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的轨道之中，予以实行。它会给太平天国建国指向「民主与科学」的巨大作用，它是说明太平天国断不会开时代倒车，走回汉刘邦、明朱元璋封建皇朝老路的见证，已详资政新篇志中。

太平天国天历为求「平均圆满，无一些亏缺」，废除闰法。这是违反天象，不合科学的。己未九年十月，仁玕奏请订正，改行四十年一斡旋的办法，并在历书上增加有关农业生产的知识，以求合于天象，而「便民耕种兴作」。他写了一篇天历序〔一〕道：

原夫真道行而左道必绝，天情正而天历宜明，荷蒙天父、天兄大开天恩，亲命我真圣主天王降凡作主，扫荡妖氛，凡一切制度考文无不革故鼎新，所有邪说异端自宜革除净尽，聿彰美备之休。故夫历纪一书，本天道之自然，以运行于不息，无如后世之人各骋私智，互斗异谈，创支干生克之论，著日时吉凶之言，甚至藉以推测，用之占候，以致异议愈多，失真愈远。我天朝开国之初，百度维新，乌可不亟为订正以醒愚俗而授民时哉！

尝考后世法胜于古而屡改益密者，惟历为最。唐志又谓天为动物，久则差忒不得不屡变其法以求之。殊不知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盖天行到健，确然有常，本无古今之异。其岁差盈缩迟疾诸行，古无而今有者因其数甚微，积久始著，古人不觉而后人知之，而非天行之忒也。夫天之行度多端，而人智力有限，持寻尺之仪表，仰测穷苍，安能洞悉而无疑。况屡经更改，屡失常度，周、秦历凡六改，汉凡四改，魏迄隋十五改，唐迄五代十五改，宋十七改，妖元五改，明亦数改不定，是皆无知三刑？南阳贵士，岂皆命逢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寿各异」。盖命虽定于有生之初，其理至微，非人所能测试。况降祥降殃，总由作善作不善所致，即云死生有命，及得之不得，曰：「有命」，不过一以解忧患，一以止贪求，非真有一定数存乎其中，任人善恶百端不能移易也，纷纷谈算者又何其惑之甚乎！

兹我天朝新天新地新日新月，用颁新历，以彰新化，故特将前时一切诱惑之私，迷误之端，反覆详明，以破其惑。庶几人人共知天国新历光明正大，海隅苍生咸奉正朔，将见农时以正，四序调匀，天行不息，悠久无疆。中外臣民共嬉游于光天化日之下，举凡旧日一应索隐行怪之习，荒谬妄诞之谈，自不戢而悉泯为，岂不懿欤！

兹当新历告成，谨特试于历首，俾有以定民志而正农时为，以仰副我真圣主敬授民时之意云耳，是为序。

仁玕在这篇天历序中，指出旧历书上所讲的「支干生克」，「日时吉凶」，都是违背科学，是封建统治者捏造出来欺骗人民的。社会上流行的算命、卜卦、看风水等等迷信都是骗人的，他根据天体运行的自然规律，对中国历代历法的差误、迷信，尽量批判，而对太平天国的「定民志，而正农时」的新历，充分予以阐明。他对封建社会麻痹人民反抗意识的定命论等，也加以痛斥，这是一篇光辉的放射出战光芒的科学论著。

仁玕写了一部项杰归真，其中不只是根据上帝教的信仰，反对偶像崇拜，更进一步从发展生产出发，打击封建迷信。他认为农民拜田祖、社稷等神，并不能免于

灾荒。他又攻击不发展生产出发，打击封建迷信。他认为农民拜田祖、社稷等神，并不能免于宋荒。他又攻击不事生产的佛教和道教，力斥「猾聃诡谲，妖佛妄为」。这和他在天历序中所反对的迷信风水和定命论，都是为他在资政新篇中所提开发矿产以发展生产，把消耗在迷信上的费用，转用于办学校、开医院等有利于民生事业的政策作理论的根据。

当太平天国革命，资本主义经济早已在中国萌芽的时候，仁玕传播资本主义思想，提出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方案，对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功绩是巨大的。近年西方历史家论「他的研究从神学到西方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不但使他成为太平天国领袖中文化最高的人，而且是西方文化最早的传播者之一」〔一〕，我认为这个评论，对仁玕的功绩——思想与方案，意义与作用的巨大，是还没有澈底的了解的。

