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的严明纪律。他爱护人民，向官兵教育爱民的道理，要他们关心广大人民的疾苦，要「有衣同衣，有食同食」3。故民心悦服，到处战胜攻取。

秀清爱护兵士，他给军队颁布一种体惜号令4，教导「凡为佐将者，当知爱惜兵士」。规定行军时，官员马匹都给伤员骑，如马匹不够，由兵士抬负而行，总要个个保齐。到指定营盘时，令拯危官员每逢礼拜日将伤员医疗情况报明，宰夫官三日两日按名给肉，以资调养，掌医、内医格外小心医治，佐将当公事稍暇，必须亲到功臣衙看视。有亲属的伤员，看远近情况，酌量令其亲属前来照料，没有亲属的，由本营兄弟小心提理。至於对巡更把卡兵士的体惜，又规定：「若遇天寒雨雪之夜，尤当加以体恤，若见其衣裳单少，或被褥不敷，即当传令各官，如有多馀，即当挪出，分散兵士。倘各官亦无多袍裳，即令各官夜间将皮袍裳与把卡兵士穿著，日间令其缴还，如此一转移间，兵士更当格外感激矣」。秀清爱护兵士，开心到这种地步，就更加激发他们的门志，以战胜敌人。

秀清对群众很谦虚。当攻克南京时，他正在考虑建都大计，驾他座船的蒋老水手，向他当面提出反对去取河南为都而主张在南京建都的主张。他虚心倾听了并且采纳蒋老水手的意见。虽然他这个决定是大错的，但是，却典型地说明他对群众的谦虚态度和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到建都天京后，丞相不识字的每人禀事，都带书手入读禀奏。他十分谦虚地对那些书手说：「我五岁死了父亲，由国伯养大，家穷失学，不识字，兄弟莫笑，但慢慢地读给我听，我自懂得」1。他给群众的形像，就是这样的诚恳，这样的朴素。他谦虚对待群众，虚心倾听群众意见，也教官员们学他的榜样，他曾经面教各官说：「尔等为官者，凡遇下官有事到案敬禀，或是或非，且随他直禀明白，切不可半途之中，见他有不合之处，即大声骂他，致他心无定见，常多惊恐。即有错处，也须待他说完，悠然教导，否则恐他自后即有合理的地方，也不敢来禀」〔一〕。他这样地重视群众主动性和智慧的发扬，就鼓励群众开心革命事业，乐於提出意见，因而收到集思广益的效果。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中，曾经出现了许多创造性的新事物，就是跟领导者这种谦虚的作风有关的。

秀清用人，择有才而用，不准狗情滥保。他指示在田家镇行营统兵的燕王秦日纲说：「凡保举官员，必须查其平素历练老成，精明灵变，然后传该员前来亲自勘验，观其言语举动，进退趋跄，果堪胜任，再行保举禀奏回朝，毋得狗情滥保」〔二〕。这样慎重保举，自然能够登进英才，为国任贤，收到政治清明，人心团结的效果。故敌人论到当时太平天国的铨选也不得不说：「赍功课职，颇协众情，初无依违，故其党争为致死，虽屡至穷蹙而不舍焉」〔三〕。这一种情况，和太平天国后期徇私滥保，乱封官爵，以致「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四〕的情况，恰恰成为十分显著的对比。

秀清「赏罚分明」〔一〕，这就使得有功的知奋，有罪的知愧，激发了革命者的上进心和责任心，加强对纪律的严肃感。甲寅四年五月，青年将军陈玉成攻下武昌，秀清立刻把他提升为殿右三十检点。玉成上燕王秦日纲禀申说，他恢复武昌祗是一点「微劳」，就得到升赏，使他「感激图报，奋不顾身」〔二〕。同年三月，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在湖南湘潭全军覆败，革职，调到江西湖口协助守城。八月，任为金官正将军。他感到自己有负委任，恳辞给他的官职，请秦日纲代为婉禀秀清，原在湖口带罪立功〔三〕。从这两件事看来，可见秀清「赏罚分明」是在怎样地激发着革命者的上进心和责任心。敌人论太平天国取得辉煌胜利的原因说：「其法至严，凡有失利取败，违令私财，重则立斩，轻者责降，不敢徇情，略无姑息。有功亦破格升迁，赏不逾时，而桀骜不驯之徒，遂群焉俯首，甘心服役，至身临矢石而不惴，膏涂草野而无悔矣」〔四〕。反革命分子的分析固然是片面的，因为太平天国革命者这种昂扬的门志，并不只是从纪律取得，而首先是由於对革命理想的追求。但是，从太平天国全部历史看来，仍然是跟秀清「赏罚分明」分不开的。这一种情况，和太平天国后期「无功偷间之人，各又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分（忿），力少从戎，人心之不服，战守各不争雄」〔一〕的情况，又恰恰成为十分显著的对比。

