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叫着挤出来。

姥爷回头打量着。

“我呀，不认识啦……郑联同，十多年前受伤在你家住过一夜……”

就是这样，邂逅了。离别十多年的时间，人群如麻的东京城，能叫两个有一夜之交的人，相碰到一块儿，可真叫我姥爷感到是命运所使。一夜之交的乡下人，已非往日所比。他显然干了大事业。那一天的东京义捐活动，就是由他发起组织的。说为了还愿，他非请姥爷吃一顿饭，叙叙十余年的别事。于是，两个人进了馆子，要了两碗烩面。

斗鸡 八(3)

他们从午饭前，谈到午饭后。话题从斗鸡开始，又到斗鸡结束。

最后，姥爷毅然到郑先生那里，在“义捐注册”上签了字。

十余石小麦，颗粒不留，全都支援了前线。

“就是粮食不好……”姥爷歉意地拉着郑先生的手。

“前线的人，连鞋底都吃了！”郑先生说。

去达宏杂店拉麦那天，政府在门口挂了彩绸，敲了锣鼓，把整个东京城都惊得天翻地覆。

我姥爷好光彩，直到几十年后，他将近百岁，对此事还记忆犹新，谈起来仍满面红光，洋洋得意。

这对姥爷是大事，对东京也是大事，对国家又何尝不是大事。此后，姥爷成了商界义捐援前的典型，被前线打仗的人称道，被东京市民称道，被鸡界朋友称道，很在东京城里沸沸扬扬了一段日子，直到解放以后，东京上下，很多人都还记得姥爷的这一事迹。

可这等慷慨作为，悖逆了商人本性。你慷慨了，受了政府的褒奖，不是从另一个方面，揭示着别的商贾不大方、不爱国、不支援前线吗？不是逼着众商户都要大解腰囊吗？

一日，方老板家公子方明见了我姥爷。

“倪先生，听说你生意做大了，捐了十石小麦，身上没打个寒颤？”

姥爷当然知道其中话意。

“为了国事，你也可以捐点嘛。”

方公子淡然一笑。

“我方明只管经商，名利是身外之物。”

姥爷冷眼一望方先生。

“我倪清本斗了大半生鸡，除了鸡子以外，其余的东西，也是身外之物，概不放在眼里。”

方先生想了想。

“这么说来，我要请倪先生压下‘达宏杂店’和我斗一场，倪先生也会应下的？”

姥爷一怔。

“我说过了，除了鸡，别的都是身外之物。”

方先生正经了。

“好！有言在先，政局稳了，我方明和倪先生疯斗一场。”

姥爷很有气度地一笑。

“方先生回去把鸡子喂好些。”

斗鸡 九(1)

斗鸡要看局势，看似有点小题大做，其实不然。试想，国难当头、全民抗日的时候，两个在东京都有名望的人，却要展开一场疯斗，赌注大到三间房子，且是门面金屋。加之方先生义捐时，一毛不拔，这疯斗叫政府如何想法？最少把你的税再收高些。

当然，斗也只是说说。民国三十四年后，日本人虽被赶走了，战事却延续了四五年。东京的气候，一直冷冷热热变幻无常。一会儿传来一个消息，说国民党的部队在哪里哪里，被八路军消灭了一个军，大部分都被赶到了长江以南，共产党执政是大势所趋；没过几天，又有消息传来，说共产党的一支部队全军覆没，蒋介石立脚很稳，打不垮共产党，也要南北两治……东京城内，抢劫谋杀的事情时有发生。城外的郊县各地，八路军、游击队、国民党还乡团、占山为王的土匪兵，你来我去，撞上就打。此时的人心都已不在过日子上，而在千方百计躲灾避难上，不要说斗鸡，各罩派的人，连养鸡的兴趣都干枯了。

我姥爷如果在街巷见上了往日的鸡友，总要为此感叹一番。

“你不喂了？”

“哪还有这份心思。”

“唉……打仗，天天的打，日子都过不好！”

有时会有人先问他。

“倪先生，听说你还天天到包府坑 鸡？”

“都不喂了……我下年也想歇歇。”

“不能不能，你有‘达宏杂店’出赁的房钱养活着，再不喂咱西派鸡就要绝种啦。”

“光喂不斗，过这号日子……”

“仗还能天天打？”

“说得也是，早晚会有一个把那一个打下的。”

