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平等，以及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各部门和各级水平上呈现美国社会的多样性。此外，如果把美国人的用语“affirmative action”译成法语，那就应当正确地译为“唯意志论的行动”。

诚然，美国的“积极歧视”政策并未解决一切问题，远未如此。但时至今日，美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黑人的资产阶级，一个西班牙人的资产阶段，一个亚洲人的资产阶级······在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媒体和科学生活的一切领域里，都能崛起一些来自各个少数民族的大人物。这些大人物既不是例外，也不是不在现场的证明。他们是国务卿康多利扎·赖斯，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最高法院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美国《快报》总经理肯尼思·谢诺尔特，《沃纳时报》总经理理查德·d.帕森斯，梅里尔·林奇公司总经理斯坦·奥尼尔，美国驻伊拉克大使扎尔梅·m.卡利扎布，美国在外交政策方面最有名和最受大众媒体报道的知识分子之一法里德·扎卡里亚，商业部长卡洛斯·古蒂尔雷和司法部长艾伯托·冈萨雷斯。但是，法国的情况——不管人们愿意与否——还不是这样，在来自新移民的各个少数民族中尚未出现过像美国那样的大人物。

我认为，美国奉行的“积极歧视”政策，是一种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这项政策是否要通过配额来加以实行呢？不一定。“积极歧视”主要是一种要使我们振作起来的政治意志。法国存在着移民子女实行社会融合的大问题，这是一个多年来削弱法国的问题，一个阻碍法国致力于其他目标的问题，一个只要法国在各个领域里实行强有力的动员就能解决的问题。

曾记得，1598年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结束了长达近40年的野蛮的和导致国力衰落的宗教战争，并且保证此后出现将近百年的国内和平。南特敕令不仅包括一些言辞，而且包括这样一些在当时显得非常壮观的具体的法律：信仰自由，世俗平等，使当时占全国人口5％至10％的新教徒有可能在无区别和无歧视的情况下获得尊严、官职和公职，以及新教徒经常上学校、大学和进收容所的权利。甚至南特敕令授予新教徒一种由包括新教徒法官在内的特别法庭的审判权，为他们保留150个堡垒——所谓堡垒，就是指能够保护新教徒的、由国王国库负责保养和维修的城堡和设防城市。1791年，法国大革命解放了法国的犹太人，承认他们是法国的公民，赋予他们融入法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机会，对他们实行一项由路易十六开始执行并在第一帝国得到认可的政策——正是这项政策后来使法国的犹太人变成最虔诚的法国社会融入模式的捍卫者。

借鉴别国的成功经验(3)

我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其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这些办法是强有力的、自愿的和坚定不移的。关注美国的“积极歧视”，不是要否定法国的历史和法国的社会融入模式。也不是要实行共同体主义和美国式的城市划分。关注美国的“积极歧视”，就是要寻找一些务实的解决法国社会棘手问题的办法。就是要呼唤人们的觉醒。就是要说服人们相信，继续坚守法国的美好原则，要比努力加速融合过程——那些跟多数法国人肤色不同的人的社会融合进程——更加危险得多。再说，这种加速融合的努力应是临时性的努力。共和国对这类或那类的人和领地进行一种特殊的和补充的努力，其合法性就在于恢复平衡。一旦恢复平衡，共和国就马上停止其补充的努力。现在对法国社会融入模式造成最多损害的，不是允许马格里布后裔青年和黑人青年成为律师、巴黎综合理工学校毕业生、新闻记者、银行家、企业老板或政府部长，而是更加长期地容忍下述情况：当获得“大学第三阶段第一年结业证书”的同届校友已经找到就业机会时，同届毕业生的第一名却由于是黑人或者马格里布移民后裔的缘故，在毕业一年后还处于失业状态。

法国人想要当法国人，他们也只能当法国人。对法国人来说，模仿外国模式是毫无意义的，也毫无成功运气的。法国不应当从拙劣地模仿他国模式中汲取成功的力量，而是从自己的深根中汲取这种力量。法国应当从其身上那种曾经锤炼过民族特点和特性，而今仍然充满活力的美德中，找到超越其障碍的力量，以便发明其跨进新千年的方式，与此同时毫不否定现状，也毫不害怕未来。

