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事迹不详。

太平天国於癸好三年二月建都天京，四月初八日（夏历四月初六日），即派大将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率领最精锐的军队进行北伐。太平天国在决定建都於南京之后，派遣孤军北伐，是在军事决策上的重大错误。

太平天国不应建都南京，而应该从天王的策略，暂在开封为都，在黄河南岸与清朝的首都北京遥遥对峙，摆开进攻的阵势，然后派大军渡河，直攻北京，有坚固的后方，给前线源源支援，在当时革命形势下，北京是断定可以取得的。由於杨秀清不遵从天王的主张，竟在南京建都，造成了偏安局面，犯下策略上根本性的大错误。但是，如果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以全力底定东南，在刘丽川上海起义时，便有兵力前去支援，当曾国藩反革命湘军初起时，就有足够的兵力把它消灭，而当时外国侵略者盘踞的上海也得收回，后来反封建反侵略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形势。到东南既定，然后出师北代，如朱元璋的取元朝，还不失为中策。而杨秀清一误再误，在策略上犯了根本性大错误之后，又在战略上犯了另一个大错误，这就是孤军北伐。当北代军因兵车粮缺不得不从天津退却后，杨秀清不是下令迅速合师南归，以保存有生力量，而是派遣援军，再投孤注。他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把太平天国最精锐的部队断送了。他还派出第二次援军。幸亏这次援军到达安徽舒城的时候，遭到敌人阻击，看清楚孤军深入的危殆，全军退归，才得保存〔一〕。必须指出，由於建南京，丧失克复北京，统一全国的大好时机，造成困守长江一隅的恶果；而孤军北伐，又丧失底定东南的军事宝力，才给地主阶级政权以喘息、整顿以至重新组织力量进行对抗的时间和根据。杨秀清在决定革命成败的关头，竟采取了下策。

北伐军进入河南时才二万人，到静海时，就算清朝统治者的报告没有放大，也不过四万人。而清朝兵力在北京城内便设有常备军十四万九千多名〔一〕，在太平军进攻南京时，还预备调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黑龙江、东三盟古等马队一万名，到离北京五百里内驻屯，以备警急，五、六日间即可到北京〔二〕。此外，清朝全国设有绿营额兵七十多万名，两年以来，陆续徵调各省兵及战区本省兵祇九万七千七百馀名〔三〕，固然绿营兵大部份防守本地不能徵调的，而徵兵必须粮饷，这又是困难的，但还不曾到无兵可调无力调动的地步。当时清朝统治虽然腐朽，而太平天国要以四万人的兵力攻取北京，那是力量差得远的。所以北代军四月出发，五月就渡过黄河，在怀庆府停留三个月，不能向北挺进，而不得不西入山西，企图从山西进攻北京。到在山西被阻，又转回河南，进入直隶，前锋直指保定，因敌人大兵赶到保定，又不得不改为乘虚东向，打算经静海从东面进取北京。北伐军之所以采取避宝击虚，忽西忽东的战术，这正说明兵力车薄的情况。产伐军不仅兵力车薄，而且是孤军深入，与后方隔绝，犯了兵家的大忌。北伐军的后方在南京，进攻的目的地在北京，一过浦口，就是敌人统治区。所有军粮、军械、人力、物力的补充，后方无法接济，一切须要在战斗中自筹。其中最困难的是军粮，便只好依靠沿途人民的供应，所以在未渡黄河前便已经发生粮良困难问题了。过黄河以后，得到河南、山西人民的热烈供应，维持一个时期，到屯军静海、独流时，就因为没有大村庄供应，无法长期维持四万人的粮良，到粮尽就不得不退却，以至於全军覆没。后来干王洪仁玕谕北伐失败的原因是由於「孤军深入」〔一〕，那是完全正确的。

北伐失败的责任在杨秀清决策的错误。北伐军却以他们的机智、勇敢、坚韧、顽强去克服任何困难，担负起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他们只抱着一个目的，就是攻取北京，「得胜回朝」，在任务没有完成前，是至死不移的。他们从静海转移，是就粮待援，在连镇分兵，是成攻取北京的任务，始终坚守北方不退，血战两年，壮烈牺牲。北伐军这样勇敢坚决，真不愧革命英雄。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谕事说：「这支小小的军队表现了惊人的勇气和纪律，他们面临着不能克服的困难，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勇往直前，沉着地抵抗穿着皮衣的、耐寒的、在人数上占压倒优势的鞑靼骑兵的袭击。敌人的这种装备，他们是完全缺乏的，也难以抵御的。他们顽强地忍受着他们所不习惯的，而且毫无防御准备的北方冬季的冰天雪地的酷寒，他们孤立无援地进行了一千四百英里以上的长征，他们以英雄气概进攻敌人，最后又以英雄气概进行退却，这一切都形成了近代战史上的奇迹〔一〕。很熟悉太平天国情的英国驻上海领事密迪乐评谕为：「有史以来最出类拔萃的一次行军」〔二〕。他们赢得了人们的衷心钦佩到了这个地步。