秀清「心灵性敏」〔二〕，应变迅速。甲寅四年三月，水营哗变。原来水营都是湖南人，反革命分子张继庚曾用「东王待广西人厚，待湖南人薄」的反间计去激怒他们。没有多久，可巧有北殿右二承宣张子朋因奉命出师封船只责打水营多人的事发生，众心遂齐叛，要尽开船上驶向清军投降或散去。秀清得报，立刻到北王府，将韦昌辉杖责数百，张子朋杖责一千，又传殿左五指挥提督水营事务总办船只唐正才到来，多方抚慰，叫他向水营传达慰问，并出诰谕宣布韦昌辉、张子朋虐众罪状。水营人人悦服。一场祸起顷刻的大变，登时风平浪静。如果应付稍迟，便致挽救不及了。秀清应变迅速，使不失事机，大都类此。

历史说明，统治阶级总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在革命门争发展的过程中，阶级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破坏革命，特别在革命门争胜利发展时期，敌人往往设法钻到革命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在建都天京后，就有以张继庚、吴长松为首的反革命分子潜藏在京内。张继庚隐藏在北典兴衙，到处进行反革命活动。吴长松打进太平天国内部，做织营总制，就利用织营作为窝藏反革命分子的巢穴。他们暗通城外清朝江南大营，要外攻内应颠覆太平天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秀清虽然不可能自觉地认识到阶级门争的规律，可是，在激烈的阶级门争中得到锻练，他对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活动保持了比较高的警惕。他首先破获由张继庚鼓动起的水营叛徒结盟案，镇压了叛徒。又侦破由张继庚纠约叛徒向清军献朝阳门的阴谋。甲寅四年二月，扑灭了由吴长松率领的匪徒夜斫仪凤门迎接清军的变乱。接着，又破获由副典金官陈先进为首密通清军定期作乱的案件〔一〕。於是肃清了反革命分子，纯洁了天京内部，从而给此后天京的保卫带来了安全。

太平天国前期的辉煌业迹，就是由於秀清执政得来的。当时太平天国的军民把秀清看作神圣。他的一道诰谕，一首诗歌，一部讲道理的书，都像战鼓一样鼓舞着他们，「争先恐后各称雄，直破铜关百万重」〔二〕，从胜利走向胜利。

四

农民的阶级性中包含着反抗性和革命性的一面，同时又有狭隘性、私有性和保守性的另一面。作为农民阶级的杰出领袖杨秀清，在他的身上，正体现这两种矛盾性格的汇合。对革命门争的勇敢、坚决，表现了他的革命要求。但是，到革命形势胜利发展，他这一个在深山烧炭的农民已经变成了建都在当时中国心脏地区的南京的太平天国的实际领导者的时候，反映着农民阶级性中消极面的错误和缺点，便在他身上显著地日益发展起来，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终於身遭杀戮，使正在明着胜利前进的太平天国，转而走下坡路，以至於败亡。

早在起义前两年，秀清取得代天父传言权，肃朝贵取得代天兄传言权，曾经由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向会众宣布不但人人要服从秀清和他，就是洪秀全也一样。洪秀全俯首遵命说：「谨受教」。事具萧朝贵传。故洪秀全虽为天王，实际受杨、萧控制。萧朝贵早死，秀清就以独一神威凌驾於洪秀全之上。建都天京后，洪秀全手批前遗诏圣书圣人约翰天启之传第十四章说：「今当禾熟之时，即得救之侯。朕是禾王，东王禾乃。禾是比天国良民。禾王、禾乃俱是天国良民之主也。验矣，钦此。」洪秀全又在宗教的理论上钦定秀清和他同传第三

杨秀清样「俱是天国良民之主」。洪秀全还亲口诏众官说：「尔为官者，须和尔东王所言，即是天父所言也，尔等皆当钦遵」〔一〕。这就是说秀清成为天父的化身，就是不在替天父传言的时候，他说的话也具有天父圣旨同样的权力，太平天国全体官员军民都必须钦遵，当然包括称为天父次子的洪秀全在内。虽然洪秀全说这句话时是在被秀清假托天父下凡要杖责他之后，是有所勉强而说的。但是，既出自洪秀全之口，就不论他原意不原意，都不能不说他承认了秀清是太平天国最高主宰这一事实。同时，太平天国采取军师负责制，秀清任正军师，总理军国，将宗教的、政治的、军事的大权全部掌握在手中，成为太平天国的实际领导者。

