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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史 佚名 5026 字 4个月前

样,韦昌辉才得进行他的阴谋鬼计,阶级矛盾才得掩蔽在农民内部矛盾之中,通过农民内部矛盾的爆发而爆发。天京事变之所以错综、曲折、複雜,其原因就在於此。

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五月,在攻破威协天京安全驻扎在东门外孝陵卫的清朝江南大营取得大胜利后,杨秀清假托天下凡,强迫洪秀全答应他称万岁,天京事变的序幕揭开了。太平天国的政体虽然包涵有农民民主的一面,也保留有封建的另一面,承认了君位由天所授的君主制[一]。中国自东汉后,「万岁」为君主至尊专称,「无人臣称万岁之制」[二]。天王洪秀全称万岁为君,正军师杨秀清称九千岁为臣[一]。杨秀清以臣迫君称万岁,就是大逆不道的篡位。再从太平天国的伦常道德来论,作为儿童教育读本的幼学诗上,就以「君道」与「臣道」来教育儿童。以杨秀清名义颁布的太平救世歌也同样以「出仕事君,……臣道须存」教人。在那部为宣扬杨秀清忠君而颁行的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里,还特地把杨秀清向天王启奏说「凡臣下食天之禄,忠君之事,固分所当然」的话,向军民进行广泛的教育。农民对君权的观念,本来受了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影响,又再上太平天国的教育,军民群众自然是反对「君臣不别,东欲专尊」[二]的了。这正是太平天国全体臣的公意。恪守臣道,君臣界限断不可混淆,正是他们共同的伦常道德。至於从洪秀全自己来说吧,他虽然在教养的解释上,有杨秀清和他「俱是良民之主」的说法,但在君位上,他却宣称他是:「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三]。他於金田起义后两个多月,辛开元年一月十一日,太平天国建国,即天王位那天,就同时照君主制,立他的儿子洪天贵为幼主,作为他的君位承继人。他曾经用宗教的说法向外国人宣布他立幼主的目的说「朕立幼主继耶稣,双承哥朕坐天都。幼主一半耶稣子,一半朕子迓天庥。代代幼主上帝子,雙承哥朕一统书」[一],要他一家「父子公孙坐天朝」[二],一统江山万万年,他对杨秀清称万岁,断不是甘心情愿的。因此,杨秀清和洪秀全的矛盾发展到主个地步,已经到了尖锐的顶点。但是,洪秀全为着革命前途打算,还再加忍让,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

杨秀清这一种违背太平天国政体触犯群怒的篡夺行为,却正是反革命分子革韦昌辉求之不行的好机会。於是他去怂涌天王洪秀全下诏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肯。他又与石达开密议杀杨秀清。阴还未得逞,他和石达开都给杨秀清派遣出征。

到七月,当时被杨秀清引为心腹的佐天侯(由兴国侯改封)陈承瑢向洪秀全告密,说杨秀清要杀他而夺其位。洪秀全急下诏召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武昌督师的石达开和在丹阳督师的秦日纲归诛杨秀清。

韦昌辉比石达开离天京近,先接诏,赶急带兵归,与秦日纲会合,在陈承瑢接应下,乘夜入天京,包围东王府,杀了杨秀清。於是掩蔽的阶级矛盾就通过农民内部矛盾的爆发而爆发了。

韦昌辉既杀杨秀清,就逞出地主阶级穷凶极恶的兽性,用诡计屠杀东王府所属部队,夺取大权。於是肆行大规模的屠杀,向革命疯狂进功,要把革命政权颠覆。革命和反革命在天京展开一场生死的决战。石达开闻变,从武昌赶回京,要止乱。他当面斥责韦昌辉。韦昌辉又要杀他。石达开弔城走到安庆,起兵靖难。京外军民都声讨韦昌辉。在石达开的军队还没有回到天京的时候,韦昌辉和他的党羽,已经给天京军民诛灭了。

