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和深刻信念保留在心中。假如我让它们显露出来，那么清泉事件就会离开司法阵地，进入唯一的政治阵地，变成一个政治事件。这样的结果，我是无论如何都是不愿看到的。最后的结论，我认为要由法官来做。我坚持这个观点，是为了我自己。我坚持这个观点，是为了共和国。我坚持这个观点，是为了法兰西。

共和国总统和政府总理

在共和国总统和政府总理之间进行行政权的划分，是导致责任不透明和由此淡化责任的一个因素。没有人认为，共和国总统不执政。也没有人设想，戴高乐将军、德斯坦总统和密特朗总统麾下的政府总理能够独立自主地开展政府活动。众所周知，正是这种自主地位的缺失，导致了时任德斯坦总统麾下的政府总理希拉克在1976年辞职。同样，密特朗总统同其政府总理米歇尔·罗卡尔之间的冲突关系是众所周知的。2002年以来，法国实行总统任期五年制，从而加强了共和国总统对政府总理的巨大影响。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总统任期从七年缩短为五年，总统被迫接近法国人的日常具体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总统选举和立法选举几乎同时举行，总统的命运无可挽回地同政府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总统无法放弃其对整个政府的推动。再有，在实践中，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假如总理在国民议会发表的总政策讲话事先不送总统审阅，那么这个总政策讲话中的任何一个词都不能发表。假如在马提翁宫（总理府）召集的重要部际会议没有爱丽舍宫（总统府）顾问的出席，这个会就开不成。行政权掌握在共和国总统手中，因为是法国人的直接普选赋予总统以行政权的合法性。

我认为，应当在对法国人的透明度中，如实地接受这种现状。法国人应该知道，是谁在做出决策，又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为什么和在何种场合下做出决策。所以，我认为，政府总理的角色应当被公认为政府行动的协调人；某些战略机构应当挂靠在爱丽舍宫。当爱丽舍宫召开一些事先公布消息的会议时，应当在提高透明度中做出决定，而不是在半官方影响的保密状态下做出决定。此外，这种会议应当开得更加紧凑一些。内阁会议应当不再是一个将总统顾问之间谈判所做的决定转录下来的录音棚，相反地，内阁会议应当是一个由总统、总理和政府部长进行讨论、开展辩论和做出决断的场所，一个由政府公开表达其集体意志的场所。在一个政府中，不应把在内部的意见分歧看作一种悲剧，而是与此相反，看作是一种更好地、更加有效地、更加全面地、更加平衡地和更加容易理解地采取行动的机遇。最后，共和国总统应当能够到议会两院去亲自解释其政策，而不是采取这样的方式：让某个第三者在那些全身僵直、站立着的议员面前宣读总统的政策。

那么，问题是否要将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共和国总统手中，把总统变成一个由于政府总理不再同自己抗衡而变得更加强大的强者呢？绝对不是这样。问题是要像看待今天存在的现实那样，如实地认识实际情况，并做到也让决策者承担责任。假如说有一个共和国机构应同总统抗衡，那它只能是议会两院——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显而易见，总理没有同总统抗衡的手段，或者说，届时总理会摆脱其角色，阻止国家接受总统的领导。

要重新审议总统的“禁脔”问题

对于上节陈述的问题来说，这是一个补充的问题，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是一个相关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下述的两个举措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的。一个是要使总统的职位少一些君主制，变得更加透明、更加现代和更加民主；另一个则是要减少总统的某些权力，更好地限制、乃至取消这些权力。

在第五共和国的体制中，存在着共和国总统的禁脔领地——在这个领地里，无论是政府总理，还是议会两院或诸多政党都无权发表意见。我认为，这种总统的禁脔是不可理解的，从民主的方式来看是不正当的。首先，外交和欧洲事务属于总统的禁脔问题。例如，我历来认为，欧洲联盟先向中欧和东欧国家扩大，然后再来改革其机构，是犯了一个错误——尽管我这样说，但作为移民之子，人们是几乎不能怀疑我对这些中东欧国家及其文化的眷恋的。欧盟东扩是必要的。可是，改革欧盟机构也是必要的。对于欧盟东扩的速度问题未经政治辩论，特别是在欧洲议会中未经政治辩论，我深感遗憾。然而，欧盟东扩的速度问题毕竟是一个关键问题，对法国和法国人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今后，我们必须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否则就会使欧盟持久地承受重负。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进行谈判，就一项包含更加简短的、只限于制定那些能使共同体机构运作的基本条款的欧盟宪法条约举行谈判。这些基本条款在法国公民投票的宣传运动中，并未遭到任何人的质疑。应当通过议会的途径来批准欧盟宪法条约。