至於北伐援军。他们也同北伐军一样的英勇无敌。他们奉命增援北伐军，在进入敌境后，以疾风落叶的威势，不过一个月时间，就长驱横扫安徽、江苏、山东三省，攻入运河重镇临清州。但是，他们的部队复杂，沿途复加濫收，太平军只占三分之一。那些不良队伍，在克临清州后，已群起哗变，到撤出临清州，又不听命令，给敌人乘机反扑，遂致全军溃败。古语说：「尾大不掉」，是不错的。

本传考证

一

林凤祥北伐九军人数

林凤祥率领的北伐军共九军。张维城供说：「在怀庆者共九军，前一、前二、前三、前五、後一、後三、中五、左二、右一。此九军皆从扬州出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陈思伯复生录说：「伪东王杨逆在五十军中分出九军，以伪天官副丞相林凤祥、伪地官正丞相李开芳、伪春官副丞相吉明远（吉文元）为首督带九军，……奉旨扫北。」

清咸丰三年七月初九日湖广总督张亮基附陈各路贼情片说：「由滁北窜共有九军」（见张大司马奏稿卷四）。又考佚名虏在目中系记北伐军作战事说：「贼营出阵，皆以大率小，如：伪丞相当头；次伪检点，左、右伪指挥；次伪将军；次九军伪总制，率各属下伪典官、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司马等。以三军居中，六军分左、右翼」，也记为九军。据以上考证，林凤祥率领的北代军共九军是可以确定的。到一九八○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所编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内发表林凤祥供说：「三年二月破了金陵，住了三天，我到扬州踞了城後，杨秀清叫我金陵，派我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春官副丞相吉文元、检点朱姓，带九军兵渡黄河」，证实了我的考证。

至於九军实数究竟有多少人呢？这是研究北伐战役必须稽考的一个问题。案太平天国每军照太平军目所规定的名额连军帅计算在内，应为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人，但据记载，每军实际人数只有二千五百人（请参看本书卷二十五兵制）。考清咸丰三年五月初九日，办理安徽防剿事务周天爵奏说：「据所获粤匪杨悰传等供称，正贼不过千人，裹胁虽有两万，号令实不能行」（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三十八）。同月二十五日，代理河南布政使沈兆澐、河南按察使林扬祖奏说：「连日研讯生擒之贼，据供自扬州逃出不过千人，沿路裹胁至汴梁约万馀人，亦有称两万人者」（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四十三）。邵懿辰半岩庐遗文补清咸丰三年五月初七日与王吉云书说：「探信有二万馀众，遍扎长淮卫两岸之说。」又考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朱锡琨回覆北王韦昌辉军情禀报说：「林凤祥、李开芳二位带五军兵将连夜先往黄河四十里之遥上下取船。」案林凤祥、李开芳在入河南归德府城後带五军兵将连夜前往的地方是离归德府城西北四十多里的黄河南面的渡口刘家口。清咸丰三年五二十三日山东巡抚李侩说：「接据曹州府县禀报，贼於初八、九等日分窜刘家口。……此次南岸刘家口贼匪不下数千」（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四十二）。同月十三日沈兆澐、林扬祖奏说：「臣等於初十日辰刻接到抚臣陆应穀来函，知在商邱宁家集与贼接仗得胜，不意贼由间道潜至归德，府城失守，即带兵径赴刘家口，而贼已先派一万人进驻该处」（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三十九）。据清朝方面的报告，林凤祥、李开芳带到刘家口的五军人数，山东的报告为「数千」人，河南的报告「一万」人。如果照太平军目的规定，五军人数便是六万五千七百八十人，断不只此数了。据上考证，可知北伐军九军人数并不是照太平军目的规定，而是照每军二千五百人的实际人数。即共约二万二千五百人，所以当时清方报告北代军进入河南时为二万人，这是与太平军每军的实际人数符合的。据张亮基附陈各路贼情片说北伐军「共有九军，约三万馀名」，大概是到河南沿途群众加入後的总人数。北伐军到驻军直隶静海、独流时，据僧格林沁等报告曾发展到四万人（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二十七，清咸丰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僧格林沁、西凌阿奏）。至陈思伯复生录说北伐军「九军约十一万人」，是他於四十年後追忆往事时照太平军目编制的数字计算，那是错的。

