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向的。我厌恶种族主义。我憎恨排外情绪。我相信，多样性是一种力量和财富。我喜欢法兰西成为多样性国家的思想。然而，我指控那些否认我们最普通的同胞的实际生活的人，是他们迫使共和国两眼失明、处于消极状态和奉行停滞主义，成为极端势力上升的根源。

关于“渣滓”一词的风波(2)

至今还举行着关于部长用词问题的辩论。社会党发言人承认“渣滓”是一个常用词，但他又说，此词从“一位部长阁下”嘴里说出来是不合适的。我觉得，他这种共和国观念是非常奇怪的。我们是被认为在义务和权利方面人人平等的。因此，在我看来，法语中并不存在一种由精英使用的词汇和另一种由老百姓使用的词汇，而是有说真话和说假话之分，有说话坦率和说话虚伪之分，有讲粗话和用敬辞之分。我在使用“渣滓”一词时，从未有过说话粗俗、虚伪或不真诚的感觉。

社会要承担保护其成员的义务(1)

当我开始想要在预防性犯罪和镇压性犯罪的领域里采取行动时，我遭到了相似的咒骂。在这些性犯罪者当中，可惜有许多人已经患了不治之症。他们具有很高的重新犯罪的风险。这个事实业已得到科学的论证。我认为，社会的义务是要保护自己，免遭这些人——他们因疾病而变成吃人的动物——的伤害。而西方的大多数民主大国都已经这样做了。

在我担任内政部长的岁月里，最艰难的时刻就是会见受害者家属的时刻，其中包括会见那些被杀害的儿童的家长。而今提到这些艰难的会见，我还是心有顾虑，因为面对那些生活将永远毫无意义的受害者家属的痛苦，我个人的艰难是微不足道的。我厌恶人们用“社会杂闻”的语言来形容此类事件。一个孩子遭到虐待和杀害，这不是社会杂闻，而是一个惨剧，一个失败，一个应向我们大家提出质问的悲剧。国家应当全力以赴，避免发生这种无耻的行为：丑闻中的丑闻。

我最近进行了一次访问：对小马迪亚斯这个先后遭到一名歹徒强奸和淹死的四岁半的小男孩的家庭进行做家访。这是一个曾经有过幸福生活的涅夫勒省农夫之家。我至今尚未忘记，小马迪亚斯的父亲在其农庄门口等待我的到来。“我今天接待的是一位政府部长，还是一个男人？”马迪亚斯问道，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同我进行接触。“是一个男人，一个当父亲的人。”我回答说，但我的话音里却很难掩饰自己的激情。“那好吧，”马迪亚斯继续说，“再过两天就是我的生日。现在，我的孩子遭到了强奸和杀害，真是一份美丽的礼物！”此时此刻，对于小马迪亚斯的父亲，我回答什么好呢？说什么好呢？做什么好呢？无疑，我什么也没有回答，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我只是站在农庄门口，帮马迪亚斯分担一种无情的痛苦。

一走进屋里，我马上同小马迪亚斯的母亲拥抱，这位堪当尊严楷模的少妇强忍着眼泪，但又掩盖不住内心的无比惊慌。马迪亚斯夫妇建议我在长沙发上就座，沙发上只是引人注目地摆着小马迪亚斯的一件长毛绒玩具，看着令人心酸。我眼里噙着泪水。在交谈中，我们彼此都没有说什么重要的事情，却保持着长时间的沉默。为什么是小马迪亚斯遇难？为什么这个杀人的魔鬼在那里作案？为什么不恢复死刑？在小马迪亚斯的父亲的嘴里，不断地重复着恢复死刑的问题。这是一种多么可以理解的反应啊！但我不忍心对他说，当疯子或歹徒犯罪时，死刑的震慑作用对他们是不存在的。何况很久以前，我个人的哲学早已引导我反对恢复死刑了。

我个人的哲学······此时，我才意识到，我的哲学在马迪亚斯夫妇的痛苦面前是无足轻重的！我经常想到这个死难孩子的家庭，以及他父母的不幸。

多年来，每当某个孩子遭到像小马迪亚斯那样残忍的罪行的迫害，法国就要周而复始地开展一场赞成死刑与反对死刑的辩论。不过，现在有了新的解决办法。建立性犯罪者数据库就是其中的一个。然而，为了在2004年建立性犯罪者数据库，我必须打破许多禁区和因循守旧的做法，一步一步地同谎言进行斗争，同那种破坏稳定的走捷径的做法进行斗争。