在我看来，土耳其加入欧盟也是一件完全违背常理的事。我听说，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主张是建立在战略希望这个主要的根据之上的，对此我表示理解。但是，同土耳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主张却有可能危及欧盟的战略希望。换言之，假如土耳其加入欧盟，那么这个98％的国土不在欧洲、再过二十年全国人口就会在欧盟国家中排列首位、大多数国民还接受穆斯林文化的国家就会对欧盟构成巨大的冲击，以致未来的欧盟同今天的欧盟毫无关系，更不用说同欧盟发起国想要建立一个一体化政治欧洲的计划毫无关系了。此外，我还要补充一句，假如土耳其加入欧盟，那我就会思忖，人们为了取消以色列加入欧盟的候选国资格，会对土耳其加入欧盟会有什么评论——以色列的许多侨民在法国和欧洲生活，反过来，法国和欧洲的许多侨民在以色列生活；这里更不用说，人们为了取消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半个世纪之前，这三国还是法属殖民地国家——的欧盟候选国资格，会有什么评论了。人们看得一清二楚，届时欧洲就会漫无边界。欧洲将会变成联合国的一个准地区。这样，政治欧洲就会完蛋。不管怎样，在2004年10月辩论之前，法国议会两院无法就土耳其加入欧盟这个决定性问题举行任何辩论，也就无法在议会辩论后通过投票做出决议。

2005年10月，换言之，在继法国和荷兰先后举行公民投票对欧盟宪法条约说“不”之后不到半年，欧盟开始了同土耳其谈判加入欧盟的问题。当人们认识到和重新认识到土耳其问题对于法荷两国举行公民投票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时，任何欧盟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没有表示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欧洲似乎无法摆脱一个在1963年，在一个严格地说同土耳其加入欧盟毫无关系的地缘政治背景下许下的诺言。不过，时光越是流逝，对土耳其人声称土耳其不能进入欧盟的做法就变得越是粗暴。然而，这样说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法国已经考虑到，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要由法国人通过公民投票来加以认可。我承认，我也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不敢要求土耳其履行它对亚美尼亚的历史义务。希拉克总统本来能够和应该要求土耳其这样做，因为他已经敢于承认，1940年法国维希政府与纳粹德国政权奉行的反犹太人政策有过牵连。

不要把债务转嫁到子孙后代身上

一个负责任的权力，还应不拿法国人的钱财去做游戏，不拿子孙后代的钱财去做游戏。我作为法国财政部长，曾经根据法国财政法——国家在财政方面的大法——修改过组织法，以便强迫每届政府在投票通过财政法时事先指出，在年经济增长率超过预计的情况下应将增加的国家收入用来做什么。我认为，国库增收事件曾使若斯潘政府将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用于日常开支，而不是用于偿还国家债务，这在一个像法国这样面临财政困难状况的国家里，不是一种负责任的举措。

2003年，德国对疾病保险制度实行了改革，强迫每家银行——德国银行的地方分权程度比法国高得多——每年提交一本收支平衡的账目，而不能用贷款，即债务的办法达到收支平衡。在疾病保险制度出现赤字的情况下，德国政府就提高受保人和企业所支付的社会保险金，以恢复疾病保险的收支平衡。这项规定是严格要求的。实行这项规定固然不得人心，但它却能阻止德国政府将其无法确保的疾病保险资金的问题转嫁到子孙后代身上。

