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而不提？

会谈期间，7月14日，苏共中央突然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作为对中共中央6月14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答复。这一天，正是苏、美、英进行停止核试验谈判的头一天。苏共中央选择这个时间公开发表这封信，表明它不打算通过会谈来消除两党之间的分歧。

中方对此极为不满，批评苏共中央不该在会谈期间发表这封信，将两党在会谈中的分歧公开化。7月19日，中方用多种语言向世界广播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7月20日，《人民日报》又作了全文发表，并且加了编者按。中共中央明确表示：“这封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1

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之后，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纸，从15日起连续发表社论，并且用个人署名的文章和读者来信的形式，吹嘘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报纸以及意大利、法国等国共产党的报纸，也纷纷发表文章，表示支持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指责中国共产党。对此，中方明确表示，“这些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凡是重要的，我们也将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并在必要时予以答复”。

在这种情况下，会谈将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7月21日，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回到北京西郊机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和首都群众5000多人到机场迎接。这是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出国代表团归国为数不多的几次中的一次。

尽管会谈未能达成协议，但毛泽东对代表团的表现还是相当满意的。他称赞说，代表团没有同苏方达成任何有失原则的协议，这就是完全的胜利。别看邓小平那么矮，却是一个重量级拳师。赫鲁晓夫都搬不动你，斗不过你，苏斯洛夫更不在话下。这次你们取得了完全胜利，完成了任务，做了一件好事。1

中苏关系的两件大事

2. 毛泽东建议：披露1958年和1959年中苏关系的两件大事

苏共中央在公开信中向苏联全体党员和党组织宣布：“中共领导同我们、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原则性的分歧”。双方分歧的实质是“对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可能性、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以及争取和平的斗争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各持相反的态度。”苏共中央还明确表示，和平共处原则“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并坚定地遵循这一原则”。

考虑到苏共中央在公开信中首先提到的问题就是两党之间的分歧，邓小平在莫斯科会谈时第一次发言所谈的也是这个问题，所以，9月6日，中共中央发表的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谈中苏两党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文章指出：两党的分歧并不像苏共中央所说的那样，是从1960年4月开始的，“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原则分歧，早在七年多以前就开始了。具体地说，这是从一九五六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发展和系统化的过程。人们对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中共中央为什么要把苏共二十大作为两党分歧的开始？文章对此说得很清楚。因为在这次大会上，苏共中央“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这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 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

《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在介绍了两党分歧的由来之后，还论述了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文章说，中国领导人曾多次在内部会谈中严肃批评了苏共领导人的错误做法，苏共领导人表面上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实际上却怀恨在心，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他们推行错误路线的最大障碍”。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文章首次公开披露了1958年和1959年中苏关系的两大事件。指出：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是从1958年开始的，就是苏联领导人提出要建立中苏联合舰队，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接着，在戴维营会谈前夕，苏方于6月20日撕毁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技术资料的协议。于是，文章说，中苏思想分歧演变成国家关系的恶化，完全是苏方挑起来的。

最后，文章概括说：七年来的事实证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苏两党之间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苏共领导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一条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线。苏共领导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的过程，也就是分歧的发展和加剧的过程。”1而大论战也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动和扩大起来的，是由苏共领导强加在中共身上的，所有的责任都应当由苏共领导来负。

中苏大论战(1)

3. 随着论战的全面展开，双方发表的文章不可避免地情绪化

还在“七评”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毛泽东就说过，修正主义是思想分歧，长久下去，势必导致组织分裂，修正主义就是分裂主义。于是，1964年2月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七篇文章便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为题。文章给苏共领导人戴了两顶大帽子，一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二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文章除了强调团结外，还对苏联国内政策提出了批评。文章指出，苏共制定的理论和政策是“为国内泛滥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服务”。苏共领导宣布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改变苏共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为资本主义在苏联泛滥大开方便之门”。“目前的苏共领导”，就是“为修正主义之首”。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批评苏共领导搞“修正主义”，是为了“维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1

上述文章发表之后，莫斯科受到极大刺激。苏联人曾告诉金日成，他们最恼火的就是中国人于2月4日发表的那篇文章，骂苏共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于是，苏共中央于2月中旬召开中央全会，声称要对中共实行“坚决反击”，并采取“集体措施”。

