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由： “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我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亦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它腐败，更应该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了，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这也就是说，蔡元培入北大的动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整顿，或者说是改革。

反观胡适，他是抱着建立一个能与哈佛、牛津、康桥比肩的国家的大学的希望来到北大的，自然也是要整顿或改革的。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与蔡元培从一开始就是一致的。

胡适虽然是孑然一身来到北大，但实际上，他的身后有一个以留美学生组成的智囊团。比如，他到北大不久，留美学生张奚若就曾写信给他，建议他“与蔡孑民先生及诸同事等，设法为北京大学设一大图书馆，以作造学基础”。胡适与他们的目标很一致，那就是一切西化而逐渐向北大输入西方著名大学的建设规模和管理模式。

蔡元培在接手北大之初，就已经为他将来的整顿确立了方向，那就是“仿世界各大学之通例”。因而，他之所以有些不合情理地看重、倚重胡适，正因为胡适的西学背景和基本改革思路与他相契合。

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在整顿北大的一系列行动中，胡适与蔡元培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高度的一致。也是因为如此，蔡元培甘心作为胡适身后强有力的后盾，不遗余力地支持、扶助和推动。

入北大不久，胡适就为蔡元培制定了北京大学未来发展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为了实现这一系列计划和规划，也为了早日将北大引向世界，他为提升北大英文师资力量而大量延聘教学能力强的外籍教员，又邀请他推崇的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与此同时，他在授课之余，充分利用演讲才能，然后写文章、作新诗、翻译外国小说，更积极倡导白话文。与其说他给北大输入了新思想新理念，不如说他将清新之风引入北大，使之一改腐败酸臭之气而充满生机。

对于胡适的这一系列活动，蔡元培充满赞许，也对胡适个人的才学充满欣赏。他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说： “胡适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适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初版封面1918年初，胡适倡办“成美学会”，目的是效古君子成人之美，资助热心向学却家境贫寒的学生，为此，他带头捐款。蔡元培积极响应，不仅个人出钱出力，还鉴于个人力量的有限而将之划归学校统一办理，责成由胡适等四教授修订该会章程。5月，蔡元培倡办“进德会”，目的是端正北大师生的道德风尚。他的这一行为实际上是对胡适、陈独秀正在《新青年》等刊物上抨击旧礼教、倡导新道德的声援。

除此之外，胡适与蔡元培在“为学术而学术”、“文（言）白（话）之争”以及倡导妇女解放方面都保持着高度一致。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更因蔡元培概然作序极力举荐而得以出版并获大名。蔡元培用一个词对胡适作总结： “心灵手敏”。

然而，如果就此认为胡、蔡二人在所有问题上都是亲密无间毫无二致，那就不够客观了。其实，就他俩的年龄、经历和所受教育的不同，在某些问题上存在不同见解是毫不奇怪并大可理解的。

对于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主张，与陈独秀态度明确的正面评价不同，胡适从来没有任何说辞，就他的性格而言，“不说”意味着“不接受”。因为他对蔡元培的“容新”是很赞赏的，说过这样的话： “当我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时候，北大校长是那位了不起的蔡先生。蔡先生是位翰林出身的宿儒，但是他在德国也学过一段时期的哲学，所以也是位受过新时代训练的学者，是位极能接受新意见新思想的现代人物。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对文学革命发生兴趣，并以他本人的声望来加以维护。”显然，他只能接受蔡元培的“容新”，而不能理解他的“容旧”。可以这样说，他与蔡元培的一致也基于对“新”的追求上。

勤工俭学运动中现分歧(2)

1919年3月，陈独秀被以“私德太坏”为由解除了文科学长之职。尽管蔡元培有心庇护，但无力阻挡校内舆论的压力，不得已而挥泪斩陈。反对派之所以如此逼迫蔡元培打压陈独秀，实则也想借此抑钳胡适，因为这两只“兔子”在北大仗着蔡元培的提携实在很招摇。但是，学究气浓重的胡适却没有意识到这点，将不满与怨气泼向蔡元培。不过，他并没有冲蔡元培直抒胸臆，而是在给汤尔和的信中，说此事“造孽不浅”。

