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应，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而竟得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便宜的事吗？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呢？

在这里，胡适只是将他因为娶江冬秀为妻而赢得意外的赞许视为“占了便宜”。事实上远不止这些。

曾在胡适家住过一段时间的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章希吕在他的日记里这样评价江冬秀： “适嫂是一个说得出做得出的女人，不怕人家难为情的。”他举了一个例子加以说明： 因与出版社发生版税纠纷，好脾气的胡适不曾说过出版社任何坏话，但江冬秀却坚持自己的权利，三番四次托章希吕给出版社写信据理力争。她的精明与干练并不比出版社的商人们逊色。

外表上看，火爆脾气的江冬秀似乎有些不近情理，但她确是一个热心善良的女人。罗尔刚在他的《师门五年记》中回忆说： “我感觉到江冬秀师母是个体恤人情的人。我在上海多年都是穿一条卫生裤。随适之师母到了北平，这条卫生裤怎能抵得住北方冬寒。她立刻给我缝了一条厚棉裤。我到北平只穿在上海多年穿的外衣，她把适之师穿的皮衣给我穿。”

胡适本人对妻子的善良厚道也是心存感激的。他于1937年赴美，在得知江冬秀无论生活如何艰难，仍然给家乡的学堂捐钱，给家乡生活困顿的人寄钱后，很感动也很欣慰。他在给妻子的信中，由衷地说： “我十分感激。你在这种地方，真不愧是你母亲的女儿，不愧是我母亲的媳妇。”

胡适是个要面子的人，是个热心人，又交友甚广，经常应友之请介绍好的医院推荐好的医生。因此而得赞誉之后，他颇有些得意。江冬秀对此却不以为然，她很冷静地时常劝丈夫“莫荐医生”，但胡适一直没有听从。终于有一次，出事了。胡适推荐的医生在为刘半农诊治后不久，刘半农的病情不但不见好转，竟然很快就死了。

那件事发生在1934年7月份的一天。胡适接到刘半农夫人电话，说刚刚从绥远回来的刘半农得了黄疸病，很严重，却又因一贯恨协和医院而始终不肯入院就医，想请胡适前去看看。胡适在去刘家之前，很负责地打了个电话问懂医的友人，友人说此病的确很厉害，非得进医院不可。急忙赶到刘家的胡适果见刘半农病得不轻，全身发黄，还不住地打呃逆，听刘夫人说还曾吐过血。刘半农勉强听了胡适的劝，但仍不肯入院，只同意让胡适去协和医院请个大夫回来看看。胡适随即赶到协和医院，找到代理院长，托他邀请马洛医生去刘家看看。

马洛医生诊断后说黄疸病有几种，有可治的，有不可治的，病人只有入院经过详细检查后方可对症治疗。胡适又在一旁劝，刘半农终于入院了。

胡适因与他人有约，没有陪同刘半农去医院。当天下午三点，他突然接到医院电话，说“刘先生死了”！这让他吃惊不小，颇不解。虽说刘半农的病来得凶险，可也不至于这么快就死了啊。他立即赶到医院，只见刘夫人母女正悲哭不已，场面十分凄惨。

“占了便宜”的婚姻(2)

向内科主任杜威克博士详问情况，胡适得知刘半农入院后经抽血化验，方知他得的是“回归热”，打了针后，病情原本是有所好转的。可是不久，病人突然心脏衰竭，来不及抢救便死了。

严格说来，胡适在这件事上是毫无责任的，连“好心办坏事”都谈不上。但是，刘家人虽然不曾明责胡适，却在他的面前频频怪罪协和。刘夫人更在一时的悲伤情绪下无法控制，打了杜威克博士一记耳光。在刘家人看来，刘半农的死很大程度上是被医院耽误了，而力劝刘半农入住协和的又是胡适。这令胡适很不安，他想起了江冬秀时常的规劝。于是，他在这天的日记里这样写：

1934年7月14日

杜大夫深觉不安，我也觉不安。冬秀常劝我莫荐医生，我终不忍不荐。今天半农夫人与其弟都对我责怪协和，我安然受之，不与计较。

也许江冬秀早已预见到会有这种尴尬发生，所以才会劝丈夫“莫荐医生”。以此也可看出，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胡适热心又心肠软，江冬秀客观且冷静，互相配合可谓相得益彰。

