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我们以比目前做到的更快更好的速度城市化，否则我们将无法完成印度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

许多到过印度游览的人都会震惊于城市贫民窟的悲惨景象，这些贫民窟在走出机场的那一刻起就刺激着他们的感官。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印度人主动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而这些人完全可以回到农村过着给牛挤奶的生活。但是绝大多数的印度人却甘愿这样做，虽然有些人是因为自然灾害或修建大坝而被迫搬到城市。在他们看来，即使生活在最肮脏的贫民窟也比生活在农村强。尽管印度的城市规划欠科学，也无法提供大量稳定的工作，但是在许多生活在印度农村的人看来，城市为穷人以及低种姓的人们提供的经济以及社会机会依然是难以想象的。超过1亿的印度农村居民没有任何自己的土地，其中许多人在未来几年想要搬到城市中，不管贫民窟的情形是否已经得到改善。

“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是将人们送回到农村，这在一个民主社会是行不通的，”南丹?尼尔卡尼说。

问题的关键在于改进城市管理的质量以及为穷人提供真正的工作岗位。城市中的精英阶层用最先进舒适的设备装饰他们的家，然后他们想把当初帮他们的梯子撤走，剥夺其他人享有类似生活的权利。除非我们为民众提供大量的工作，加快经济的增长率，否则每个人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我们必须面向未来。

印度的经济呈现出一幅分裂的画面，一边是中世纪的穷困，一边则拥有21世纪的高科技。令人更为困惑的是印度的精英阶层是1991年经济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但你会发现他们是旧式思维的最坚定拥护者，这种思维可以被称为特权阶级现代化、农民阶级封建化。阿茹娜和尼克希尔对印度农民的观点集中于普通民众的“共享民主”，如果将他们归为封建主义的拥护者，则不免有失公允。在各种类型的农村浪漫主义者中，他们站在进步的一端。这些人中有来自高种姓阶级的行政人员，他们的观点阻碍了人们对城市进行更好的规划；也有it行业中南丹?尼尔卡尼的同事，他们认为如果数字革命扩展到农村，人们就不需要迁移到城市了（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观点）。28然而众多的迹象表明农民——包括印度北部的农民——都不赞同这种观点。许多穷困的农民在城市里找到临时的工作，于是他们可以往家里寄钱，而他们的家庭还留在农村。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官方统计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减慢了。

印度的城市化进程在减慢(2)

从新德里最高政府部门的走廊到昏昏欲睡的地方官员的法庭，印度的政府机构和法律部门有着一些明显的共同点。它们从不会在你的生活缺席，除了真正需要它们的时候。如果你仅浮光掠影地观察政府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状况，那么你绝不会想到它正在经历一场软件业的革命。你看到的不是电脑，而是成群的人们在漫不经心地翻阅着文件；不是真空吸尘器，而是低种姓的清扫夫在小心翼翼地擦去你脚边的尘土。如果你想见某位官员，不是具体安排一次约会，而是告诉你“只要来就行。”是的，但是在什么时间？“别担心，只要来就行。”你不可能在等候室里坐着等，来这里请求办事的人排的长队已经溢出屋子，塞满了走廊和外面的庭院。每个人都期望着抓住那些大人物的几分钟时间，因为只要他们的几句话或是一个签名，就能为你的几百个无眠长夜或是几千个毫无意义的电话划上句号。你见到的不是公仆——无论是市政的还是其他的——而是主子。

这就是为什么我去拜访印度行政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公路局局长库里安（v.j.kurian）时，问了两遍才确信自己找对了地方的原因。库里安备受尊敬的功绩之一是修建了科钦（cochin）国际机场，科钦位于印度最南端，殖民时期曾是一个港口，我此行就是要与他谈论一些关于机场的话题。刚走进他的办公处时，我确信一定是弄错了地方，这里没有雇工在搬动那些用线捆住的布满灰尘的文件堆，没有嘈杂且古老的电传打字机，取而代之的是时髦、宽屏的电脑；这里也没有请愿者等候在这位大人物的办公室外面，寻求机会见他。库里安从他的办公室里走出来，对我说：“对不起，让您久等了，快进来请坐”，这时，我的两个疑惑都打消了，但同时又有了一些新的困惑。两分钟以后，采访就正式开始了。幸运的是，库里安愿意让采访大大超出原定的时间。同样幸运的是，库里安先生和许多印度人一样，在接受一名外国记者采访时不会保持沉默。这一直是个让我很欣赏的特点。