这是一个关系到太平天国命运的活生生的现实。而太平天国的国家组织形式却采取了这种把农民民主主义和君主制独特结合在一起的军师负责制。这种政体，虽把国家实权归军师执掌，天王临朝不理政，作为一个虚君，发挥了农民民主的一面。但却大讲「君道」和「臣道」，承认「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二〕，君臣界限不容逾越，如有人敢於夺取君位，就要被叫做「乱臣贼子」，斥为「篡盗」，人人得而诛之，又保留了君主制权能的另一面。因此，洪秀全仍拥有诛杀秀清的权力——这就是这种政体所赋与他的君权所产生的力量。关於这一点，秀清不是不知道的。就在那一次他假托天父下凡要杖责洪秀全第三天，他上殿去安慰洪秀全。洪秀全称赞他说：「清胞真是古之所谓骨鲠这臣。自后在尔幼主之世，凡为臣者当如清胞今日之直言，方尽为臣之道也」。他对说：「小弟虽足为臣者法，但后日幼主以后，亦要法我二兄海底之量，能受臣直谏，方尽为君之道也。自古以来，为君者常多恃其气性，不纳臣谏，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误杀之，致使国政多乖，悔之晚矣」〔一〕。秀清这一段对话，流露出藏在内心深处的对还拥有君权和性烈如火的洪秀全的恐惧。

太平天国的君主天王洪秀全，称万岁，而正军师杨秀清，祗称九千岁。他朝见天王时虽与群君臣有别，毋须下跪，却还要站在陛下。虽然太平天国的政权掌握在他手中，一切国务都归他决定，但在形式上却还要奏请洪秀全取旨。洪秀全尽管形同虚君，但他所拥有的君权仍高出於秀清之上。而太平天国所采取的那曾为刘邦所惊叹的「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的封建帝皇朝仪的威风又高高地压在秀清的头上。在经不起胜利的考验，和封建思想日益侵袭的秀清，便要取洪秀全的皇帝地位而代之。

秀清为着要达到他的目的，首先就必须要使洪秀全屈服。因此，在建都天京后，他就利用代天父传言的权力，假托天父下凡去压制洪秀全。癸好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秀清要夺取在天朝宫殿服侍洪秀全的女师朱九妹两姊妹，就以洪秀全责罚女官过严为罪名，假托天父下凡来压制洪秀全。当东王府侍从用全兴把这个假天父——杨秀清抬进朝门的时候，洪秀全早已得到奏报，赶紧走出二朝门来迎接，假天父向洪秀全发怒说：「秀全！你有过错，你知么？」洪秀全跪下，同韦昌辉及朝官一齐对说：「小子知错，求天父开恩赦宥」。假天父大声喝道：「你知有错，即杖四十」！韦昌辉和众官都俯伏地下，一齐哭求说：「求天父开恩，赦宥我主应得的责罚，小子等原代天王受杖」。洪秀全说：「各弟不得逆天父圣旨，天父开恩教导你们哥子，自当受当受责罚」。假天父不准各官的请求，仍令责杖洪秀全。洪秀全对说「小子遵旨」，就俯伏受杖。假天父见洪秀全屈服，他的威风已经逞够了，才改换口气，并把他可耻的目的说出来，道：「你已遵旨，我便不杖你。但有石汀兰、杨长妹当使她们各至王府与国宗一体安享天福，无用协理天事，朱九妹两大小前亦有功，亦准她们居王府安享天福，其馀的事都由你清胞向你奏知」。这个可耻的目的，就是要从天朝宫殿夺取朱九妹两姊妹到东王府去，说要石连开的姊妹石汀兰和他自己的姊妹杨长妹回到各人兄弟的王府去享福只是陪衬〔一〕。秀清这一出戏，还把它编成一部天父下凡诏书，刊刻传布，来宣传他无比的威风，和洪秀全对他的屈服。

据记载所见，建都天京后，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挟制洪秀全的不止这一次。癸好三年四月，洪秀全正发动一场如火如荼的反孔运动，秀清不同意，就假托天父下凡宣布：「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合於天情道理亦多」〔一〕，控制了这一个运动。太平天国建都在南京，是在革命根本大计上犯了重大的错误 。洪秀全要迁都到河南去。秀清就假托天父下凡，责骂洪秀全说：「你要迁都河南，就是变妖，该杖责」〔二〕！秀清就是这样地利用代天父传言的权力，假托天父下凡来压制洪秀全，逼迫洪秀全不得不屈服。

秀清以为有力量可以反抗他取洪秀全而代之的是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这几个人，如果先把他们制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因此，在压制洪秀全的同时，就对他们横加压迫。他屡次凌辱韦昌辉〔三〕，使韦昌辉一见他，就「有惊恐之心」〔四〕。甲寅四年四月，又借燕王府牧马的事件，对石达开、秦日纲等进行打击。这原是一件小事。秦日纲燕王府有一个牧马的，坐在府门前，秀清的同庚叔〔一〕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