在此之前，任何现存的数据库——无论是作为判刑资料索引的犯罪记录档案，还是保存罪犯足迹和印记的指纹和基因样本，或者由警方和宪兵掌握的将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和活动时机等编成清单的犯法卡片，都无法发挥那种我想要在性犯罪者数据库上看到的作用。特别是任何现存的数据库都没有注明的性犯罪者的现时地址，这不是制作数据库所要达到的目的。性犯罪者数据库则是一种预防性数据库。其目的是要长期了解那些因性犯罪而被判处徒刑的罪犯的地址。因此，性犯罪者数据库必须强迫这些性犯罪者注明其个人地址的变化情况，而且强迫那些最严重的性犯罪者每月到其居住地的警察局或宪兵队去做考勤记录。在加拿大，由于建立这种性犯罪者数据库，一旦接到某个孩子失踪的报案，警方就可以立即赶到所有那些列入性犯罪者数据库并在出事地点附近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住所。因为在性犯罪者数据库中，也科学地证明了过去的犯罪行为。必须在第一时间采取有效行动，以便不让劫持儿童变成一出无法挽回的悲剧。

社会要承担保护其成员的义务(2)

当我公开宣布建立性犯罪者数据库时，我被指控为侵犯人权。天哪！法国人权协商委员会指责说，这是“过分地损害”那些已被判刑的罪犯的“私生活和遗忘权”。于是，我又想到了小马迪亚斯的父母亲所住的涅夫勒省穆兰－昂吉尔贝村。我想起了小马迪亚斯的小自行车还停放在农庄的庭院里，不禁对这种著名的“遗忘权”扪心自问：在法国人权协商委员会眼里，这种“遗忘权”究竟对谁有利呢？是有利于这个被怀疑杀害小马迪亚斯的惯犯，还是那个在5月8日周末停止生活的受害者家庭呢？委员会是否可以遗忘小马迪亚斯的家庭呢？委员会的遗忘权又在哪里呢？我认为，法治国家应当在保护受害者和相应镇压罪犯之间实现合理的平衡。可是，现在有些用语像“遗忘权”一词那样，已经触及到了人的尊严的底线。当性犯罪者强奸一个儿童时，“遗忘”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义务，一种由司法部门和社会履行的、不再周而复始的和最终被忘却的义务。

我希望，我们在打击性犯罪方面要走得更远。一旦这些性犯罪者结束服刑，警方就应马上在心理和精神病方面对他们进行跟踪，而且应能依靠电子手铐的帮助，对他们当中最危险的人进行远距离监视。必须能够做到将电子手铐强加于他们。从法律方面来说，对那些在新法律——我所衷心召唤的新法律——表决通过之后还去犯罪的人使用电子手铐是有可能的。反过来，据宪法委员会的意见，刑法的无追溯力原则则不允许警方对一些已被判刑的性犯罪者执行电子手铐的措施，即使他们的危险性是如此的显而易见。由于无追溯力原则的束缚，法国的专家、精英和法官的思想继续处在麻木的状态之中，仿佛面对着一堵不可逾越的、无法看到其后面东西的铁墙。就我而言，我不怕公开申明：即使一项原则符合宪法，它也是可以修改的；如果实行这项原则会损害老实人的人身安全，特别是损害儿童的人身安全，那就应当加以修改。我所要求采取的预防措施是一些安全措施。这些措施同刑法的无追溯力原则毫无关系。再有，尽管大多数邻国都赞同刑法中的那些根本原则，但它们却在本国执行了这些预防措施。

官方思想对此作出了反应，但这种反应有时是那样激烈，以致最终消磨了人们试图革新的良好意愿。许多人最后认为，宁可同所有人一道去做错事，也不要单独一人或者几乎单独一人去做部分有理的事情。对此，我表示理解，所以我现在就决定不再为政治观察家说话，而是为公众说话。从此，我就永远不用抱怨了。

我的思想遭到过讽刺(1)

我深信，法国的民主政体患有缺少辩论和批评之病，远胜于辩论和批评可能太多之病。由于这种信念，我采取了明确的立场，支持那些因讽刺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而引起公愤的画家。大概我不会被人们怀疑为某个行会的同谋——他们至少可以说，我从来都没有被这个行会宽容过。我在所有的方向和所有的问题上都遭到过讽刺。我的私生活，我的相貌，我的谈话，我的政策。这一切都遭受过讽刺。而且这些讽刺并不一贯使用文雅的方式。有时，我受到过讽刺的伤害。