这一场天京事变,总计被韦昌辉屠杀太平天国革命骨干两万多人。这对太平天国革命是何等惨重损失!而变乱并不是到此为止。在诛韦昌辉之后,全朝公举石达开提理政务。洪秀全却迫走石达开。研达开又把太平天国的精兵良将都还走。祸乱迭出,此祸未已,彼祸又起,於是把刚遭反革命大乱的太平天国陷於万却不返的境地。早在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四月的时候,美国公使麥莲(robert.m.mclane)到天京采访,他有一个随员分析汰平天国各方面的情况,曾作过判断说:「照现在形势来看,没有甚么东西可以阻他们的胜利,有之,唯内讧而已」[1]。侵略者所谓「内讧」,就是希望农民内部矛盾的爆发,就是希望潜藏在太平天国革命内部的地主阶级势力爆发颠覆活动,从内部攻破坚堡。两年之後,侵略者所企望的天京事变爆发了,其结果,竟阻止了太平天国的胜利,毁灭了太平天国。

首先是军事形势急剧逆转。在天京事变前,太平天国是进攻敌人的。到天京事变後,敌人从东西两线分投反扑。西线湘军攻陷了武昌、汉阳,进犯九江。东线江南大营从丹阳一路反扑,再围天京。太平天国被迫从战略进攻转而为战略防御。後来虽在打通天京北岸交通和保卫庐州,取得浦口和三河两役的大胜利,庚申十年春,在解天京围之役,打垮了江南大营,并乘胜追击,克复苏南和浙江嘉兴,但辛酉十一年春,会师武、汉,力争长江上游,保卫安庆之役却失败了。安庆既陷,天京屏蔽尽失,天京遂不可守。太平天国自从天京事变後,在军事上,始终没有改变过防御的形势。

同时,在政治上开始逆转,洪秀全破坏了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从包含有农民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局,转变而为天王专制独裁的政局。

总之,天京事变,把太平天国划分为前後两个不同的时期。天京事变前,在决策上,用[1]据简又文译天京见闻录(轶名通讯),见大风半月刊第九十一期,原载北华捷报一八五四年六月廿四日第二0四号。

兵上不是没有犯大错误的,如建都天京,孤军北伐等都是大错大误。但由於政治发扬了农民民主,「事事严整」,「民心佩服」,权力高度集中,从而取得革命始终飞跃发展,从胜利走向胜利。到天京事变以後就不同了,洪秀全厉行君主专制,造成了大纲紊乱,人心离散的後果,使政治从权力高度集中变为事权不一,军事从进攻转为防御。所以这一场天京事变,是太平一国兴亡的转捩点,是太平天国的致命伤,从此以後,太平天国就从兴隆昌盛转向衰败,以迄於灭亡。

六 中外反动势力在反封太平天国中的结合

太平天国没有天京事变,清朝就不可能反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者也不敢触犯它。中外反革命联合起来向太平天国进攻,那是经过天京事变走下坡路之後的事。

在革命的扫荡中,清朝常备军绿营已经腐朽不可用,八旗更不消说了。原有的当权人物,从皇帝起以至军机大臣、大学士、驻防将军、各省总督、巡抚等,都不能成为反农民革命的团结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曾国藩和他的湘军。

曾国藩在清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年)出生於湖南湘乡县荷塘都的一个小地主家庭。清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0年)散馆,授职检讨。他要封当时封建统治因循怠玩的政治振作一番,从散馆後第二年起,就以朱子全书做日课,向朱熹学习。他继承孔子提出的「礼」,要「兴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一]。他尽力叫嚣董仲舒宣传的「三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二]。他是从孔子、董仲舒、朱熹一脉相传下来的门徒,汇集了他的先师们的反革命技俩,成为中国近代最凶狠的反革命巨魁。所以道光帝旻宁看中了他,从翰要院散馆,不过九年,就七迁升到礼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一身而兼中央六部的几个要职。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清咸丰二年)十二月,曾国藩因母死在家乡守制,接到清廷任命他帮同巡抚办理本省团练的命令。他覆奏清廷说,办团练要捐集练费,是一件滋扰的事,而绿营见敌就溃逃,现在急务,只有改弦更张,另建新军。於是他就在湖南编练了一支反革命军队,叫做湘军。