在印度，如果你不是对贪污过于敏感，并且不是很在意工程的最终质量，那么负责修建一个机场或是一个公共项目，都是很轻松的。因此在这方面，负责1992年科钦国际机场的库里安曾经是并且现在也是一个异类。由于他顽固地拒绝遵循这种游戏的一般规则，科钦现在拥有了一个干净且高效的国际机场。与印度其他机场不同的是，它还是个盈利的机场。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库里安不得不去解决一系列充满攻击性的障碍。“最艰难的时候是我被一位高级官员召唤过去，”当我们大声咀嚼着香蕉片、喝着加糖的办公室茶时，库里安告诉我，“这位官员要我放弃修建机场跑道的最低投标，而选择稍高的投标。在我说我不会违反规则时，他说我可以得到1000万卢比（相当于20万美元）。我坚持自己的立场，这位官员最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不久，不出人们所料，库里安被调到一个不起眼的没有任何吸引力的岗位上。在印度，你不能随便解雇一名政府公务员，因此如果引诱不成，政客们通常会将公务员调到一个偏僻的地区或是安放到一个不起眼的部门。但是不到两年，由于机场严重亏损，库里安就被重新召回。到2005年，机场利润率达70%，主要是通过将零售商店签约外包给私人公司，收取高额费用，获利最丰的是免税商店。

到达科钦机场的感觉和初到库里安的办公室的感觉一样，让我充满了困惑。德里和孟买的那些机场曾让许多刚到达的外国客人对印度留下糟糕的第一印象。而科钦机场不同，它干净、光鲜、现代，这里的候机大厅并不需要24小时的人群疏散。但是，尽管有着专业化管理的名声，库里安仍然不时地受到一些来自部长们以及公务员们的“请求”的困扰。“有一次，当我拒绝雇用200个企业与电力部长推荐的人做机场员工时，他对我大发雷霆。我告诉他我已经把机场几乎每一个职位都外包给了私人企业，因此我没有权利雇用或解雇任何人。”还有一次，国有的印度航空（airindia）公司说如果不将地面保障控制——历来的赞助来源——承包给它，它就拒绝往来科钦的航线。这一次，库里安别无选择只能让步，但他在其他情况下总能成功。“如果你立场坚定，并且不介意他们把你调到任何地方，那么他们常常会对你无计可施，”他说。

印度的城市化进程在减慢(3)

然而在印度，像库里安这样的例子极为罕见——一位政府高级官员有意识地约束自己及其同事们的权力，因此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我向他提起一个在印度广为流传的公式：m+d=c，即垄断+权力=腐败（monopolyplusdiscertionequalscorruption）。对于一个每月挣42000卢比（大约为1000美元）的45岁的年轻人来说，完全可以从私营企业那里收取一小部分贿赂，提起这个爱因斯坦式的公式就等于暗示他打开话题。和印度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人一样，他提到了神的话题。“我只能将幸运和侥幸存活解释为命运以及神灵的眷顾——我是受神保佑的，”他说。我说他本来也可以拿走别人给他的东西，为什么很少有印度行政局的官员像他一样做呢？“这很难说，”他解释道，“正直的印度行政局官员为了不涉嫌贪污就什么都不做——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没有什么可贪污的。问题是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去做。”他说在喀拉拉邦有些人甚至崇拜受贿的官员，“他们认为如果你不想点生财之道，你就是个十足的傻瓜。”喀拉拉人甚至创造出一个词来描绘那些正直的官员——“潘文格尔”（pavangal），意思是心地善良道德高尚的人，但同时也有天真和容易受骗的意思。同样地，那些懂得如何给人贿赂的人被称为“布迪”（buddhi），意思是狡猾的，但同时也暗含着“将成年人与孩童区别开的辨别能力”29的意思。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词汇。