法国人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这种价值观曾经启示过全世界。我希望，法国人相信法国的未来。法国不是怀旧。法国可以重新成为一个楷模。毫无疑问，这就要求我们自力更生地劳动，弘扬我们的价值观——当然，这些价值观并不永远是我们现在认为的那样。这是因为，为了成为一个楷模，还必须是做一个典范！法国的社会模式不再是典范，法国的社会融入模式也不是再是典范，法国的经济组织更不是典范。我们正在把平等与平均主义、互助与援助、公平与拉平、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混为一谈·····法兰西应当重新成为一个劳动、业绩、责任和博爱的祖国。在法兰西这个国家里，提高社会生活水平是有可能实现的，是得到社会鼓励的，是一切依靠自己的努力理应提高的人想要实现的。

2005年的郊区危机

2005年11月的郊区危机，将作为法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载入史册。这是一次真正的觉醒。对我个人而言，郊区危机启动了本书的写作——无疑，我是在无意识的等待之中来着手进行此次写作的。实际上，人们对郊区危机所作的反应和所写的无数评论，是那样明显地呈现出我们民主政体的机能障碍！“单一思想”也极少像此次郊区危机那样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赞同。它认为，这次造反是“社会的”行动；大多数骚乱者首先是受害者；主要的罪犯则是国家——这里就大多数人接受的词意而言——国家做得不够，国家的开支不够，国家进行的教育、培训和资助不够。

从总体上说，法国社会再次遭到了揭露，可是，这是一种追究集体责任的做法，其目的和结果只是提前免除了任何形式的个人责任。因为根据良好的传统习惯，既然大家都有责任，就没有一个人是有罪的，而且任何人都不用报告自己身上的缺点。人们再次提出了常见的假设：此事之所以不行，是因为国家投入的资金不够！唯一适应新形势的办法就是要更多地花费开支，这样做无疑是为了更少地得到收获！这种没完没了的老生常谈至少有这样的特权：不仅涉及一切和一切人，涉及郊区，而且涉及移民融入、教育、被社会排斥或培训。最糟糕的情况是，对郊区危机所作的大多数评论都是肺腑之言。

当2005年郊区危机发生时，“单一思想”是在下述的压力影响下才变得特别突出的：来自困难街区的娱乐圈人士粉墨登场，虽然这些人已经很久不在街区居住，但是由于在娱乐方面取得毋庸置疑的成功，他们想要以街区居民的代言人自居。是这些居民第一个对那么多的关心街区感到惊奇。于是出现了这种离奇的场景：若埃·斯塔尔装扮成文雅的大师；雅梅尔·德布兹装扮成调停人；甚至雅尼克·诺阿扬言说，假如我萨科齐上台，他就离开法国——不过，此人忘了明确指出，他已经很久不在法国生活了。究其原因，是因为对于所有这些娱乐圈人士来说，对郊区危机的解释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唯一的罪犯：萨科齐。也许还有第二个罪犯：警察。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言而喻，必须撤掉萨科齐的内政部长和撤回警察。这样才会恢复安静的生活。而且毫无疑问，郊区会重新过上幸福的日子！

但我认为，在所有这些陈词滥调的庇护下，在那种表示同情和原则上免于起诉的讲话的后面，有一种日益严重的局势在发展，在深深扎根，这就是问题之所在。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法国已在郊区花了几十亿，甚至几百亿法郎的开支，相继地制定了几十个郊区计划。其结果不仅是毫无改观，而且是每况愈下。这表明，郊区需要的不是金钱，而是新的解决办法、不同的方法和坦率的讲话。

具体来说，法国的街区需要一种受控制的移民。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就不可能做到一切。这方面的事实真相是扰乱人心的，但也是真实的：目前在郊区发生的许多问题是来自那些不受控制，因而不能融入的移民。此外，还有这样一种反常的现象：第一代移民的儿子和孙子同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相比较，感到自己不大像法国人，尽管从法律上说他们是法国人。证明这种移民问题，就会遭到讽刺。但是，我甘冒讽刺的风险，因为移民问题是现实的反映。

关于“渣滓”一词的风波(1)

