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热爱构成了民族团结的基石。自从19世纪末以来，是对法兰西的热爱使得一代代外国移民变成了法国人，同时又毫不否定他们的原籍国文化，并将他们的原籍国文化送进共同的民族熔炉之中。如今，成为一名法国人不是一个在是否在法国诞生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认同这个具有无与伦比的命运的国家的文化和历史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那些不爱法兰西的人并不是被迫留在法国。假如每个法国人一开始就在法国给其祖先带来的痛苦细节问题上纠缠不休，不同意一旦澄清历史和表示遗憾，就马上超越这些痛苦细节问题，那么塞文山区的居民就会像旺代人和马提尼克人一样有许多分裂的理由。当人们将来向法国人解释各种不爱法兰西的理由时，在法兰西民族的精神方面还会留下什么呢？重要的问题在于共同建设法兰西的未来，而不是在历史的废墟上搞分裂。

对法兰西历史引以自豪(2)

我不喜欢左翼对手们如此经常地使用“左翼人民”这种表达方式。我认为，法国不存在“左翼人民”和“右翼人民”。只有“法国人民”这种提法。法国人民的力量和统一则体现为法国人民具有这样的能力：既能将右翼领导人克雷蒙梭和戴高乐将军，又能将左翼领导人饶勒斯和勃鲁姆聚合在同一份历史遗产之中。

法兰西对自己的历史感到自豪，它应当感到自豪。我谨在这里发表这篇关于法兰西问题的2006年5月6日尼斯讲话，因为必须制止左翼这种不公正的指控，这种骗人的指责，这种一贯的诽谤。

法兰西对自己的现代感到自豪，它应当赋予自己这样一些引以自豪的手段：同法国的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重建关系。将希望还给法国人民。恢复一些建立在责任和国家观基础之上的、牢固的共和国机构。通过辩论、妥协和权力平衡的文化的方式，深化其民主。在行使权力中赋予自己一种行为准则。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今后不要再把法兰西的考虑向世界指明一条独特道路的考虑理解为狂妄自大，而是把这种考虑重新理解为一种贡献，即法兰西作为一个大度的、开放的、介入的、关心世界朝着和平与各国福利的方向演变的民族国家，为世界作出的贡献。

我同希拉克的关系问题(1)

党内有许多人认为，我同希拉克总统有时进行的辩论已使人民运动联盟变成一个交流思想的场所，许多法国人可以从这里看到各自的向往。我承认，做到这点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无疑，有时还能走得更远。我愿明确承认，对于某些本来可以变得不那么激烈的思想对抗，我本人负有一部分责任。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气质问题。但人们也可以认为，这只是一个坦率与否的问题！那些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不喜欢撒谎——既不对别人撒谎，也不对自己撒谎。我说我所思。我做我所说。这样做只有好处，但事情就是这样。

因此，写到这里，我想就我同希拉克总统的关系做些解释。关于我们的关系问题，人们写得何其多啊！我不承认由那些通常的描述所揭示的我们关系的真正性质。首先，我们之间的谈话要比人们想到的多得多。四年来，我们至少每周举行一次会见和密谈。此外还要加上其他的会见：内阁会议——我坐在总统右侧，以及相当多的有关各种主题的会议。我们俩对人和对讨论有着共同的爱好，因此即使在关系最紧张的阶段，我们也不能不进行对话。诚然，所有这些会见机会都不足于消弭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但是，它们至少可以消除误会，同时也避免让周围的人来进行有害的干预，使有时已经变得相当复杂的局面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我常常听说，有人用“深刻的或本能的仇恨”这种语言来评说我同希拉克的关系。这里，我不可能、也不想要让总统来加以评论。反过来，我可能、也应当以我自己的名义来进行评论。对我来说，“仇恨”，是一种与我完全格格不入的感情。我对任何人都毫无仇恨。何况到了我现在这个年岁，感情上还处在这样幼稚的地步是不合情理的。我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我对希拉克总统的才能感到敬佩。他的充沛精力，他的坚忍不拔，他在多样性中显示的个性力量，他的显山显水、因而赢得同情的能力，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些不多见的性格特点。他的政治生涯也是特殊的：科雷兹省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市长，数任政府部长，两届政府总理和两任共和国总统·····假如没有一种非凡的气质，假如没有这种非凡气质的发展，那就不能这样长寿。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判断。我丝毫不需要阿谀奉承。再说，我也不是一个阿谀奉承的人。在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我内心中没有别的思想，仅仅是想要尽量最好地表达我的事实真相。