庚申十年十月，仁玕友人容闳到天京来访。容闳广东香山县人，少时入澳门马礼逊学校，留学美国耶鲁大学，熟悉西方文化，为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仁玕和他在香港相识，曾有愿在天京相见之约，今果前来。仁玕极表欢迎，殷殷向他请教建国方略。容闳向仁玕建议七事：一、依正规的军事制度，组织一优良军队；二、设立军事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的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良好政府，聘用富有经验的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仁玕嘉其议，奏请天王，封以义爵。容闳以所议未能实行，不受，辞归。后来他在自传中述仁玕得其建议后与他讨论事道：「干王乃以予所言七事，逐条计论，谓何者最佳，何者最要，侃侃而谈，殊中肯綮，盖干王居外久，见闻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故对于予所提议之七事，极知其关系重要，第善善不能用，盖一薛居州，无能为役，且此时诸要人，皆统兵于外，故必俟协议，经多数赞同，乃可实行也」〔一〕。仁玕对西方文化的卓识，与太平天国施行决策的民主制度，以及在战争环境实施须有所等待，都可在容闳这段记事见之。

三

仁玕参加革命，是经过很曲折的道路的。他不但经过多年才得进入革命阵营，就是到他身任太平天国军师的时候，在他的信仰上，还是要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而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认识上，也从以为是「相善」〔一〕，经过现实的斗争，而完全认识了外国侵略的凶恶的本性。

太平天国的上帝教，是要把天堂来在人间。这跟麻醉今生的痛苦，追求来世天堂的快乐，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基督教有着本质的不同的。仁玕身任太平天国军师，「为朝纲之首领」〔二〕。效忠太平天国，决心与共存亡，但他的信仰，却与太平天国的上帝教不同。他在初到天京的时候，本着「广传圣教，普化众人」素愿〔三〕，曾用基督教义来劝告天王，企图改变太平天国宗教的性质〔四〕。他劝人信「来世永福，吾亦信上帝非如世人之肯失约者，故敢转谕尔官民人等放胆敬信」。他劝「人能明透此理欲二字，守而行之，不能进天上大天堂都惟我是问」〔五〕。这当然是要到处碰壁的，跟太平天国的思想格格不相入的。因此，仁玕在思想上就发生了矛盾、混乱。他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四十岁生日那天，做有一首四十千秋自咏，开首两句就说：「不惑年临惑转滋，知非尚欠九秋期」〔一〕，不惑年指四十岁。仁玕自述他到四十岁，做了太平天国军师两年之后，信仰却更加矛盾、混乱起来。从这两句诗中，可以体会出仁玕当时在内心里思想斗争的激烈和痛苦。但是，在革命大洪炉中，终于改变了他的认识，他被俘后写的自述里面，大力宣传洪秀全升天受命，下凡作主，以及天父天兄降托的神灵等等，完完全全是与太平天国上帝教的说法一模一样，而为基督教徒所斥为「对神圣这最大的亵渎」〔二〕者。他就义时，并不同洪仁达那样「如醉如痴，口称天父不绝」〔三〕，而是慷慨激昂诗言志，表达革命终必成功的英雄气概，都是明证。

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开列出一批和他「相善」的英国、美国和日耳曼的传教士们，他认为这些人会帮助他建设太平天国。当庚申十年七月进军上海前，他特地邀请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前来苏州商谈，俾得到顺利解决上海问题〔四〕。可是，他所认为是「相善」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教士，到这时候，却都剥开画皮露出侵略中国的狰狞面目来了。

仁玕虽然受过基督教深重的影响，但是，他却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热爱祖国，坚决保卫祖国。当他下令进军上海，遭到英法侵略联军抗拒之后，英国公使普鲁斯曾经狂吠他说：「虽然洪仁玕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经过了宗教义的薰陶，较之一般太平军具有更开明的见解，从而教徒传教士对他怀抱着莫大的希望，可是甚至像他这样的人也都拒绝放弃甚或延迟进攻上海县城的企图」〔一〕。普鲁斯的谰言，说明了资本主义侵略者对仁玕所抱的企图全部破灭，说明了仁玕热爱祖国，保卫祖国立场坚决。

在太平天国展开反侵略的英勇战争中，仁玕完全认识了伪装的外国传教士的凶恶本性了。他对一个在太平军服务的英国人纳力斯（nellis）说，他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好的外国人〔二〕。又有一个叫巴费（baffey）的也是在太平军服务熟悉仁玕的外国人，说他「非常不信任外国人」〔三〕。仁玕所熟识的外国人都是披着画皮作为侵略的先锋队的传教士，他当然不会碰到过一个好的外国人。他本来是信赖他们的，到揭穿伪装，看出真相之后，当然就非常不信任他们，他跟他们的关系一刀两断了。后来他在亲笔自述里，说到太平天国失败时道：「清妖买通洋鬼，交为中国患」。以一个当初在资政新篇里把外国教士认为是「相善」而不懂得提出反侵略对策的洪仁玕，而今竟然从血的教训中得出这个认识，他就大书特书出来以警告后人。