2月下旬至3月上旬，中共中央考虑到要同罗马尼亚代表团举行会谈，所以，决定暂停论战文章的发表。但是，罗马尼亚代表团离开不久，即3月3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八篇文章《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文章发表后，苏共中央认为，这篇文章使论战达到了“顶点”。

随着中苏论战的全面展开，双方已经难以心平气和地说理了，发表的论战文章不可避免地情绪化了。苏方在文章中称中共提出的关于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是“臭名远扬”的25条。而且，赫鲁晓夫在多次讲话中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发表的论战文章已经很难对苏联的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了。突出地表现，就是对苏共和苏联国家政权性质作出了越来越严重的估计。“八评”文章指出，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统治，由于公开宣布“改变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结果，“苏联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正在政治领域内，在经济领域内，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猖狂地泛滥起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正是这种在苏联日益泛滥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就是代表这种资本主义势力的利益，并且为它服务的。”文章认为，“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绝不会给苏联人民带来什么共产主义，而是连社会主义的成果也受到严重威胁，它正在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大开方便之门。这也是美帝国主义所追求的‘和平演变’的道路。”南斯拉夫是这种“和平演变”的先例，“现在，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也正在把苏联引向这条道路。”1

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行为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是会产生修正主义的，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对国内形势过于严重的估计，直接影响了毛泽东对苏联社会的看法。他将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标题改为《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文章对苏联国内情况的认识已经超出了毛泽东在1962年初的判断，指出：“在今天的苏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由党政机关和企业、集体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赫鲁晓夫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之后，正在把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正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变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专政的国家，并且正在逐步地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为特权阶层的所有制。”文章认为，苏联的特权阶层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伟大的苏联人民用血汗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1

中苏大论战(2)

无论莫斯科接受也好，不能接受也好，苏联党内确实存在着一个特权阶层。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克里姆林宫内幕》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内的特权现象。她说，随着苏维埃社会等级结构的形成和固定，政党领导阶层的某些人开始搞特殊化，不仅要求权力和威信，而且要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了。从20世纪30年代起，苏联对领导干部实行高薪制。1934年，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比为3∶1；到了1953年，一名部长的月工资为5000—6000卢布，而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只有250卢布。当时，苏共党内还实行兼职取酬制度，一个人可以身兼数职并领取该职务的全部报酬。党委部门的领导干部同时也在政府部门任职，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同时也在党委系统任职。这样以来，干部的全部工作报酬与普通工人的工资相比，差别就更大了，为40∶1，甚至达到50∶1。斯大林本人就兼了几个职务，他拿了几份工资，这些工资都原封不动地装满了几大抽屉。不仅如此，在斯大林时期，苏联还向领导干部秘密发放工资附加款，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大信封”制度。领导干部每月都能拿到这样一个装着钞票的信封，钱的数额从几百卢布到几千卢布不等。这些工资附加款，都是通过秘密渠道发放的，不纳税，也不纳入党费计算的基数。除现金收入方面的特权外，还有非现金方面的各种补助和种种特权，包括配给制、免费医疗、特殊食堂等。此外，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或者政府的高级官员还有四套住宅：莫斯科一套公寓、国家提供各种服务的市内豪华住宅、市郊一栋别墅、黑海一栋夏季别墅。如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等这些领袖人物，仅维持他们的办事机构和警卫人员，每年的开支就达几百万卢布，维持斯大林生活的费用每年达到几千万卢布。

1935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到莫斯科访问时惊讶地发现，连高尔基这样的人物都“不知不觉地过着封建领主般的生活”。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人多达四五十个。罗曼·罗兰感慨地说：“宫廷中的上层达官显贵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但人民却仍然不得不为了谋取面包和空气而进行艰苦的斗争。”难怪罗曼·罗兰惊呼，在联共(布)与人民群众之间出现了“危险的紧张的关系”，出现了一个由“精英人物组成的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1

于是，《人民日报》发表的“九评”文章揭露了苏共党内特权阶层的贪污腐败现象，并且列举了以下例子：乌兹别克斯坦一个丝织厂厂长，伙同总工程师、总会计师，采取“生产不入账”的办法中饱私囊。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有好几个老婆，几辆汽车，好几所房子，一百七十六条领带，近一百件衬衫，几十套西服”，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像这样的例子，文中列举了很多。因此，文章认为，“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文章由此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