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暴力越多，受到暴力吸引的青少年就越多。对此，我们不能继续袖手旁观。试问，如果我们行动，那会有什么风险呢？毫无风险！如果我们继续袖手旁观，好像任何暴力都没有发生一样，那会有什么风险呢？一切风险！

我并不确信,人们是否永远在估量我的活力——我为了明确问题、纠正错误、说服人们和最后尝试前进而应发挥的活力。但我确信，我之所以遭到那么多的讽刺，是因为我打破了许多禁区！在此情况下，如果到头来法国社会同意运动起来，那我就不在乎这种讽刺。我的赌注就是要让法国重新行动起来。

必须进行的选择：是少干少得，还是多干多得？

社会党向我们宣布了一项社会计划，一项建立在互助和团结基础之上的社会计划，一项承诺帮助最弱者和使中产阶级恢复希望的社会计划。我认为，社会党是在撒谎。这项社会计划正在把法国二十五年以来遭到失败的一切永久地延续并加剧下去。这项社会计划普遍实行35小时工作周和60岁退休制——在法国的所有邻国中实行的恰恰是与此相反的政策。这项社会计划继续坚持其无视世界、无视当代挑战的做法。这项社会计划加剧经济活动同社会政策的分离——这种分离是违背有效性和社会公正这个双重目标的最可靠的方式。社会党人建议法国继续用同样的方法、同样的药方和同样的思想，实行那种已使法国经济变得支离破碎，并使法国社会遭到怀疑、恐慌和害怕的政策。我则建议他们停止这种建议。社会党人建议法国人少一些劳动。我则建议法国人拥有更大的购买力。

而今，没有任何事情比恢复劳动的根本价值更加重要的了。为此，现在只有唯一的手段：“证明劳动在重新付酬”，换言之，要证明劳动能带来更多报酬和更大的尊重。同样，没有任何事情比劳动者增加劳动或责任却毫无回报更加令人气馁的了。在任何场合下，劳动的收入都应高于救济所得。这是一个关系到法国继续生存和获得发展的问题。大家都要相信，如果劳动者应得劳动报酬，那么提高生活的道路对每个人都是开放的。对于劳动者，我建议他们获得更多的报酬。对于那些想要劳动的人，我建议国家帮助他们，只要这些人稍稍做出为证明其想要摆脱困境所必要的、最低程度的努力就行。国家不能帮助那些不肯出力的人。这就是从上面实现公正，我想以次来反对从下面实现公正。从上面实现公正，就是提高报酬；从下面实现公正，就是拉平报酬。我已经做出了选择，这就是提高生活水平。换言之，使每个人都获得这样的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成绩，使自己比父母亲生活得更好，使子女比自己生活得更好，而且还要幸福而安宁地见证这种美好的生活。

清泉事件(1)

我曾经用一些时间来认真对待清泉事件。但是，我越是深入了解清泉事件，就越是觉得这个事件严重——这里且不说，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件。就我个人而言，清泉事件在法国的竞选舞台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才能拥有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法国人的普选、为法兰西服务的权利。就我个人以外而言，清泉事件表明了法兰西应当一劳永逸地拒绝什么。

我在这里，既不想就清泉事件作一些披露，也不想解决我所不知道的那种政治清算。我认为，政治，真正的政治，是同这种麻烦事毫不相干的。假如有些政治领导人参与清泉事件，那么在我看来，他们就不再是一些男女政治家，而是一些居心不良的人。

我不是幼稚的男人，我熟悉公共生活的冷酷无情。我知道，在公共生活中存在着无耻的动作、绊脚的行为和形形色色的阴谋活动。我甚至做好了思想准备，把一些政敌，乃至一些“朋友”利用我困难的事情容忍下来。所谓利用我的困难，就是指那种无耻地和无节制地利用我的私生活来大做文章的事。这种做法并不高雅。这些人本来是可以放弃这种做法的，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再说抗议也毫无用处。然而，在我看来，清泉事件是另一回事，这些人跨过了一步，在做那些厚颜无耻的和不可接受的事情方面达到一个不同的水平。问题已经不再是利用我的困难，而是无中生有，完全捏造，其唯一的目的是要把我毁灭。