胡适对蔡元培的公开抱怨是在随后的五四运动中针对蔡元培的辞职之举。在他看来，蔡校长此时辞职，无疑是临危弃职。他不仅直接向蔡元培表达了此种态度，也在北大的教员会上公开坦陈。蔡元培为此特地致函胡适： “弟出京的时候有许多事，没有机会与先生接洽一番，累先生种种为难，实在抱歉得很。”从而舒缓了胡适的不满情绪。

早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以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张继等出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目的，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计划五年内组织三千人赴法留学。他们认为，“欲输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西方为要图”，而选择法国，是因为“法国是民气、民智先进之国”。的确，法国当时是欧洲文明的中心，它率先提出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更有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的实践，因而对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1915年，他们又为提高在法华工的文化水平和技能，提出“以工兼学”的主张。可惜的是，因袁世凯称帝，蔡元培等人不得不流亡海外，留法勤工俭学计划暂时搁浅，直至1916年政局稳定后方重新实施。1917年，专门为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提供帮助和媒介的“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在北京成立，蔡元培等人号召“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智识”。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进入高潮。

对于此运动，胡适从一开始就不大赞成，他在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述：

1921年7月15日

……

“留法俭学”一个运动真是无意识的盲动，我起初即不赞成，只因为提倡的人如蔡先生，如吴稚晖先生，都是绝好的人，或不致太坏，故我不曾明白的反对此事。

当初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等人创设勤工俭学运动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工厂对华工的需求量很大。那时中国人到法国很容易找到工作，而且工价甚高，以此俭学绰绰有余。自“一战”以后，法国经济开始萧条，工厂开工不足，又加上大量军人从战场上下来，也急于工作，对华工的需求急速萎缩。然而此时，国内的勤工俭学运动正值高潮，学生情绪高涨，赴法者更是络绎不绝。到1920年底，在法的勤工俭学学生已近两千人。原先他们到法后，由华法教育会安排进入中学或一些语言学校就读，一部分人直接进入工厂做工。后因经济原因，大部分人无力维持学习费用，遂进入工厂做工以赚钱谋生。随着法国经济危机的爆发，物价飞涨，法郎不断贬值，失业人口倍增，别说华工，就连法国人自己都难觅工作。

找不到工作意味着无法俭学，甚至连基本生活都成问题。有的学生因为没有固定的住所不得不四处流浪，有的因病无钱医治而客死异国，更多的学生不得不挤住在“华侨协社”。因为人太多，房子不够，只能在院子里搭布篷，每个布篷里往往要挤进去几十人。

既然自找工作困难，学生们便将希望寄托在华法教育会。华法教育会起初经费充足，也能满足勤工学生的要求，后因经费逐渐紧张，又被内部职员营私舞弊和贪污私吞，非但拒绝学生们的恳请，还认为他们做苦工的行为有辱国体，借口他们“既无做工之志趣，又无做工之能力”而主张将他们驱逐回国。

这时候，学生们将余下的一点希望寄托在会长蔡元培身上。谁知，蔡元培签署了两份通告，以“一年以来，借贷学生之款，亏空之数甚巨，本会原无基金，又无入款，挪借之术，有时而穷，而告贷之学生，方日增无已，今则亏竭已极，万难为继”为由，宣布“华法教育会……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同时宣布无论如何给学生们的维持费只再维持两个月，两个月以后全部截止。

勤工俭学运动中现分歧(3)

这两份通告无异完全打碎了学生们的希望，故而引起轩然大波，他们认为当初是受到华法教育会的蛊惑而不惜千辛万苦来到法国，如今却被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在绝望之际，他们自然无法如“通告”中所云“谅解本会无源源而来之底款之苦衷”，转而向中国驻法公使馆申诉。北洋政府接到公使馆的电呈后，复电称： 国务会议议决，现时国库奇绌，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惟有将其遣送回国，并责成使馆办理。自此，勤工俭学学生与华法教育会、公使馆、北洋政府的矛盾终于激化。