在对待丈夫“为官”这个问题上，江冬秀也表现出与她的学识不相符的睿智。1938年，胡适受命出任驻美大使。对此，江冬秀大加反对，写信“痛责”胡适。她从来不想做官太太，而只是希望胡适能够专注于学术。胡适一方面写信给江冬秀解释： “我们徽州有句古话：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青山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今日所以能抬头见世人者，正是因为我们背上还有一个独立的国家在。我们做工，只是对这个国家，这青山，出一点汗而已。”一方面他在另一封信中，对妻子发愿说： “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

对丈夫不得不弃学术于不顾而走到“为官”的道路上，江冬秀自责不已，她认为是因为她不能助丈夫一点力，才“害”了他的。她的自责，反过来又让胡适不免惭愧。他给江冬秀写信说： “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的帮助我。”

四年后，胡适卸任大使一职，不禁又想起了四年前江冬秀的“痛责”。他感到妻子真的是有先见之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今日之事，或为山妻所笑。”江冬秀当然不会笑他，她只是为丈夫因这四年的政治生活而耗费了四年的学术光阴惋惜而已。

抗战结束后，胡适自美回国，与分别九年的江冬秀重逢，随即应蒋介石之召准备去南京。临上飞机前，江冬秀对他说： “千万不可做官。”果然，胡适被蒋介石邀请出任“政府”国府委员。胡适起初一直推辞，但蒋介石始终坚持。无奈之下，胡适将妻子的话转达给蒋介石，说，太太说了，千万不要做官。最后，胡适真的没有出任国府委员。

从这个角度说，江冬秀确与一般女子不同。胡适也由衷地说她是“明大体的女人”。他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说： “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没作这样想，所以我们能一同过苦日子。所以我……说，我颇愧对老妻，这是真心的话。”

江冬秀是个有独特个性的人，这样的人必定直来直去而不期期艾艾。当胡适因有了外遇而提出离婚时，她不是一味地暗自哭泣。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庭和爱情，她极端地用菜刀指着两个幼子威胁胡适： “你要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儿子杀掉！我同你生的儿子不要了！”她的这一行为让旁观者瞬间分成两个阵营： 一部分人认为她是泼妇无疑，又无理又狠毒，更以为她没有文化，配不上胡适；另一部分人则很欣赏她的勇敢与执著，颇有现代女性敢爱敢恨的果敢风范。我们不能因为胡适是博士是教授是文化人，就宽待他的外遇行为，自然也不能因为江冬秀是没有文化的普通小脚女人，就严苛她的偏激行为。

当然，客观上，好面子又注重名声的胡适从此再也没有动过离婚的念头，他与江冬秀真正做到了白头偕老。

“占了便宜”的婚姻(3)

1961年10月的一天，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全体同人眷属“欢迎胡夫人茶会”上说过这样一句话： “太太来了之后，我的家确实温暖了，不像过去那样的孤寂了。”

开始于“狂狷”的交谈(1)

“17”这个数字对于普通人来说，也许不足为意，但对于胡适而言，却有着多重意义。他出生于1891年12月17日（农历十一月十七日），他的小儿子胡思杜出生于1921年12月17日，他和夫人江冬秀的结婚纪念日也是17日（农历）。最为特别的是，韦莲司的生日恰好也是17日。她出生于1885年4月17日，比胡适大六岁。

胡适曾经在给韦莲司写的一封信中这样说： “我是十三年以前知道你的生日的，从此，一直不曾忘记过。”这封信写于1927年4月10日，韦莲司生日前。

关于胡适与韦莲司的关系，众说纷纭，有说他们之间有爱情，有说他们之间没有爱情，只有友情；有说胡适追求韦莲司，被她以他有婚约在身而拒绝，有说是韦莲司主动献爱，胡适却因为是个“发乎情，止于礼”的胆小君子而不敢接受等等。

