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我们——三孟、抚五、我，——为饭碗问题闹了一年的风潮，如何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我觉得他骂的句句都对。这一年半，北京学界闹的，确是饭碗风潮。此风潮起于八年十月十日——国庆日。那时我在山西，到我回来时，教职员的代表——马叙伦等——已在进行了。到十二月中，他们宣告罢课，我那时一个人出来反对罢课，质问代表虽有全权与政府交涉，但无全权替我们大家辞职罢课。那时夷初因为我对于代表的权限提出质问，便声明辞职不干了。那天的大会怕饭碗打破，以大多数的表决维持代表的全权；从此以后，代表就有全权替我们辞职了。后来我就不过问这件事。……四月三十日之阁议以后，我即主张立时上课，夷初与仲逵一班人坚持不可，仲逵因此问题几与铁如打架。后来就更不可收拾了。……“六三”以后，更糟极了。

总之，我这一年半以来，太“不好事”了。因为太不好事，故我们竟让马夷初带着大家乱跑，跑向地狱里去！我记此一段，表示自己的忏悔。

其实并不是胡适甘心“让马夷初带着大家乱跑”，而是他阻挡不了。尽管他没明说，但也可知他此时急盼蔡元培回国重新坐镇北大的迫切心情。所以，当9月份蔡元培回京后，胡适立即前往探望。

1921年9月18日

洗浴。自浴堂打电话到蔡孑民先生家中。问知蔡先生已于早十一时到京，就约定时间去看他。四时半，到他家。蔡先生精神甚健，虽新遭两件大不幸的事——死了夫人与令弟——而壮气不少减退，甚可喜。小停，孟馀也来，我们谈很久。

不仅如此，胡适更在随后的几日内，数登蔡门，与蔡元培高谈阔论北大教育问题：

1921年9月19日

七时，到蔡先生家……我谈大学进行事，决定“破釜沉舟”的干去。蔡先生尚不退缩，我们少年人更不当退缩。是夜商定： （1）图书募捐事； （2） 主任改选事； （3） 教务长改选事； （4） 减政事； （5） 组织教育维持会事。

不满学潮风波(2)

散会时，已十点半了。

1921年9月25日

与蔡先生谈大学改良事，他要我写出来。我回家后，即写了一封详信给他。……

1921年9月26日

三时，与蔡先生同到他家谈话。他很赞成我给他的信，他批了几句话，要我带去提出今天的教务会议。

看得出来，此时的胡适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大有要干一番事业的气势，而之所以有这样的气势，不仅是受到蔡元培“壮气不少减退”的感染，也是因为身后又有了蔡元培的支持而重燃起了信心。

其实早在这年的5月间，胡适在北大校舍遭遇了一次火劫后提议： “为免除北大图书馆危险起见，将本校教职员本年四月份应得薪俸，凡每人每月在六十元以上者，全数捐作图书馆建筑费。其每月薪俸在六十元以下者，自由捐助。”但是自此以后，我们在他的日记里未见此项工作的进行状况。就在蔡元培回京前一个月，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函告胡适，说“教职员饭钱不知在哪里，还管什么图书馆”。或许在胡适看来，是否能募捐成功，并不在于教职员是否有饭钱，而在于领导人是否有此决心。正在这时，蔡元培回来了。于是，胡适又有了些信心，重提“图书募捐事”。

至于“教务长改选事”，胡适在随后的日记里有详细记载：

1921年9月23日

六时，大学选举教务长，孟馀当选。前夜蔡宅商议时，孟馀力辞连任，故他们要我干此事。我也知道有些人的推我未必出于诚意，但我也不曾力辞。我也要看看他们的把戏。今日举我的票数少于那夜的人数；这是我意料之中的。孟馀是熟手，自然最适宜。举出后，他推辞不肯连任，但他的理由不能成立，故我驳他，劝他不要辞了。

胡适所说的“他们”不知是指哪些人。显然，“他们”推举胡适任教务长并非心甘情愿，按照胡适的说法，可能隐含着某种“把戏”。但是，“他们”又为何要公开推举胡适，却又在投票时放弃？难道是做给蔡元培看？