当然，我们之间的矛盾过去有，现在也有。20世纪90年代，我支持过前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但是，那有什么关系！考虑到巴拉迪尔的才能，我觉得没有任何就此道歉的理由。20世纪70年代，希拉克本人也曾偏爱过德斯坦，而不喜欢其所属的戴党的总统候选人雅克·沙邦－戴尔马。我认为，由于经验，希拉克对我相当彬彬有礼，以致他没有指责我做了他本人当年在我这个年岁所曾做过的事情。反过来，正如希拉克好几次对我说过的那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可以对我想要保持自由的意愿感到生气，对我不服从的倾向——不服从他下达的那些与我的信念无关的指示的倾向——感到生气。然而，说到底，也许是我的这种气质使他想起了另一人的气质！

归根结底，特别是在我们之间有一些重要分歧。虽然这些分歧是可以克服的，也丝毫不妨碍总统执政，但它们却表明，他是他，我是我。

第一个重要分歧涉及我们两人的政治立场。很久以来，希拉克讨厌以共和右翼自居。相反地，我对以共和右翼自居丝毫不感到为难。我把这看作是一种必要的、健康的和有益的做法。希拉克认为，第五共和国总统是一个既要联合民众、又要息事宁人的仲裁者。但我把第五共和国总统看作是一位做出决定、带领民众和担负责任的领袖。希拉克认为法兰西衰弱，并倔强地抵制变革。但我认为，法兰西急于改革、对拖延时间感到愤怒和想要进行深刻的变革。希拉克相信人的才能，甚于相信竞选纲领的力量。但我却无法想象，一个在竞选中不明确说出自己可以做什么和即将做什么的候选人会在选举中获胜。我相信思想的现代性。据我一孔之见，并不是一切都能归结为感化的力量！

我同希拉克的关系问题(2)

我和希拉克也不曾对同样的事情“生气”过。希拉克对于自由主义、美国人、某些企业主感到生气，对于那些不赞成他的欧洲观念、但很快被他说成是不负责任和无能的人感到生气。但我却是对缺乏恒心、犹豫不决、不信守诺言、拒绝正视法兰西现状和坚持传统思想的做法感到生气。即使是发表讲话的方式，我们之间也有明显的不同。他有节奏地朗读一些已同助手们反复朗读过的讲话。他善于煽动听众的热情。但我却发表一些下苦功夫写成的讲话，竭力要说服听众，而不是煽情。

希拉克总统不愿让我参加竞选人民运动联盟主席一职，但我却无视这个专横的决定，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不过，我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每当治理一种棘手的局势问题时，我都能指望获得总统的信任。从专业上来说——也就是，从技术上来说——总统总是给我留下了很大的行动自由。但从政治上来说却是另外一回事。在处理危机，如治理2005年秋天郊区危机和2006年春天“首次雇佣合同”危机时，我经常同希拉克总统的分析保持一致，每次都高度评价他对我表明的信任。至于从这些危机中应当汲取的教益，却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之间的分歧既涉及内容问题，也涉及形式问题。

我同希拉克总统的关系就是这样：比人们有时所说的更加错综复杂，更加深刻，也有更多的正面交锋。所以，我常常思忖，为了无愧于总统的政治信任，同时又不准备为此付出做其驯服工具的代价，我必须做些什么。在那些自称希拉克之友的人当中，给他造成过烦恼的人是为数不少的，而他们造成的烦恼远远地超过我本人过去和将来给他造成的烦恼。然而，我并未被列入希拉克之友的名单。现在，我最终承认了这点。这是一个关系问题，我决定与此前行。

