欣鼓舞地拥护革命政权。三年西征的结果，已取得了东南大局澄清在望的局面。

从全国范围来说，自金田起义，太平天国革命飞跃地胜利发展，大大推动鼓舞全国人民的反清斗争。在太平天国革命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下，全国各地各族人民群众纷纷起义，反对清朝反动统治，革命怒潮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其中声势浩大的，计有：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四月，黄德美领导小刀会（天地会支派）在福建海澄县起义。八月，刘丽川领导小刀会在上海起义。甲寅四年（一八五四年）五月，陈开领导三合会（天地会别名）在广东佛山起义。九月朱洪英等领导天地会克广西灌阳。乙荣五年（一八五五年）夏，张秀眉领导苗民在贵州台拱厅起义。秋，张洛行领导捻党在安徽毫州雉河集起义。丙辰六年（一八五六年）九月，杜文秀领导回民在云南大理起义。此外，声势较小的是数不尽的。他们与太平军有的取得了联系，有的遥相呼应，以太平天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高潮。太平天国革命达到了鼎盛时期。

四 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和政策

太平天国革命是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农民为反对封建剥削者与封建压迫者，为争取自身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改变而进行革命战争，是史不绝书的。在这一方面，太平天国革命是与在它以前的农民战争相同的。但是，太平天国起义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危险敌人。因此，太平天国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除了如同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那样担负起反封建的任务之外，而为了保卫中华民族的利益与光荣。还要担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新任务。

太平天国在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战争当中，颁布了它的革命纲领和政策，根据了它的革命纲领和政策的基本精神去进行革命。

太平天国反封建是先以反满的姿态出现的，辛开元年和壬子二年间颁布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三道伐暴救民的起义檄文，便是以反满为号召的。历史上向来是这样：「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郡众的态度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一]。到了建都天京，就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从反满的民族革命大步跃进了反封建的社会革命[一]。

天朝田亩制度宣布「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要求根据新的原则，从新平分土地，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一种一切财产公有制。揭示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美好前景。太平天国在宣布天朝田亩制度后半年，由于天京缺粮到了形势紧迫的地步，无法解决，不得不采取「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以求取得粮食来救急，因而暂时未能行平分土地方案。太平天国对凡被称「妖」的官僚和反抗革命的地主以及寺庙、祠堂等的田产，一概没收。而在暂行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下，对归顺的地主是准许收租的，但有敢格规定，必须先让田登记（即报明田数、墟名、花户存案），然后准领凭收租，而租额必须受限制，必须重新评定。金田起义，追求平等、平均二千年的中国农民起来了，他们当太平军前来解放的时候，就把地主的田契、收租簿、借卷，官府的粮册等等都烧光，不肯再受地主阶级剥削，向地主交租了。地主明知领凭后还是收不得租的，却要负担纳粮，所以不肯登记领凭。这是一般情况，只有在蜕化变质分子、投降的清朝将弁和钻入革命阵营的恶霸匪帮盘距的地方，地主才能收租。太平天国根据这个革命形势，掌握天朝田亩制度的精神，顺应农民要求土地的愿望，先采取「着佃交粮」政策，向农民收粮。随着形势的发展，再进一步采取向农民颁发田凭（土地证）措施，以保護农民对耕种的土地所有权，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所有制，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天朝田亩的颁布和根据它的精神所施行的土地政策的效果，渗透了千千万万农民的心，鼓舞了千千万万农民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反对地主阶级的革命热情，在革命斗争中成为无限力量的源泉。因此，当太平军没有到来之前，农民们企望太平军来解放他们，都「有奚为我后之谈」[一]。闻太平军要来了，他们就欢天喜地踊跃起来响应[二]。到太平军来了，「郡县所经，如行时雨。旌旗所指，了解倒悬」[三]，给农民们解除了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他们有衣有食，感受到革命所给予的幸福，「之死靡他」，效忠於太平天国[一]。太平天国的基础，就建立在这一个广大农民拥护革命、参加革命的事实上。

在废除私有财产制的原则下，曾实行过圣库制度。圣库制度是从金田起义时就实行的。当时处在水深火热饥寒交迫的农民，看见太平天国施行这个「有饭同食、有衣同穿」的制度，就都踊跃地奔集到义旗下来。到建都天京后，设立天朝圣库，总管全国公有财产，统筹军民生活。一切徵收缴获的金银钱粮，以及私人财产，商贾资本，都归圣库，不得个人私有。上起天王，下至士兵，都不领俸饷，生活供给大体平均。天京人民也完全和官员士兵一样，全部生活，包括医药、儿童教育（娃崽馆）、养老院（老人馆），全由圣库供给。当时外国人评论这一种制度为「共同生活的实现」[二]。有一个到天京访问的外国人，在他写的天京见闻录中也说：「人人一衣一食，统由公库供给。所有财物皆入公库」[三]。这是太平天国进行的一次重大的社会改革。它体现了这场伟大农民革命的空前深入，表现了革命农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精神。

在废除私有财产的原则下，又实行过手工业国营的「诸匠营」和「百工衙」制度。这种制度，是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废除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以工业国营的形式，代替了手工业工人个体生产的现象，由国家集中各种工人，按技术分别设立营或衙，从事有组织的集体的生产，其性质已近於手工工厂，比手工业提高一步。诸匠营和百工衙在天京实行，是同圣库制度相辅而行的，这样有组织地集中生产，对各项手工业采取统一管理、经营的方式，在那时是富有创造性的设施。

天朝天亩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乡官制度，是根据周礼的理想社会组织而创制的基层政权。规定设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乡官。军帅统五个师帅，师帅统五个旅帅，旅帅统五个卒长，卒长统四个两司马。两司马管二十五家，卒长管一百家，旅帅管五百家，师帅管二千五百家，军帅管一万二千五百家。连军帅至两司马官员六百五十六家在内，一军共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凡一军，典分田二，典弄法二，典钱款二，典入二，典出二，都是一正一副，以师帅、旅帅兼任。而管二十五家的两司马，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相当於村。在这里，设国库一，婚娶、弥月、丧事，都照定额由国库供给，鳏、寡、孤、独、废疾也由国库供给养；设礼拜堂一，每日教育儿童和礼拜日讲道理；并处理争讼、赏罚和保举等事。乡官由推举产生，凡五家举一伍长，二十五家举一两司马，一百家举一卒长，五百家举一旅帅，二千五百家举一师帅，一万二千五百家举一军帅。这个制度是中国近代人民民主政治思想的萌芽，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对巩固革命政权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对妇女解放也有三项重要的规定：第一，是经济上妇女与男子有同等的地位「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尚（上）受田」；第二，是社会上妇女与男子有同等的地位，「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第三，废除封建婚姻，「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实行男女自主的婚姻。太平天国的妇女，在金田起义时，就编为女营，与男子并肓肩作战，「起义破关千百万，直到天京最英雄」[一]。他们「当腰横长刀，窄袖短衣服，骑马能怒驰，黄巾赤其足」[二]。他们「勇健过於男子，临阵皆持械接仗」[三]。到天京后，他们当牌刀手（衝锋队），担任保卫天京的任务。守卫镇江的任务，大半也都由女军担当。癸好三年十一月，救扬州之役，是太平天国战史上一场恶战，步步为营，血战而前，直透重围，才把扬州全城军民救回天京，也调女军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