从胡适的《留学日记》中关于韦莲司的记载，可以看出，虽然他们来往通信频繁，却无一论及“情爱”，更多的是思想的碰撞、学问的切磋，至于感情，至多是互相抚慰而已。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直接走上爱情之道，只不过在友情之路上走得稍稍远一点儿罢了，所以让人产生误会。

胡适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时认识韦莲司的。当时，他对美国学生大多没有好感，认为他们“不读书，不能文，谈吐鄙陋，而思想固隘”。但是，当韦莲司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的眼前陡然一亮。他在日记里这样评价韦莲司：

1914年10月20日

其人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虽生富家而不事服饰；一日自剪其发，仅留二三寸许，其母与姊腹非之而无如何也，其狂如此。

韦莲司的父亲是康奈尔大学地质系教授，家住绮色佳。她本人并不在康大就读，而是在纽约学习美术。至于胡适是如何与她初识的，他在日记里没有详记。韦莲司在胡适日记里第一次出现时，似乎已经与胡适相识良久，因为那天，他们共同出游： 绽放在异国的精神之“恋”

1914年10月20日

星期六日与韦莲司女士出游，循湖滨行，风日绝佳。道尽，乃折而东，行数里至厄特娜村始折回，经林家村而归。天雨数日，今日始晴明，落叶遮径，落日在山，凉风拂人，秋意深矣。是日共行三小时之久，以且行且谈，故不觉日之晚也。

显然，胡适当日的心情很好，大有日光飞逝之感。

胡适的个性略显腼腆，据他自己说他不善于与女人交际。在他的身上，有很传统的恬淡、闲静之气。他说这是因为在妇人社会中待得太久之故。虽说他是这样的个性，但他自己并不一定喜欢这样的个性。相反，按照心理学的理论分析，他甚至可能更加欣赏那种与温和贤德完全相反的活泼洒脱个性张扬的反传统特质。

韦莲司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她的家境富裕，却不像一般女孩子那样热衷服饰打扮。有一天突然觉得头发太长不好打理，干脆动剪动刀，三下五除二将头发变成寸头，目不斜视于路人的指点和蔑视。为此，胡适日记这样记道：

1915年5月8日

女士最洒落不羁，不屑事服饰之细。欧美妇女风尚，日新而月异，争奇斗巧，莫知所届。女士所服，数年不易。其草冠敝损，戴之如故。又以发长，修饰不易，尽剪去之，蓬首一二年矣。行道中，每为行人指目，其母屡以为言。女士曰： “彼道上之妇女日易其冠服，穷极怪异，不自以为怪异，人亦不之怪异，而独异我之不易，何哉？彼诚不自知其多变，而徒怪吾之不变耳。”女士胸襟于此可见。

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与众不同的女人打破了胡适心中固有的传统女人形象，让他好奇，也让他激动，更让他有与她相识相交的渴望。从胡适日记中可知，他们的交谈，是从“狂狷”开始的。

胡适以开玩笑的口吻对韦莲司说： “约翰弥尔曾经说过，‘今人鲜敢为狂狷之行者，此真今世之隐患也’。其实，我倒认为，‘狂’乃美德，非病也。”

开始于“狂狷”的交谈(2)

果不其然，胡适不仅不以韦莲司的狂狷所厌，甚至是很欣赏的。

韦莲司这样解释她的“狂狷”： “若有意为狂，其狂亦不足取。”

胡适深以为然。

当然，胡适对韦莲司的大有兴趣与好感，并不仅限于韦莲司的“狂狷”，更在于她的独特思想。他说他与她的谈论“最有益，以其能启发人之思想也”。他在给她的一封信中这样说： “在我们交往之中，我一直是一个受益者。你的谈话总是刺激我认真的思考。‘刺激’这个字不恰当，在此应该说‘启发’。”

对于胡适来说，他与韦莲司的交往，看重的不是他与她是否能够产生爱情，而是思想上的启发，他认为那是“一种最有价值的友谊”。

现在，人们都知道胡适有过一篇著名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他在留学期间的“容忍迁就”与“各行其是”、“不争主义”的思想，他对婚姻、对国际事务的态度等等，都与韦莲司有过讨论。

关于“容忍迁就”与“各行其是”的思想，胡适在日记里这样记：

1914年11月3日

韦莲司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