然而，不管讽刺多么过分，它对民主有用。讽刺在迫使负责人脚踏实地。讽刺经常以有益的方式，概述现实或人的个性。讽刺象征着一个自由空间，如果有人阻止讽刺，那么民主就会感到非常遗憾。在讽刺中是不能有禁区的。因为如有禁区，那种不该推翻的“人物塑像”名单就会变得很长。我相信上帝，有时也去修行，但宗教像权力一样，应当善于接受批评、讽刺和嘲弄。这些做法对于所有的宗教——其中包括对于最后来到法国的伊斯兰教——来说，都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伊斯兰教在义务上不同其他宗教平等，那么它在权利上也不能同其他宗教平等。实际上，所谓对穆斯林的最大不尊重，不是像嘲笑上帝一样讽刺穆罕默德，而是把法国的穆斯林看作是一些与众不同的公民！

自从2002年以来，我的思想经常遭到过讽刺。

因此，我要求国家进一步加强权力，支持那些来自移民的年轻人融入法国社会，以便移民社团不因国家的衰落而衰退。于是，我被指控为想要促进社团主义。

我建议实行“有选择的移民”计划，即一项明确承认对一个像法兰西这样的国家来说开放有益的计划，而这种承认三十年来尚属首次。于是，我被指控为实行思想勒庞化。

我指出，没有任何外国移民是被迫留在法国的；当外国移民在法国某地受到欢迎时，他们就要尊敬并尽量热爱那些欢迎自己的法国人。于是，我被指控为排外。仅此而已。

我要求，要尽早查清和监管年轻人的暴力行为。于是，我被指控为叫三岁的儿童犯罪。

但是，与人们的指控相比较，实际情况却是简单得多的。这里只举一个事例。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有一些性情异常暴烈的孩子，这些孩子的年岁却变得越来越小。我想，没有任何一位家长，也没有任何一位教员能当真认为，自己不会把一个活泼、欢跃、生性外向,甚至有些大声喧闹的孩子同另一个只会用拳头打同学,甚至打老师来表达其内心想法的孩子区分开来。我有足够的理智知道，性情异常暴烈的孩子不一定会犯轻罪。我从未提出过要建立儿童犯罪数据库的建议。反过来，我要肯定的是，性情暴烈的三岁儿童是一个应该得到大人监管的幼儿。唯一的有效机会就是尽量在事情发生之前采取行动。不管这个三岁儿童在家里遭到虐待，还是遇到特殊困难，都必须了解他痛苦的来由。社会、学校、幼儿园和托儿所、校医的义务就是向这个儿童提供援助，并且要发现他和照管他。至于有些孩子的痛苦没有解决，后来变成其犯轻罪因素的风险，可惜这是一个现实，业已得到人们的查证。许多轻罪者，特别是许多性轻罪者，他们自己在童年时代就遭到过打骂或强奸，后来才变成了坏人。那个用酷刑将伊朗·阿里米杀死的流氓团伙成员早在15岁时，就在学校里以打架斗殴出名。试问，当时有谁竭力了解过这种暴烈行为，有谁尝试过同他们进行交谈，提出一种能避免野蛮行径急剧上升的答案呢？可惜的是，任何人都没有这样做过。我不知道自己的观点是否完全正确，但我知道目前的情况是完全不明朗的。

记得50年前，校医是主管学生的体重、身高、视力和听觉，做好其工作的。而今，绝大多数孩子都由家庭医生负责治疗，所以人们对校医有了更多的期待。校医应当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身于预防工作——这是一项被法国公共卫生政策轻视的工作。要预防学生的肥胖症，预防其吸毒行为，预防其因过分晒太阳而遭到的疾病危险，将那些像定期去看牙医和全科医生门诊的好做法告诉学生，鼓励学生进行体育锻炼······我们正在使一切变得更好起来：减少同胞的医疗开支，增强他们的身体健康。此外，校医应当注意进行体格检查，进行治疗，进行观察，对混乱的行为实行评估，其目的是既要阻止青少年滑向一种不可救药的境地，也要预防青少年自杀——法国的青少年自杀频率高得可怕。每天都发生着一些各不相同的日益痛苦和日益暴烈的事件，要求我们进行思考，特别是采取行动。在埃松省的埃夫里市，有一个16岁的男孩被另一个同龄男孩杀害。两条年轻的生命夭折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的思想遭到过讽刺(2)

有人断言，谴责暴力是有风险的。我不理解这种论点。大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