尽管胡适未能当选教务长，但他对改良北大教育仍然是全身心地投入。他在日记里所说的为此给蔡元培写的一封信，洋洋数千言，既总结了过去一年来北大存在的问题，也在“预科改良问题”、“非试验班的预科新生办法”等问题上提出了详尽的建议。蔡元培对此信的批语是： “胡先生提议各条，元培均甚赞同，惟进行程序须经教务会议议定，请提出为幸。”

蔡元培的批语显出他处事的严谨。在议定会议上，胡适的“延长一学期”的建议被否定，他们甚至觉得这个建议是可笑的。胡适的“预科改良计划”被几个人肯定，也被另外几个人否定，最后讨论出一个“办一个带试验性质的班，办法另定”的办法。实际上也就是搁置了胡适的建议。对于这一天的议定会，胡适在日记里这样记道：

1921年9月26日

这一天的会，把我气的难受！从前蔡先生在校时，向无此种怪现状。

这样的感叹也透出胡适无限的失望。蔡元培虽然回来了，整顿改革教育的思想也没有变，但是，他面临的已不再是原先的环境。矛盾、斗争日益尖锐，他的阻力也越来越大。不要说胡适的提议屡被否决，就是蔡元培自己，威信和能量也在递减。也正因为如此，胡、蔡二人似乎更紧密地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共同面对反对派的压力，也共同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平息“讲义费风潮”(1)

1922年3月15日，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通过决议： 次日停课一天，在美术学校开八校大会。同时，有人提议： 提前放春假七天，若政府仍不发经费，则提前放暑假。对此，胡适大加反对。

但是，在4月9日召开的联席会议上，仍然主张“延长春假”——实则罢课。胡适颇为恼火，不过，令他欣慰的是，蔡元培在会上态度坚决，演讲时义正辞严。为此，他在日记中这样记道：

1922年4月11日

前天（九日）联席会议主张延长春假，——实则罢课之别名——蔡先生亲自出席，为很激烈的演说，坚执不肯延长，并说： 如果教职员坚执此议，他便要辞职，但此次辞职，不是对政府，是对教职员。联席会议的人虽然很不满意，——因为蔡先生还说了许多很爽直的话——但不能抵抗。于是昨日各校一律开课，而联席会议的各代表一齐辞职。

蔡先生此举极可使人佩服。我曾说，去年三月十二日的大会，我少说了几句话，不曾反对罢课，遂酿成三四个月的罢课。一年以来，良心上的负咎，这是最大的一件事了。此次蔡先生此举，使我更觉得我的懊悔是不错的。

一直对上一年的罢课罢教进而酿成“六三”惨案而自责的胡适，如今与蔡元培并肩努力，终于制止了又一次的罢课行动，多少消融了他一直以来积在心中的块垒。在外人看来，蔡元培之所以如此反应激烈，是受了胡适的“挑唆”。上海《申报》在一篇报道中就直接用了“蛊惑”这么一个词，说“蔡元培之孤行，系为胡适所蛊惑”。对此，胡适在日记里说：

1922年4月17日

……

我看了大笑。他们未免太看轻蔡孑民而过奖胡适之了！蔡先生此举，完全出于自动。当日我在天津，至十日始归，事前全不曾与闻，但我一年来屡次表示反对罢课，故旁人以为此次亦是我的主动了。

胡适当然不会承认他在“挑唆”或“蛊惑”蔡元培，然而实际上，他的建议、提议，蔡元培无一不积极支持。至少在表面上看，他对蔡元培的影响还是有的。蔡元培看重胡适、倚重胡适，不仅不同意胡适辞去北大教授一职，更力主胡适接任北大教务长兼文科学长一职。

这年的10月3日，北大召开评议会。在论及教授兼任他校教课钟点的限制时，身为教务长的胡适提议“不得过本校授课钟点的二分之一”，后经修正为“不得过六小时”。这一提议立即遭到有些人的反对。胡适不免与他人有些争论。这时，蔡元培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涨红着脸很有些怒气地大声说： “评议会到了今天，不能再反对这件事了。你们要反对，应该在去年三四月间反对。如果我们不实行此案，我们怎样对得起那些因兼任各部事务而改为讲师的几位教授呢？我们今天只能以评议员资格发言，不应该以私人资格发言！”