胡适1921年7月15日的那篇日记，就是在获悉此事后的有感而发。从他的日记里可知，早在前一年勤工俭学运动矛盾初现时，他就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曾经收集了有关资料。他这样写道：

去年留法俭学的黑幕已揭穿了，我才动手收集材料，想引起大家注意此事的非计；蔡先生听见此事，打电话告诉我，要我做成此文时先给他一看，然后发表。我答应了他，但不久我就病了，文章竟不曾做；况且蔡先生又往欧洲去了，既不能先给他看了再发表，我索性不做了。后来蔡先生在欧洲，也竟无法可挽救这许多学生，他大概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方才有那个“断绝经济关系”的宣告。这种不成办法的办法，自然不能有好结果。此事终当想一个解决的办法。

从此篇日记中不但可以看出胡适对勤工俭学运动的态度，更能看出他与蔡元培的关系： 他是反对该运动的，但因为在他眼里，蔡先生是个好人，所以他即使不赞成，也没有公开泼冷水；在勤工俭学的学生看来，蔡元培签署的“通告”无疑是彻底斩断了他们在法国的生路，而胡适则站在理解宽容的角度，认为蔡元培是不得已而为之。尽管他不认为这样决绝是个好办法，也不会有好结果，但他还是站在蔡元培的立场对他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同情。胡适对蔡元培是信任的、尊敬的，哪怕在某些方面并不认同蔡元培的观点。

不满学潮风波(1)

胡适日记里集中出现“蔡元培”的名字以及北大，是在1921年和1922年这两年间，也是他在北大执教第一个周期中的最后两年。实际上，自1920年11月至1921年9月间，蔡元培并不在北大，而是在欧美访问。于是，离开蔡元培的庇护和支持，胡适在此期间在北大沉寂了很多。在不少事情上，特别是在学界罢教风潮中，他说话的分量也打了折扣，足见他之所以能在北大立稳站住，很大程度仰仗于蔡元培的提携。

蔡元培与胡适一样，力主在北大实行男女同校。因为如此，他招致守旧势力的打压和排挤，不得已之下，以出国考察的名义避走欧美。他走后不久，北京学界“为饭碗问题”（陈独秀语）而掀起的风潮一浪高过一浪，直至发生教员罢教“索薪”，甚至还造成流血。

胡适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学潮中的一次惨剧：

1921年6月3日

是日北京学潮忽演出一种惨剧，真是不幸的事。……

当教职员到部（指教育部——引者注）时，原不曾料到学生几百人也会退到教育部来。夷初（指马叙伦——引者注）先生见这个示威的好机会，岂肯放过？他在大会场用传声筒演说，主张请马次长（指教育次长马邻翼——引者注）领我们同去总统府请愿。这时候，即有人大喊： “不要让次长跑了！”后来他们便簇拥马次长出门。到新华门时，夷初大概以为兵士不致行凶，又挟有马次长，故首先冲入。后来卫兵知教育次长亦在被打的人之中，就把他抢进去，夷初不肯放手，故受伤甚重。后夷初血流满面，犹直立大骂： “你们为什么不要脸，都跑了！既怕打，何必来！……”

对于为“索薪”而罢课罢教，胡适很不赞成，但像他这样的反对派占少数，少数服从多数，他只能服从。而他在失却了蔡元培的鼎力支持后更加势单力薄，只能眼见局势越变越糟，却也无力扭转，索性避开忙着去做学问并陪杜威四处讲学。于是在日记里，他似乎一直忍而未发。直到“惨剧”发生一个月、他在接到陈独秀的一篇“斥责”信后，才敞开胸怀，在日记里好好宣泄了一下：

1921年7月7日

仲甫来一长信，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