由於孤军深入，是北伐军覆没的原因，故本书详考其人数於此。

二

北伐军向天津进的问题

三

北伐军向天津进军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要攻取天津呢？还是迷失道路，误向天津呢？第二个问题，是北伐军以摧枯拉朽的威力沿途攻下了不少府县，为什么到了天津，却不能攻取这个没有重兵设防的城市呢？

关於第一个问题，我是根据当时在河南按察使衙门当幕客的龚淦耕馀琐闻。这部书所记太平军北伐事是根据探报记述的，核对各事多实。他在书中记北伐军并不是有意到天津因雾迷路所误说：

贼在静海，本欲窜往保定或京师，初无至天津之意，是日大雾，迷失道路。查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内刊布的李开芳又供说：

洪逆在广西，便欲到南京。到南京意欲不动，打发我们过黄河，到天津扎住，再告诉他，再发兵来。

据李开芳说到天津扎住是预定的。考北伐军原定进军计划是从河南归德府刘家口渡黄河，经山东向北京进军，先到天津扎住，再增兵来取北京是可信的。但这是原计划，後到刘家口不能渡河，西进河南巩县过黄河，再从怀庆西进山西，转回直隶向保定，早已改变了。因在山西被阻转回直隶，进到保定又被阻，始改从深州乘虚而东，打算经沧州、静海从东面取北京。其误向天津，是因大雾迷失道路所致。

关於第二个问题，北伐军不能攻取天津，是因受大水所阻。张焘津门杂记卷上吴惠元天津剿寇纪说：「八月朔夜，风雨大作，城西北芥园河堤决口，……再筑再决。……津邑地势，东凹於西，乃水不东趋，反灌西南，……於是静海、沧州一带，弥望汪洋，歧途皆为水没，仅馀大道，津城西南亦然，众皆惊异」。附编又记道：「咸丰癸丑秋，津邑剿寇获胜，其间天人感召，良非偶然。是年八月朔夜，风雨大作，城西芥园河堤陡决，天津道张公起鵷再筑再决，……城南一片汪洋，倏成巨浸。後乃知虽十万兵力不及此，盖津邑无险可守，数千团练，何以御七、八万之强寇，……此中殆有天焉。」根据反革命分子的自供，可知此次太平军进不入天津，实因受大水所阻，不能前进，而不是打不进这个清朝没有重兵设防的城市。又据上引记载天津芥园河堤在清咸丰三年八月初一夜（即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七月三十日），因大风雨溃决，此时太平军正撤河南怀庆府围，向山西进军，还在河南、山西交界。而在河堤溃决後，清朝天津道张起鹓还曾再筑再决，又天津地势东凹於西，乃水不东趋，反灌西南，事出反常，使「众皆惊异」，可知天津这一次运河决口，并非清朝统治者开挖，以阻挡太平军的进攻。侯桢天津谢公庙碑说：「先是郡人张锦雯输家财浚濠，濠成，而运河之水大至，环城数里地洼下，皆成巨浸，而葡萄洼尤甚，公得阻濠守」（见缪荃孙纂续碑传集卷五十七）。案这一个反动文人侯桢在谀墓的碑文里，为着要吹大那一个反革命分子天津知县谢子澄的「功劳」，捏造一个「阻濠守」的事实，但当时明明是大水阻挡了太平军，他只得歪歪曲曲地说成先浚濠，濠成，而运河之水大至」，「公得阻濠守」。这是一段并非事实的记载。有人曾引伸这一段话，说是天津清朝统治者掘开运河堤岸来阻挡北伐军的进攻，这是不对的。我们要辨明这一个事实，目的是要指出当时北伐军侦探不确，自陷困难，使清朝得争取时间在杨村布防，失却迅速进攻北京的机会。

三

吉文元的战死

吉文元战死於何时何地有几个不同的说法。钦差大臣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帮办军务江宁将军托明阿奏报战死於河南北部怀庆府城外，清咸丰三年六月二十日讷尔经额、托明阿奏报到北京说：「臣托明阿……驰抵怀庆，督兵分三路进剿，……是日共计杀贼一千馀名，内有黄巾黄袍贼目二名，前执春正令旗一名，据生擒贼供，即系贼首伪丞相吉汶元」（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四十六）。河南巡抚陆应穀却奏报说战死於河南南部遂平县，同月二十二日陆应穀奏报到北京说：「据遂平县知县刘鸿勋禀称，初十日有贼股由西平一路直扑县城，该县带勇迎头堵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