曾国藩用封建宗法关系和乡土观念来组织他的军队。将领主要是湘乡人,都是一些顽固的封建儒生,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的农民。他定的湘军营制,以营为单位,士兵由营官自己招收,饷由营官发给。营官在营一天,这一营就存在一天,营官战死或不干了,这一营就解散,使士兵只知服从营官,整个湘军只知服从曾国藩一人,造成一种极浓重的封建隶属关系,结成反革命死党。曾国藩又定出一种叫做「辨等明威」的军礼,把尊卑上下的封建等级礼教贯串到营制里去[一]。他训练军队,重在思想性的教训,而不在技术性的教练[二]。他把训又分为训营规、训家规两种,而以训家规即三纲五常的伦理居於首要[三]。他的军歌唱道:「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四]。把礼教放在法、令之上,用一副无形的镣铐套在兵士的身上,来驱使他们为抗拒革命而卖命。这样,用儒家三纲五常的礼教,尊卑上下的封建等级,同乡共井的乡土观念,把湘军从头到脚武装起来,成为当时一支反革命最凶狠的新武力,而追溯中国近代军伐的形成,便是从这个反革命军队起源的。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清咸丰四年)正月,曾国藩带领湘军水陆师自衡阳出发,他散发一篇反革命檄文,首先捏造什么「粤匪自处於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接着,狂叫由於革命,「农不能自耕以纳赋」,「商不能自贾以取息」,「士不能诵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他还叫嚣会么「粤匪焚郴州之学宫,

毁宣圣对之木主,……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一]。他惊呼嚎叫会么「名教之奇变」来唤起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用地方观念和神佛信仰欺骗长江流域群众和落後农民,鼓动他们起来对抗太平天国革命。三月,兴太平军在湘潭发生遭遇战,打败太平军,六月,攻占岳州,九月,攻占武昌、汉阳,从此兴太平天国在长江上游展开激烈的战斗。这时候,实际上已经担负起对抗太平天国的主要任务。但当时清朝皇帝和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地主之间是有矛盾的。当曾国藩攻陷武昌的奏报到北京,咸丰帝奕詝大喜,对军机大臣们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汉军机祁■藻献媚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奕詝被他提醒,默然变色,从此坚守惯例,不敢重用曾国藩[二],专指望托明阿、德兴阿(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江南大营钦差大臣)等满洲将领,和绿营将领向荣(江南大营钦差大臣)等人来维持那迫近灭亡的清皇朝。到庚申十年(清咸丰十年,一八六0年)四月,江北大营早已经屡次被打垮,这时候,江南大营又全部被粉碎,奕詝不得已始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授以重任。到奕詝死後,那拉氏(西太后)执政,更进一步重用曾国藩,任命他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即制。於是在太平天国政权所在地的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以及双方争夺的地区江西,曾国藩负起了和太平天国作战的全部责任,湘军成为太平天国的死敌。

壬戌十二年(清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春,曾国藩又命令门生李鸿章回合肥招募,仿照湘军营制编成另一枝反革命军队,叫做淮军。淮军编成後,曾国藩派去救上海,实行和资本主义外国军队的直接合作。

清朝政府通过湘军、淮军而团结了中小地主的势力,并通过他们建立了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密切合作。

在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之後,当时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很清楚地看出:太平天国反对强加於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是一个比它们「一向想像的还要可怕的团体」,是它们要想在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的「障碍」。但是,它们看到了太平天国蓬蓬勃勃的革命势力,不敢轻举妄动,而当时对清政府的勾结又还没有成熟,因此,便一面宣布虚伪的「中立」,一面暗中把成千成万门的洋铁炮,源源接济清政府,装备曾国藩的湘军水师,对抗太平天国。

到丙辰六年(一八五六年)七月,外国侵略者所渴望的唯一可以阻止太平天国胜利的天京事变不幸爆发了,太平天国开始走向下坡路。於是英、法两国就向清政府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侵略军占广州,并由大沽进兵天津、北京,逼使清政府於戊午八年(清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五月,签订天津条约,於庚申十年(清咸丰十年,一八六○年)秋天,再签订北京条约,批准天津条约。从此英、法、美抛掉所谓「中立」的假面具,公开和清政府联合进攻太平天国。

资本主义侵略国家和清政府之所以双方都感到有合作的必要是因为:前者必须在消灭太平天国後,才能确实得到清政府所给予它们的一切权益,後者则已看清楚向外国侵略者妥协并不致损害自己的统治地位,比较起来,最可怕的还是农民革命。

在中外反革命势力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