我想旧事重提，谈谈有天夜晚，我在巴黎大区阿尔让特伊市的广场上使用“渣滓”一词的情况。当时我想到阿尔让特伊这个巴黎大区以最易滋生犯罪而著称的市镇去访问。我选择的时间正是深夜，其目的是要向当地那些习惯成性的流氓证明，现在到处都有警察，而且随时都受到欢迎。我来到阿尔让特伊，就是要在这个街区建立一支用新的“使用理论”武装起来的新的共和国保安部队。事实上，自从2002年以来，我已经改变了人们所谓的保安部队的“使用理论”，换言之，改变保安部队的使命和保安部队执行其使命的方式方法。我决定，从此保安部队的使命是执行地区性任务，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根据事件的爆发情况被长期派到往全国各地，从而把时间浪费在路上，并使公共财政出现大量的补偿性开支。这样就会减少国家的财政开支，也能使保安部队人员更多地照顾到其家庭生活。特别是这一新的工作机制将使保安部队稳定其在街区的工作，并能了解街区的具体情况——如果保安部队想要不仅维持街区秩序，而且打击毒品交易和破获团伙，那么这种新做法是必不可少的。目前，街区的需要是：让居民能够安宁地生活；年轻的姑娘受到尊重；学生对上学比为毒品贩子望风更有吸引力；国家对那些整天无所事事、但是开着奔驰车闲逛的人的收入来历发生兴趣。因此，那种认为警察应该撤出街区的看法，是同必须满足街区的需要完全对立的。街区需要实行共和国法律。

当我们抵达阿尔让特伊时，有两百名愤怒的居民在等待我们——此事并非出于偶然——他们对我们破口大骂，还把手边所有的东西都朝我们扔过来。局势非常紧张。保安人员就要发火了。但不管怎样，我都决定，我们要步行走完最后的400米路程。这不是一次健身的散步！我不让我们的随行人员加快步伐。流氓们面对这种局面——他们认为，这是一次挑衅——便变得更加怒不可遏了。这里是流氓们的地盘。仅仅是我的到来，他们就把它当作一次挑战。这是多么无耻的颠倒是非啊！多么可耻的思想堕落啊！这是流氓们用团伙的“法律”来抗拒共和国的法律！殴斗是激烈的，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一边待在阿尔让特伊的警察岗亭里，一边等着共和国保安部队夺回阵地。近子夜时分，我可以继续进行访问了。当我来到一座大楼底下时，楼上的一扇窗户打开了，一个显然是马格里布籍的女人同我打招呼说：“萨科齐先生，把这种渣滓给我们清除掉！大家受不了了！”我回答说：“是的，夫人，我就是为此而来的，我将为你们把这种渣滓清除掉。”此时此刻，无论是我，还是这个女人，我们都没有想到已经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功······

可是，某些居心叵测的“好心人”抓住“渣滓”这个词，来混淆黑白。在24小时内，我遭到了他们的指控，被指控为咒骂青年，怂恿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丧失理智，仅此而已······按照左翼的说法，甚至是我用“渣滓”一词点燃了郊区骚乱的大火！然而，左翼的这种政治伎俩有什么了不起呢——再说，人们也可以认为这是光明正大的做法。反过来，使我更加忧心忡忡的是，一部分法国精英把左翼的分析看作是正确的分析。这充分说明，郊区居民的看法同那些精英们——他们只是在远处议论纷纷——的说法之间存在着鸿沟。此外，这些精英越是远离现场，就越是口若悬河。无疑，2005年底，人们在城里举办的研讨会和晚餐时从未这样大谈过郊区问题！

全部的困难就在于要抵制“单一思想”的压力，同时又不因此陷入谴责、过激言论或讽刺的泥潭。我在使用“渣滓”一词时，从未感到自己走得太远。我只是描述了一种在我眼里是可憎可恶的局面，一种由团伙和恐惧的“法律”对成千上万的法国同胞实行统治的局面。我用这些家伙应得的名字，称他们是“渣滓”。我拒绝称他们是“年轻人”，这样的拒绝正是拒绝把他们同法国青年混为一谈——法国青年同这一小撮人毫无关系。同样，我不怕明说，那些被流氓称为“大哥”的人往往是头头或团伙老大，而不是通过劳动和业绩获得成功的榜样。最后，我始终不明白，“渣滓”这个日常用语究竟在什么地方侮辱了人的肤色——我很清楚，肤色是不会使人预先具有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