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人的报道，东莞市劳动局长莫海明在各种场合忙不迭地辟谣。他承认“自去年‘非典’以来，东莞普通工人一直处于缺乏状态，尤其是今年春节后缺工达到20万人，超过往年15万人左右的数量。严重缺工的行业集中在电子、玩具、制衣、电脑、制鞋等”。

但他也认为“目前东莞签订劳动合同的有260万人，未签合同的流动劳工估计有400万左右，一个地区的劳工缺口或盈余在劳工总数的5％左右是正常的，所以东莞目前缺工20万属于劳工的合理流动范围”。

而广东省劳动厅办公室主任张祥则担心“珠三角劳工充足，并不存在招不到工的情况。倘若外地民工信以为真，大量涌入广东，那才真的是大问题呢”。

无论是洪日清还是乐文都认为，将普工短缺称之为“荒”有些言过其实，“很简单，你去看看那些用人单位的要求，都是要求女工。真是要逼急了，只要把条件改成男、女都招，我保证所谓的‘民工荒’立刻消失。”洪日清自信地说。乐文也表示赞同“我们普工缺口90％是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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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珠三角“民工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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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两人的断言相呼应的是，“欢迎女工前来求职”的横幅在东莞各镇四处可见。为寻工已走遍了东莞各镇的叶继远也告诉记者，“他们（招工单位）只要女的，说男的不好管”。

私企面临“工荒”

新华社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谭深调查，由于珠三角特有的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为主，女性已占到劳动力总数的68％。至于企业为什么一定要把工作交由女孩子做，或许正如叶继远所说那样“女孩子好管”。但“好管”背后意味着更多的委屈和更低的成本。

叶继远以自己曾工作的某厂为例向记者算了笔账，他所在的厂，男女比例高达1∶9，工资由于工种不同，男工略高于女工，一个普通女工每周工作满60小时（含加班）的话，能拿到700元左右，但每月要扣掉住宿费、餐费约120元，这样下来，一个月能实得近600元。但“如果没有订单，那就要少得多了，才二三百元，其实每天加一两个小时，那些女孩子们还是愿意的，出来就是赚钱的嘛。”

南华工商学院易江教授对珠三角约5000名女工做了问卷调查，其结果是：有15.5％的女职工每天加班加点1小时以上；有22.3％的女职工每天加班加点在两小时以上；还有13.15％的女职工每天加班加点在3小时以上；甚至还有7.8％的女职工每天加班加点在4小时以上。女职工月平均收入为876.95元，其中有2.1％的女职工月总收入在300元以下；有39.35％的女职工月总收入在700元以下。调查显示，女工月平均基本生活费用在300元以下的有28％、 301～400元的有16.8％、 401～500元的有12.5％、 501～600元的有15.4％、600元以上的有20.9％。

谭深曾长期调查珠三角女工生存状态，她认为，大多数地方基层政府真正关心的是当地社区建设和居民福利，同时政府和当地人也清楚投资者与自身的利益直接相关。而且越是基层的政府，这种利益关系越明显。虽然他们比政策制订者更早地意识到当地经济发展已经离不开外来工，他们几乎都说过：“没有外来工，就没有我们经济发展的今天！”但是外来工毕竟是外乡人，当地政府对于他们没有责任，当外来工与企业发生矛盾时，很自然地倾向于企业一方。

谭深发现，在各种因劳资纠纷而引发的罢工中，组织者很少是女工，女工们虽然有强烈的不满，但是以忍气吞声为主，即所谓“老实”、“听话”，“这也是外资老板愿意雇用女工的原因之一”。

即便比男工更能容忍恶劣的条件，也并不意味着女工们愿意继续容忍下去。

“东莞，凭什么”

江西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洪日清凭自己多年的经验，将工厂女性普工总量减少的原因做了归纳。

首先，珠三角制造业已发展了近20年，许多原先的小镇已经实现了基本的城市化，服务行业已渐成新的容纳劳动力的庞大蓄水池。而且相对于男工，女普工受传统及自身生理的影响，工作年龄段会更短一些。