关于法美关系问题

我希望，法美关系能获得特殊的发展。法美关系的情况是奇特的。关于美国，一部分法国精英公开表示憎恨美国，或者至少是经常以讽刺的方式批评美国。这种批评的做法至少是奇怪的，因为美国是这样一个国家：法国从未与之发生过战争——这种情况实为罕见；在法国的现代史上，美国曾两次越洋来帮助我们，捍卫和解放我们；法美两国拥有一种极其相近的民主价值体系；法国的年轻人梦想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分享美国人的激情。此外，美国是世界上第一经济、货币和军事强国。法国同美国一道，分享着同大西洋的经常交往。因此，完全不需要当一名国际战略专家就能懂得，法国的利益就是同美国拥有最好的关系。

一切都应当引导法美两国相互理解、相互融洽和相互帮助。但是，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法美关系是冷淡的——如果说不是冰冷的话。我是第一个承认美国人绝对不是这样冷淡的法国人。在我看来，美国人倾向于认为自己在善的阵营之中，因此所有的其他人都在恶的阵营之中；美国人对我们这个世界缺少好奇心和兴趣，其中许多人认为，这个世界延伸到美国的边界时为止；美国人相信，他们永远是世上最好的。凡此种种都会使人正当地感到美国讨嫌。

然而，从法国的战略利益来看，法国同美国的对立构成了一个双重错误。之所以说错误，首先是因为，这是一个无视朋友或批评朋友的坏战略。而美国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继续是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其次，法国拥有表达意见分歧的自由，尤其是因为表达意见分歧并不是质疑两国的根本关系。因此，法美两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是正当的，假如这种意见分歧不同法国扬言在联合国安理会使用否决权的威胁系在一起，那就会让人听得更加清楚。法国的国力相当强大，足以防止做出任何激动的、流行成风的或者过激的反应。我相信，法国有必要同美国达成谅解。我也相信，法国在存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将会正当地表达意见分歧，尤其是因为它善于深刻地调解和澄清两国关系。我认为，法国应当避免将自己同一国人民的持久友谊同自己的犹豫态度混淆起来——尽管这是由一个政府、一种方法和一次冒险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所能启示自己采取的犹豫态度。我并不迷恋美国的模式。不过，如果必须加以选择，那我就会感到自己比世界上许多人更加接近美国社会。

今日之戴高乐主义

法国人怀念戴高乐时代。我认为，戴高乐时代是一个法国人具有国家观念的时代，法国在世界各国受到尊敬的时代，法国议员具有“想象力”的时代，个人的雄心似乎在法兰西命运这个唯一的和应受尊重的集体雄心面前消失的时代。自从戴高乐时代结束以来，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时至今日，由于舆论民主、通讯自由和言论自由取得进步、信息传播的影响，人们不再接受过去的搞政治的方式、治国的方式了。在外交政策方面，特别是由于欧盟的缘故，情况也与从前大不一样了——欧盟真的不曾获得过戴高乐将军的厚爱。

但我认为，戴高乐主义在许多问题上，仍然是一种对当代来说中肯的思想方法。甚至可以说，戴高乐主义在法国具有现实意义，因为目前的形势在许多方面都同1958年的形势相似。首先，戴高乐主义是一种智力自由，这种智力自由使戴高乐能把法国从其因不愿结束殖民化而自闭的陷阱中解放出来——一切都在上天安排之中，要让此人来拯救法属阿尔及利亚。其次，戴高乐主义是一种维护法国的永恒选择，而这种选择不是通过停滞主义，而是通过运动和改革来实现的。如果把近三十年来的法国演变同戴高乐将军实行改革之后发生的演变作一比较，那么就会看得一清二楚，重复过去会把法国引向哪里，创新则会把法国引向何方。第三，戴高乐主义是一种法国人民的联合，这种联合是由各种身份的法国人，在热爱法兰西和为当法国人而自豪的感情的周围来加以实现。第四，戴高乐主义是关于人类的某种观念。这是一种信念，相信在任何人的心里都有一颗在闪光的星星，都有一个在期待的梦幻，都有一个在追求的理想。

我认为，在法国，最令人伤心的事就是有那么多的法国人感到自己的希望无法实现。因此，在我看来，最后的决裂、最强大的决裂和最重要的决裂，以及证明这三种决裂都是正确做法的决裂，就是要同法国人的绝望进行决裂，就是要使每个法国人重新看到自己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