我熟识共和国的历史。我想说说这段微不足道的历史。这段肮脏的历史，为了贬低我而捏造的历史。我知道，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当然，这不是一个理由。这不是一个为了使事情变得平常，使我闭上眼睛和容忍下来而进行辩解的理由。这里，我有意使用了一个强有力的词汇：容忍。由于这种容忍，长久以来，此类做法就能享有一种不受惩罚的方式的好处。人们知道。大家都知道。但大家却闭口不谈。究其原因，是害怕“全都腐败”。是害怕“无风不起浪”。是害怕同一个往往实行臭味相投的互助的帮派实行决裂。是害怕被看作是告密者。是害怕丑闻。是害怕丑闻的政治后果。最后，是害怕混淆是非。

然而，我想说我不害怕。这些谣言制造所，这些阴谋家，这些勾心斗角者毒化法国的政治生活，已经为时太久了。他们沉湎于阴谋之中。他们靠人类最卑鄙的感情——妒忌、仇恨和贪婪过日子。这里所谓的“他们”，是指所有那些准备为当时的强权者效劳的人。他们扮演的角色就是干卑鄙的勾当，甚至经常走在主子的意愿之前。这样，最狡猾的人听从主子的命令，甚至听从那些连主子都不需要表达的命令。尤其是别让那个主子——他们想要为其服务的主子感到内疚。

2004年7月，我作为财政部长，是从法国本土警戒局的办公室主任给我的办公室主任打的一次电话中获悉清泉事件的。当时，我的办公室主任几乎没有遭遇什么风险，因为这离7月一期的《观点》周刊在头版上刊登清泉事件的报道只有两天！我承认，当时我对清泉事件不大关注。在我看来，在有关一家卢森堡银行——而我对这家银行一无所知——的账户的报道中点到我的名字，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啊！于是，我做出了选择：用最大的轻蔑去对待这条报道，深信这种报道不会走得更远。可是，事实很快就否认了我的想法，给了我一次沉重的打击。

随着法官范吕姆贝克的登台，事情变得令人担忧了。当我在莫斯科进行访问时，《星期日报》和《巴黎人报》发表了下述报道：法院已经点我的名字，向外国法院发出了两份“国际司法嘱托”，而且这两份“国际司法嘱托”是由范吕姆贝克这名作过反腐斗争评价的法国法官发出的！此事就变得严重起来，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

数月后，当我阅读这两份“国际司法嘱托”时，我冒出了一身冷汗。法官范吕姆贝克在这两份“国际司法嘱托”中使用的言辞是毫无顾忌的。我恰恰是被怀疑接受了1991年法国向台湾出售驱逐舰一事的“返回扣”。这种怀疑毫无道理，因为我是在1993年，即法国售台军舰合同签署后两年，出任巴拉迪尔政府的预算部长的。接着，范吕姆贝克在“国际司法嘱托”中表示，希望了解我是否通过我著名的清泉银行账户将这种腐败得来的赃款转移到卢森堡。后来，他必须用19个月的调查来发现，所有这种对我的怀疑都是错误的。幸亏范吕姆贝克具有办事能干的好法官的名声。否则，事情又会变成什么呢？除了“办事能干”之外，范吕姆贝克大概是很忙的，因为在这19个月里，这位法官从来都没有费心把他的主动行动通报给我。诚然，法官并不承担这样做的法律义务。但是，这一案件是那样荒谬，建立在极少的根据之上，以致在这类程序开始之前，正常的做法就应当从询问我开始。范吕姆贝克甚至也没有费心告诉我，法院发出的两次“国际司法嘱托”已经返回，其调查结果是对怀疑做出了否定的结论。此后，当我获悉法官范吕姆贝克有时间接待犯罪嫌疑人让－路易·热尔戈兰，而且接待时间长达数小时时，我从中得出了结论。这就是，法官应当在其选择社会关系和利用法官时间问题上进一步扪心自问！

清泉事件(2)