其次，便是制造业向内地转移，东莞20年来生活消费指数上涨了不少，但外来工工资却停滞不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在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幅度12年来只有68元，于是许多劳务输出省出现了严重分流。

洪本人15年前便开始从江西吉安组织劳务输出至东莞，在鼎盛时期，洪仅在吉安地区便有针对东莞招工网点近百个，但现在许多点一年连一个人也招不到，“人都就近打工去了”。

这种趋势不仅江西独有，有数据显示，四川全省每年有700多万人出省打工，广东占了近一半，但在2004年新增的80万民工中，流向广东的仅有5万人，远远低于现有在粤川籍民工的比例。

有专家指出，民工短缺并不能简单地用一句珠三角民工待遇低下来概括，其真正的原因应是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正在发生着的产业梯度转移。由于低附加值的加工型企业逐步向内地转移，加之远离家乡、生活成本高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所以越来越多的女工选择了就近就业。而珠三角现有的外向型加工企业多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力成本的低廉本身就是其参与国际竞争的最有力工具，要求厂家基本遵守劳动法应该是能做到的，但指望进一步提高工资并不现实。

以东莞裕元为例，2003年5月，这家世界鞋业巨无霸宣布与人联手在江西赣州投资9亿元建设新工业区，其目标为年产值60亿，用工6万人。而据一份台商内部报告显示，该厂工人月均工资为850元，据赣州统计局2003年6月数据，同等工种在赣州月均工资不足500元，仅人工成本一项每年就可节省2亿5千万。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一双东莞生产的能在美国卖到100美金的名牌运动鞋，其出厂价也不过15美金左右，其中工人的人工成本约为1～1.5美金，而一双鞋的厂家利润也只有5元人民币左右。“赚的就是个人工钱。”加之近些年来，泛珠三角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这些企业纷纷涌向内地便不足为奇。

于是，随着珠三角产业梯度的不断向内地转移，大量的女工选择了就近工作，于是那些困守珠三角的厂家便感到劳动力分流后的青黄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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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珠三角“民工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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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凭什么》一书的作者、财经作家樊荣强断言：“就珠三角而言，产业升级已是提高区域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所以，珠三角真正需要解决的是中高级技术工人的缺口。”

中国南方人才市场测评部的熊国兵经理举了一个例子，“广东从来就不会真正地缺普工，每天火车站上满满的都是来这里打工的人，现在这种现象不过是暂时的。而就劳动力素质而言，东莞、顺德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偏低，在深圳、广州这些已经初步完成产业升级的地区，从来就没出现过普工荒，他们真正缺少的是技术工人，富士康请我们帮他们招中技以上的工人，一招就是五千，我觉得这才是广东真正的‘荒’”。

樊荣强则认为，在珠三角的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制度改革明显滞后，民工一直不能确立其独立的产业工人身份，因此，他们始终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处于一种不被珠三角的工业文明、社会格局接受的状态，他们始终是无组织的、分散的、低层次的、弱势的、缺少更完善的产业技能培训的人群。于是，当珠三角地区的工业化需要迈向更高层次，需要升级与转型的时候，周围看似有大量的民工，但他们根本不能配合发展的需要，从而出现了所谓“民工荒”的错位与错觉。

“整体上来讲，珠三角不缺民工，而是缺掌握熟练技术的民工，缺产业工人，说到底，我们缺的是实现民工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化的制度。”樊荣强说。

2004年8月2日，叶继远打电话告诉记者：“我还是找不到工作，实在不行，就回老家进建筑队了。”

记者／王晓林东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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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直选不是惟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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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不是设计的结果，而是行动的结果。中国的社会转型，其真正的起点在于行动者的出现。新都实验是一个漫长过程，因为直选不是惟一，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新都位于成都市北郊，这里也是明代宰相杨廷和、清代思想家费密、现代著名作家艾芜的故乡。2002年第一天，它结束了约1800年的“县史”，成为成都市的一个区。