四

仁玕没有参加金田起义，没有参加艰苦的革命战争，一旦到了天京来，不到一月，就授为军师，封为干王，总理全国，百战功高的统帅们都不服。仁玕见众人不服，不敢接受。天王洪秀全说「风浪暂腾久自息」，他始受印〔一〕。但是，后来风浪并没有息。英国上海领事官富礼赐和他相熟，说仁玕告诉他「各王如何不尊重其威权」。富礼赐说仁玕「欲实行改革而事事均受各王之牵制」。又说：「打仗立功的王爷对于他常在天京都非常妒忌，他甚至被迫要带兵出征，但弄到一塌糊涂，乃因得报告有些番鬼佬向天朝提出无理无礼的要求，所以从前线赶回来」〔二〕。

各王之所以不服从仁玕领导，是因为他没有权。仁玕之所以无权，就由于天王洪秀全把军师大权揽归己手。太平天国政体行军师负责制，天王临朝不理政，权力由军师行使，自军国大政，以至刑赏生杀，职官迁降调，都归军师裁决，请旨施行。当东王杨秀清任军师之日，东殿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每部十二员，共七十二员，主分掌国务。承宣二十四员，主发号施令。全国国务，向军师杨秀清禀奏，又从东殿发出诰谕指挥，每天川流不息地好似机器一样运转。曾于一天里面颁发诰至三百件之多，使敌人惊奇。而今仁玕当军师，他的干王府怎样呢？常到府中的富礼赐记所见道：「入府门，经过污秽的空地，即到一排屋子，是为六部。有时有些苦力在屋内。有一较大的屋子，内有三个书手在那里写字于黄纸上——大约这几个人即是该六部的全部人员也。户部内装有好些煤炭；礼部的用处更为卑下了。这六部之上层为罗孝全牧师之寓所」〔一〕。干殿六部只有三个书手，户部堆了煤炭，礼部的用处更为卑下。六部在楼下，而一个到太平天国任职的外国牧师罗孝全却高踞整个楼上作为寓所。仁玕作为军师，他的干王殿竟冷清清到了这个地步，连一个乡官馆还不如，他空有军师的名而没有军师的实可知了。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要主是他做，军师也是他做，破坏了军师负责制。到仁玕来京，他虽任命仁玕为军师，但他并没有把军师的权力交给仁玕，所权柄都握在己手中，如不经他裁可，一切要务俱不得执行。仁玕在与富礼赐用餐阴谈间，对富礼赐说：「天王如何不听人言」〔一〕。仁玕在资政新篇说：「恳自今而后，可断则断，不宜断者付小弟、掌率、六部等议定再献，不致自负其咎，皆所以重尊严之圣体也。或更立一无情面之谏议在侧，以辅圣聪不逮」。这就是对洪秀全专制独裁的讽谏。仁玕在自述中又说过天王次兄洪仁达也干预政事〔二〕。仁玕的为人，据富礼赐说「是苟且偷安的，好发议论而不实行的」，又说「可惜他立志甚高，而赋性疏懒」〔三〕。就即使他是个具有铁腕的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而在洪秀全专制独裁之下，他也将一无所为。仁玕担任太平国的军师，与赞王蒙得恩、章王林绍璋同理政事，实在不过是执行洪秀全的诏旨，充当洪秀全的事务官罢了。

当时太平天国的政治从清明变为昏暗，国势从兴盛转为衰落。仁玕到天京初时，对此是要有所作为的。他向全国将帅们颁发一道立法制宣谕痛切指出事权不一、邀求升官封爵的大弊说：「自金田起义，于今九年矣。前此拓土开疆，犹有日辟百里之势。何至于今而进寸退尺，战胜攻取之威，转大逊于曩时。良由昔之月，令行禁止，由东王而臂指自如。今之日，出死入生，任各军而事权不一也。事权不一，虽久安长治之国犹未可保，矧当国家初造，妖势尚横，而谓可保无虞耶？且如弟等意见，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夫国家机要，惟在铨选。现经颁发钦定功劳部章程，而弟等犹迫不及待。设仍各如所请，自兹以往，不及一年，举朝内外皆义皆安，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