胡适在这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

我认得蔡先生五年了，从来不曾见他如此生气。他实在是看不过贺之才一类的人，故不知不觉的发怒了。后来此案付表决，只有两人不举手。蔡先生事后似悔他的发怒，故后来说话非常和气。

有了以上的风波，接下来胡适又提的议案“新组织新建筑金募款委员会，即日开始募款，悬额40万元，为下列三项之用： （1） 图书馆； （2） 大讲堂； （3） 宿舍”得以顺利通过。

如果又有人由此说蔡元培受了胡适的“蛊惑”，似乎可以理解。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事，他二人都是一唱一和的，特别是胡适对蔡元培的一些做法和思想有不太认同的地方。比如，6月上旬，胡适在报纸上看到蔡元培等十余人将电催黎元洪到京主持大政的消息，便很反对，特意给蔡元培去信劝其不要发电。蔡元培在回复中说： “催黎来京，我也觉得无谓。但因各方面催促，已提交各校签名，万一名签毕而黎已来，可作罢论，否则不能不发。”见此，胡适也不再说什么了。

平息“讲义费风潮”(2)

10月份的“评议会”开过后不几天，胡适去济南参加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18日那天，他忽然接到北大教务处电报： “为讲义费哄闹，校长以下皆辞职，请速回京。”他大惊，赶紧收拾行囊返京。

一直以来，蔡元培都在和北京其他七所国立大学的校长们一道为争取教育经费而与政府抗争。与此同时，他在北大校内施行新的经费开支措施，其中“向学生征收讲义费”遭到学生们的强烈抵制。17日、18日两天，学生代表数十人先后到会计课和校长室请愿，蔡元培苦苦解释，无效。学生们意欲以“罢课”相挟，一向以温和示人的蔡元培大怒，愤而辞职，避走西山。随后，其他行政人员也纷纷辞职，校务几乎瘫痪。

胡适的头脑很冷静，他返回北大后，并没有盲目地站在蔡元培一边斥责学生。他虽身为教务长——学校一方的代表，却以中间人的身份调解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讲义费”矛盾。他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主持教务、总务联席会，又会见学生代表，还亲自参加学生干事会。他在日记中这样记道：

1922年10月20日

学生干事杨廉、来焕文、黄日葵、张维周等来见，我又告诉他们，“大学的危机，悬于一发；此一条若不能执行，则大学必致破坏不可收拾。大学只有此一条生路，而这一条生路全在你们的身上。”他们也明白此意了，遂在教务长室谈话，讨论办法。

1922年10月21日

八时半，学生干事会开会，我出席演说，指出现在是大学存亡的问题，大学的存亡现在全悬一条很窄的小路上，教务会议的布告的第三条，无论如何，是不能不实行的了。他们对我这个意思，似乎能谅解了。

他所说的“布告第三条”，指的是北大评议会就“讲义费风潮”而通过的决议中的第三条，即： 查此次暴动时，大部分之学生照常上课，显系少数人借端捣乱。兹为确知暴动责任者之姓名起见，要求本校全体学生于本星期内各以书面向系主任声明曾否与闻。如不声明，认为与闻暴动，应请校长照章惩戒。

对此，学生们起初也是抵触的，在胡适的调停下，总算是接受了。

从表面上看，胡适与蔡元培对待学生的态度截然不同： 胡适温和，蔡元培强硬；胡适和颜悦色，蔡元培针锋相对。但是，胡适也并非毫无原则： 他维护了学校权威，也对为首的闹事学生毫不心软。

1922年10月22日

因此次暴动而被开除的学生冯省三来；他是山东人，世界语学会的干事，是一个无政府党。他自认当日确曾说“大家到会计课去把讲义券烧了！”又曾说，“我们打进（校长室）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但到了末了，他要求我准他回校作旁听生！我劝他作好汉要作到底，不要对我们作什么请求了。

可以看出，相对于蔡元培而言，胡适似乎更具政治家风范。

胡、蔡二人在处理学生的态度上有所不同，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 蔡元培和蒋梦麟等人一直以为学生之所以闹事是因为受到校外某些人的指使；胡适却不以为然，他在日记里很明确地表明了他的态度：

1922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