我主张法国试行一项与德国类似的规定。在疾病保险出现赤字的情况下，要强迫政府考虑在翌年的社会保险资金法中，采取一些能够消除赤字的措施。这些措施可以是提高社会保险金，提高普遍社会分摊金，或者提高各种不同的纳税基数和保险费——而这些纳税基数和保险费制度应当逐步建立，以便尝试控制医疗支出的演变。在疾病保险出现盈余的情况下，政府则要实行相反的规定，降低对用户的税收，以便对疾病保险支出提供资金。显而易见，将结构性赤字同时局性赤字区分开来是有可能的。关于结构性赤字，必须加以反对；而时局性赤字在经济低速增长或者发生特殊医疗事件的情况下，有可能在某一年突然发生，用好几年时间来分期解决这种赤字的做法并不是不合法的。

对法兰西历史引以自豪(1)

当外国人在足球世界杯法国队同西班牙队的比赛举行开幕式上，对球场奏响的法国国歌《马赛曲》发出嘘声时，我像千百万法国人一样感到震惊和受到伤害。当法国人自己在法国队同阿尔及利亚队比赛中，在法兰西体育场对《马赛曲》发出嘘声时，也许我像千百万法国人一样感到更加震惊和受到更大的伤害。如今，法国在外国的名声不好。法国的自负遭人讨厌，这是一个国内困难重重的国家所有的自负。

不管公正与否，法国的“狂妄自大”遭到了如此经常的指控，以致这种指控最终在它赢得信誉的同时，变成了一个不利条件：法国不再得到足够的热爱，因为它不再是相当地“可爱”。我认为，新的世界首先是一个各国都需要相同尊重的世界。一个国家越小，就越是希望获得尊重。对于这种现实，法国考虑得不够，而这种现实迫使法国懂得，其他国家也有着相同的要求。如果法国善于得到所有国家的理解，那它就会赢得很大的尊重。当我们确信自己的力量和普遍意义时，我们是毫不需要自大、自负以及某种自命不凡的形式的。

我认为，法兰西必须学会把自豪和自大区别开来。那种声称法兰西处于困境之中，认为假如法兰西不进行必要的努力，就会遭到衰落威胁的看法，是丝毫不能损害法兰西的荣誉和法兰西赋予法国人的正当的自豪感的。反过来，把法兰西所做的一切奉为模式，给世界各国上课，则属于自大的行为。自豪与自大是相互对立的。正是因为法兰西拒不正视自己的问题，才使得它在世界上获得的声望和尊重变得脆弱起来。

多年来，有些舆论制造者，有些压力集团，尝试要让法国人怀疑法国历史的威望。他们在利用法国的困难。他们把希特勒说成是拿破仑的继承人。他们把奴隶制变成了法国唯一的面孔，忘记了不仅是法国一家实行过野蛮的奴隶制，而且法国也诞生过一些反对奴隶制的男女战士的历史事实。他们把殖民化简单地归结为一种罪恶之举，而殊不知法国历史上的殖民化阶段比此举复杂得多，已被纳入一种与今天形势毫无关联的历史背景之中。他们不怀念曾在堑壕里为荣誉和自由而战的数百万法国军人，却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叛乱者恢复名誉。他们挑动法国人斗法国人，把右翼说成是反德雷福斯派，把左翼说成是唯一的共和派和唯一的二战抵抗战士——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因为他们就来自左翼。

这种人的言论是有破坏性的。首先，因为他们讲的是假话。法国犯过一些错误。法国的历史上有过一些阴暗面。但是，法国承认了这些包括贩卖黑奴和奴隶制在内的阴暗面，对此我感到庆幸。特别是法国历来是克服了这些阴暗面。而今任何法国人——不管是右翼，还是左翼——都不否定，当年法国的荣誉是在伦敦，而不是在维希；在德雷福斯派一边，而不是在反德雷福斯派一边。就像法国作家马科斯·加洛在《我为当法国人而自豪》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法国并没有诞生过希特勒，也没有诞生过斯大林或波尔布特。法国并没有发明过任何类似纳粹集中营或古拉格群岛的东西，也没有用核武器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从地图上抹掉。法兰西的天然爱好，往往是把自己引向捍卫自由和人权，远胜于引向一些不大光彩的选择。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法兰西是一个受到世界尊敬和赞美的民族。法国人可以对自己的历史感到自豪。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贬低法国的言论有可能破坏法兰西民族的根基。在这个北方居民如此不同于南方的马赛人、布列塔尼人是如此不同于斯特拉斯堡人的具有多样性面孔的国家里，是对于法兰西的历史、法兰西的文化和法兰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