库里安认为，许多人低估了清理印度行政系统过程中的困难。

当我和左翼的朋友交谈时，我会告诉他们：他们的见解是错误的，“印度真正的剥削阶级是官僚。虽然他们是靠人民养活的，但其中大约有1%～2%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是人民真正的剥削者。”如果你看看新招入行政管理局的人，你会发现他们比我们那一代人更糟。他们会用直截了当的方式向你要钱，他们会要求你带他们到最具异国情调的度假村去吃喝玩耍，他们从不试图掩饰对金钱的热爱。现在他们总看到自己的朋友以及同辈们能在私营部门挣到多少钱，这就使事情变得更糟了。

似乎是为了使他的良心得到折磨，在我们的交谈过程中，库里安经常被电话打断。其中一个电话是另一部门的官员打来的，他要求库里安用他的权力，将那天下午他要乘坐的航班的公务舱座位升级。还有一位来自声名狼藉的进口税以及消费税部门的官员，他将要参加在机场举行的晚间招待会，因此打来电话要求让他及其同事享受免费的停车服务。库里安两个要求都答应了。“你能怎么做呢？”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说，“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而且于别人无害。”我对这些打扰来的正是时候感到好笑，也为库里安的诚实感到好笑。如果他不得不处理这些“很小的事情”，至少他是透明的。

我们的谈话也引发了一种思考，即在印度要驯服某种在许多方面仍然处于控制之外的力量是何其艰难，尽管自1991年曼莫汉?辛格废除了许可证制度以来，中央许多政府机构的权力已经有了极大的收敛。这同样让我想起了曾在1999～2002年任行政改革部部长（ministerforadministrativereform）的阿伦?舒里（arunshourie）的一句评论。在谈起他在政府机构改革中所作的努力时，他说：“这就好像是要在南美洲的亚马逊森林中铺出一条道路来，我们刚前进了100码，丛生的灌木又会将它遮盖。”

人们努力改革一种体制，这种体制哪怕只有一点点改变，也会被某些势力竭尽所能阻挠，这样往往会产生一些闹剧似的效果。舒里就曾说过一个这种例子。301999年4月，印度的钢铁部（ministryforsteel）向舒里先生的行政改革部递交了一份正式的询问书。这个用了几乎一年的时间去解决、花费了印度一些最高级官员宝贵精力的严重问题，就是是否允许印度的公务员使用绿色以及红色水笔，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批注文件用的是蓝色或黑色水笔。

印度的城市化进程在减慢(4)

经历了几周的会议、磋商、做了备忘录以后，舒里部门的官员得出结论，认为这个问题只能由印刷局解决。又经历了三周颇有深度的讨论后，印刷局将文件返还行政改革部，并且建议说这个问题应该咨询培训与人事部（ministryfortrainingandpersonnel）。在这份文件送到该部门之前，又经历了三周的时间，因为勤勉的行政改革部官员需要花时间去考虑委婉措辞以应对印刷局。于是这个政府的问题历经曲折，经历了几周又几月，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开了一次又一次讨论会，最终得出了一个所罗门式的折中结论：“初稿起草时要用蓝色或黑色水笔。以后的修改过程用绿色或红色水笔，以区分最终的正确版本。”同时还规定了具体的等级制度：“只有联合秘书级别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在少数情况下（适时的宣布警告）使用绿色或红色水笔。”正如舒里注意到的，这是“一个贴切的官僚政治的解决方式：即使权力受到约束！”如果弗朗兹?卡夫卡把这种情形写入他的小说，批评家肯定会指责他过分夸张。

曾经有多家印度私营部门中的公司邀请库里安加入他们，并且提供了不错的薪酬。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接受任何一家企业的诱惑。“在当今的时代，如果说我愿意为公共事业服务，听起来似乎有些傻，但这是事实，”最后当我要离开时，库里安说。有一度我在想，是否可以请库里安先生为我升级第二天飞回德里的航班座位。但是这种念头仅一闪而过。

印度行政管理局

两百多年来，英国的地方行政区官员总自喻是“柏拉图式的卫士”，31他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