记者在对新都区长达半年的关注之后，最近一个月，又七赴新都采访调查，深入到农村、城区、基层官员、普通市民、学生以及直选可能涉及到的各个方面，“新都模式”的面目逐渐清晰。而在其背后，区委书记李仲彬则始终以低调处事，婉拒记者的专访。

在一次次的交涉沟通中，李仲彬终于答应深谈，而在此之前，通过各方面的调查和大量的材料，我们已经略约知道这个改革推行者的丰富故事，接下来的，只是要得到他的印证。

与一些媒体曾爆炒过的长治、宿迁相比，新都无疑正进行着一场对制度有着贡献的实验。虽有人说，这场实验还是人治力量大于法治力量，是区委乃至更高层在推动着……

但不容回避的是，就如哈耶克所说，秩序不是设计的结果，而是行动的结果。中国的社会转型，其真正的起点在于行动者的出现——新都、李仲彬，正是这样的例子。

在争议背后

新都区木兰镇中国第一例镇党委书记直选完毕，“直选书记”刘刚毅事后总结了竞选心得。

他表示自己感受到了包括认识、责任、监督和对象等四个方面的变化，其中他感到最深刻的一点就是，“直选书记”经过了更多的“阳光”过程，接受了更多的“曝光”过程，通过了更多的“过滤”过程，受到的监督渠道更多、角度更广、压力更大。

更重要的是，通过公推直选，刘刚毅坦承“自我监督在无形中迅速增强”。

同样参加镇党委书记直选的新民镇副镇长谭小琳，虽然是带着“试一试”和“展示自己”的初衷去参加竞选的，最终竞选失败，但她事后还是分析了落选因素。

实地调查时间不够，谭小琳认为这导致准备不充分——从报名到竞职演讲，前后仅3天，其中实地调查2天，集中询问半天，其余时间是在有关人员陪同下调查。

演讲是一种好的方式，但演讲水平并不能代表全部。于是她提出建议，可否在演讲之前，加一些其他综合测试；另外作为女性，谭小琳认为被男性认同、被社会承认的难度较大，尤其是在政治、经济领域。她观察到，到会参加投票的党员中，男性占了绝大多数。

“注定这是一次艰辛又痛苦的实验。”李仲彬毫不隐讳地告诉记者。因为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直裹胁在新都这么多年来的基层民主推进的全过程中。

因为直选，新都一位中学老师曾毫不留情地当面指责李仲彬，“你再整下去，要把新都搞垮！”而通过写信、发电子邮件批评指责他的，更是家常便饭——今年春节上班第一天，一位中层干部便给他送去了一首打油诗：“仲彬书记讲得好，落到实处有多少……”

但令李仲彬感到欣慰的是，新都民主土壤现在培养得还不错，他坚信“新都模式”两三年后就可推出，“模式不能推广，那有啥意义？有些东西搞科研可以，但我们不能搞科研啊”。

这让人不由想起了四川遂宁市步云乡1998年岁末进行的一场秘密试验：直选乡长。

成都大学的法学讲师王怡观察到，“直选乡长”谭晓秋——也正是上级领导慧眼看中的人选。但由于直选突破了现有选举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步云乡长直选明确表态不予支持——这也直接致使了那场实质以人事制度改革为目标的试验，至今身份仍未明朗。

2001年底，谭任期届满，步云采取“变通办法”又进行了第二次“直选”：地方政府先直接选举“乡长候选人”，然后上报市委组织部批准，再由乡人大投票选举。

结果，如第一次直选，谭晓秋再次成为乡长。但有谁能知道，这么多年来，号称“中国第一直选乡长”的谭——在这场农村政治改革试验中所承受的超重负荷。

由于并不存在竞选上一级政府职位的可能性，王怡注意到，作为“不合法”直选试验产物的谭，在现行干部体制内调动升迁的管道就被堵住了。尤其是第二次选举——将直接选举、间接选举和组织人事制度结合起来，更使谭在任何一个方向上似乎都失去了升迁可能。

最近几年来，谭的同事中升官的升官，调任的调任，甚至当年在他手下竞选落败的村干部，现今的职位都已在他之上，而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