因此，我在通过新闻媒体知道范吕姆贝克接待犯罪嫌疑人热尔戈兰的主动行动之后，最终决定以严肃的态度关注清泉事件。我获悉，尽管司法部门从未要求法国本土警戒局进行调查，但法国本土警戒局也了解清泉事件的细节问题；“有人”曾经要求法国本土警戒局寻找这些细节；法国本土警戒局知道我清白无辜，并且知道这种揭发和诬陷来自何方——这里顺便提醒一下，这种揭发不仅仅针对我一人。于是，我要求法国本土警戒局根据法国刑法程序法第四十条将案情通报司法部门——法国刑法程序法第四十条规定，任何公务员，凡是在其职务范围内了解某个可以构成违反刑法的事实的，都必须承担将此案子提交检察官的义务。虽然事情急迫，但法国本土警戒局却拒绝了我的要求。我坦言，我始终不理解这种拒绝的原因。反过来，这种拒绝也加强了我的决心，决计要知道隐藏在这个案子背后的内幕。这里，我补充一句：法国刑法程序法第四十条规定的义务对整个法定权力机关都有约束力，因而是针对政府部长们的。如果某位部长知道一个对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高级主管提出质疑，并能对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的案子——在清泉事件中，倘若某位银行账户持有者所填的表格文件不是完全假的或者部分假的，那就属于这样的案子——那么这位部长所作的正常反应就是将案子提交司法部门审理，以便司法部门能够为此采用必要的调查手段，而不是把一名部长顾问隔离开来。

2006年1月，我终于读到了《费加罗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从中获悉法国法官发出的“国际司法嘱托”已经返回，它们最终宣告我清白无辜。此时此刻，而且只是在此时此刻，我可以向司法部提出有关赔偿损害的要求。而提出这种赔偿的要求是进入案件卷宗所必要的举措。对于一个被诬陷者来说，如无证明诬陷的手段，又怎么证明这种诬陷事实呢？

这种证明诬陷事实的决心是最不容易下的。许多人就此进行了政治解读。请读者们理解，我可以把自己看作是同政府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敌对”的一个因素。不过，如果真的这样理解，那就是对我很不了解。这种诬陷他人的方法，我从未用过，将来也永远不会使用。事实真相比人们解读的更加简单。我想要知道事实真相。我想要理解事实真相。我想要探究那些隐藏在清泉事件背后的阴谋和危害。目的是要挫败那些想要践踏我名誉的人，也是要使这种诬陷他人的行为，今后在法兰西共和国里不能继续逍遥法外。

我从未会见过清泉事件的犯罪嫌疑人让－路易·热尔戈兰、伊马德·拉乌德和菲利普·隆多，也完全不认识他们。这些红光满面的人物，我是像大家一样从新闻媒体上发现的。在我看来，热尔戈兰似乎是最坏的人。所以，尽管热尔戈兰不认识我，他却细致周到地对我展开调查，向法官揭发我，就我从未进行过的出访印度作了很多评论。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热尔戈兰在智力和推论的幌子下掩盖其进行的不光彩的告发和策划的疯狂活动。这种做法只会使那些相当轻率、以致信任一些毫无信用的人受到迷惑。关于拉乌德，依我看，人们可以用拉乌德打官司的历史来对他进行相当好的概括。当年，拉乌德曾因同其岳父一道行骗而遭到过司法部门的起诉！而今是否要在其诉讼的历史上再加上新的评论吗？至于隆多将军，鉴于隆多掌握其档案的方式，人们几乎失去了同他经常来往的念想，更不要说想做他的朋友了。当我认为隆多的职业就是做地下工作时，事实就是如此。人们对此感到不寒而栗。同隆多待在一起，就会提出起领导的情报部门的有用性问题。而这个著名的情报部门一直在行动之中。我真诚地认为，这些懒手懒脚的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人们可以暗暗思忖，像德维尔潘总理这样的政治家是否从他同热尔戈兰、拉乌德和隆多三人的经常来往中感到津津有味。

现在依然是这样一个问题：热尔戈兰、拉乌德和隆多是否在为某个重要人物办事呢？假如是，那么他们是在为谁办事呢？这些疑问在心里折磨着我，已经很久了。而今，我知道司法部门将要将调查进行到底，就不再受到这些疑问的折磨了。将来由司法部门说明事实真相。而且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仅仅是在那时那刻，我将获得所有的政治结论。在这种期待中，也有一些事使我感到心烦意乱，尤其是对于弗朗兹－奥利维埃·吉埃斯贝尔所报道的某些人的言论感到心烦意乱——我认为，对于吉埃斯贝尔这位大记者的报道，人们是不能提出质疑的。

清泉事件(3)

眼下，我不是孤独一人，所以我无权让我所属的政党人民运动联盟受到牵连，卷到一场可能严重阻碍其参加2007年大选的危机之中。我不能由于一时冲动离开政府，更不能大发雷霆地离开政府。我为了自己，才把自己的亲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