究竟谁能把谁打下，似乎我姥爷并不十分在意。在姥爷内心，战事虽于他无大的关系，毕竟影响了他的鸡。斗鸡这玩艺儿，和老鼠一样，三天不咬东西，牙骨就要长疯的。而且斗鸡到了斗龄，一般都要每月斗上一次，三个月歇了鸡嘴，鸡的智勇就要衰退。按各派规矩，同一罩的鸡子是不能相斗的，就如弟兄不能相打一样。然为了鸡的锐气，姥爷已经私下破了规矩，每过两个月，他就要关起门来，让自己的鸡子相互斗打一场。我姥爷站在一边，看着自己的同罩鸡子翻脸斗打，无论场面如何精彩，都没有精神，没有乐趣。他怎么忍心看着自个精心饲养的一对鸡争斗呢？可不斗不行，斗了又难受，这两难滋味，搁在姥爷心房，久而久之，折磨得他看见什么都烦，听说打仗就骂。公元一九四六年，美国帮助国民党武装了二十个军，五十个师，并派大量舰艇把国军送往华北、东北，支援内战前线。东京的学生在城里撒传单揭露此事，我姥爷捡到一张看了，骂道：“操他奶奶，美国人吃饱饭撑得，天下哪有支持打仗的道理！”同年底，蒋介石召开国大会议，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接着，北平发生了美国兵强奸女学生的事情，激起举国上下的抗议。东京的“国立河南大学”游行时，我姥爷上街看风景，碰见了方先生。学生队伍，呼着口号，举着牌子，浩荡而过，警察在前边拦着去路，人仍在街上挤成肉团，姥爷和方先生就那么被挤到一块儿。

“天天都这样闹腾。”方先生说。

姥爷叹道：“啥时能和你斗鸡？”

苦笑一下，方先生道：“没时候了。”

时局的好转，其实并没等多长时间。不久，共产党就把国民党打下去了。

东京是在公元一千九百四十八年解放的，虽然成立了新政府，但国家的炮声还在响着，市民们心里并不十分踏实，连妓业都还开着。然而斗鸡却与别事不同，爱好者只要时局一稳，就又养起鸡来。年底时，包府坑、龙亭边、铁塔下、禹王台，又有了很多赶鸡的老人。直到这时，人们才发现，在战乱之间，偷着喂养斗鸡的，并非我姥爷等几人，各罩各派都有那么三五六七的人在喂着哩。

可以公开赶鸡了，也就可以公开斗鸡了。北郊斗鸡坑的鸡头家被日本军捅了刺刀，没有人再出面组织，相斗便成私下相约。阵势并不十分热闹。到了一千九百四十九年冬，东京为了贺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政府决定组织民间的高跷、狮子、响器、旱船、斗鸡、假面人、大铜器热闹一场，并决定各种门类，分别寻找一人出面牵头。我姥爷万也没有料到，一夜鸡友之交的郑联同先生，这时节竟又是东京市政府的干部、此次民间游艺活动的总指挥。姥爷义捐十石小麦，就是郑先生树立宣传的典型，所以，斗鸡界由姥爷出面组织，则顺理成章。

斗鸡 九(2)

当然，各派斗家，十几年不斗，肚里都胀着一股急气。提前打了招呼，让大伙调好鸡子。到了庆贺这天，气候异常温暖，太阳悬在顶空，东京城到处都是灿烂光芒。横额、标语贴挂满了胡同巷子。多少年都没有这般喜庆了，各户各家，这天都闭门落锁，老老少少一同寻热闹处欢乐。按总指挥的区域划分，高跷、旱船，主要活动在寺后街；响器在相国寺周围；戏班在东西南北四个城门附近；斗鸡仍在老地方──包府坑的一块松软广场。四郊的农民，为了赶上热闹，起大早带着干粮往城里奔，各城门外拉媳妇、拉老娘的驴车，一个挨一个，排出几里之遥。斗鸡场这里，更是少有的红火。各对斗家，相互商约，自选一处，撒开争斗。整个包府坑边，东一处，西一处，水边、树下、墙头，凡平整之地，都有一对斗鸡的厮杀。远看这里，人围着湖，湖浮着人，热烈而不喧闹。和其他各处的游艺相比，这儿别有一番雅静之趣。临近午时，总指挥郑先生陪着东京市长，去各游艺点同乐，待到包府坑时，静水清风，默言斗打的趣味，一下就把市长吸引了。他到各斗鸡圈看了一遍，走时问了斗鸡是谁组织的，如何会这样井然有序，郑先生当即向市长介绍了我姥爷。并重点叙述了他在抗日时期，曾一次捐了十石小麦，把“宏达杂店”的生意都给捐垮了。市长很感动，把我姥爷的名字记到了他的一个小本上。

游艺活动结束，郑先生把我姥爷叫到他家吃了一顿便饭，说市长对他组织的斗鸡很是满意。其实，姥爷心里最有数。他组织的斗场没法和斗鸡坑的鸡头家组织的相比较。包府坑那场乱斗，完全是一盘散沙，没有组织，顺其自然，谁想和谁斗，谁就和谁斗，想斗多长时间，就斗多长时间，一切均不合斗鸡的规矩。姥爷本为那场斗鸡感到羞愧难当，没想到市长却十二分满意。当然他不能再说别的话儿。

“各热闹处都踩伤了人，只你们斗鸡场没有伤一个。”郑先生说。

姥爷接：“袁世凯上台，袁四少爷组织斗鸡，还踩死过两个哩。”

郑先生望了望我姥爷。

“解放了，你以后准备干啥呀？”

姥爷有些不解。

“五十多了……再喂几只好鸡一辈子就完啦。”

一笑，郑先生认了真。

“新社会要人人都劳动，政府要给市民们都分一个工作干。”

这就叫姥爷犯了大难。

“郑先生……你看，我能干啥？”

郑先生没有立马回答，招呼我姥爷吃菜。在吃中，和我姥爷讲了很多政策，很多政府的计划，总起来就是：解放了，新天新地，人人都要过新的生活，不允许再存在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同时告诉他一个绝大机密，再三叮嘱他不能泄露──马上要划阶级啦！

来日，市政府召开游艺活动总结大会，市长在全市各界都有人参加的大会上，点名表彰了我姥爷。说他抗日时期，为国家出了力，组织斗鸡积极认真，又显示了对新社会的无比热爱。散会时，姥爷走在最后，心里溢着噗噗直冒的兴奋和喜气，不想到门口，方明先生在等着他。

“倪先生，市长表扬了你……”

“嘿……说了几句。”

“眼下连市长都支持斗鸡，咋样，斗一场？”

“闲斗？”

“压注嘛……几年前都说死的。”

“方先生，这是新社会。”

“咳，你看第四巷和会馆胡同的妓女拉客政府都不管。”

我姥爷想了想……这一想，则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是这个样子，而方先生的命运是那个样子。

“啥时斗？”姥爷问。

“下月初一。”方先生很果敢。

长话短说。姥爷斗鸡那天，没有抱他最好的青紫鸡，结果输了，“达宏杂店”的三间金屋归了方先生，老伴、儿子和他大闹了一场。可过了一段时间，东京对商界登记财产，根据现有财产折合价格，方先生恰好够上划入资本家的一列，而姥爷手中没有半点可折价的东西，就连小商贩的成分也没划进去……

斗鸡 十(1)

人生的事情，神秘莫测，难以捉摸。

解放后，东京百业待兴，到处都需要劳动力。新办工厂，虽都是小型，但需要的人数不少。其中最早的是东京煤球厂。那时候，东京烧煤户大都是政府的干部和家里有固定收入的工人，普通市民，还多是烧柴禾或散煤，并不烧煤球。因此，政府对煤球厂比较重视，从上海买回了几个煤球机，虽是旧的，用起来还顺手。打煤球这活，又累又脏，为了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就把为数不多的东京资本家，及经商在城、乡里有地、雇有长工的地主，安排在了煤球厂。不消说，这些人，没有一个机器操作手，不是说他们不会，其实他们比贫下中农有文化，主要是怕他们破坏机器。机器这东西，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是需要重点保护的。蒋介石每天都在台湾叫着要反攻大陆，有些事情，就不能不小心。东京有句老话，说“小心没大差”，这都是先人古训。方先生本来是够不上资本家的。一生经商，在东京有几处门市，划分阶级时弄个“奸商”比较合适，可成分序列里又没有“奸商”这一款；后来，计算手中资产，他刚好把我姥爷的杂店赢去，结果财产数目大了许多；加上东京在当时，名声很大，但工厂在解放前只有益中烟厂、普临电厂、天丰面粉厂、铁路修配厂四家，若不多划出几个资本家，就显得在执行政策上，干劲似乎少了些，这样就把方明归入了这一列。进了这一列，就分配到煤球厂改造了。具体工作，就是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