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余曰： “若吾人所持见解与家人父母所持见解扞格不入，则吾人当容忍迁就以求相安乎？抑将各行其是，虽至于决裂破坏而弗恤乎？”此问题乃人生第一重要问题，非一言所能尽，余细思之，可得二种解决：

……

关于“不争主义”的思想，胡适在日记里这样记：

1914年11月13日

……

女士谓余曰： “日本之犯中国之中立也，中国政府不之抗拒，自外人观之，似失国体。然果令中国政府以兵力拒之，如比利时所为，其得失损益虽不可逆料，然较之不抗拒之所损失，当更大千百倍，则可断言也。”余因以讷博士之语告之，并告以吾“秋柳”之诗，女士亦以为此中大有真理。

两年后，胡适的一篇文章《国际关系中有无武力之取代》获了奖。他给韦莲司写信报喜，并说“这篇文章中的许多意见是你我共同思考所得”。60年后，胡适说： 那天实在是我智慧上变动的起点——从“极端和平主义”转变为“新和平主义”。

关于“女子教育之目的”，胡适在日记里这样记：

1915年10月30日

吾自识吾友韦女士以来，生平对于女子之见解为之大变，对于男女交际之关系亦为之大变。

早先，对于女子受教育的目的，胡适的理解也仅停留在传统士大夫的认识水平之上，认同女子受教育只是为了日后做一个称职的贤妻良母。通过与韦莲司的交流，特别是韦莲司本人的卓然思想与特立独行，让他骤然觉醒。他认识到，女子教育的目的其实应该是培养女人的独立意识。这不仅于女人本人，于社会、国家都益处无穷。所以他说： “国有能自由独立之女子，然后可以增进其国人之道德，高尚其人格。”

因而可以说，胡适早期思想的形成，与韦莲司不无关系。胡适对韦莲司的倚重，多的是思想的契合，而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单纯情爱。

相会还是幽会(1)

对于胡适与韦莲司的关系，学者唐德刚曾经在他的《胡适杂忆》里这样说： “就在这一次胡、韦海文之会时，胡氏显有所求而为韦女所峻拒。2月3日韦氏又写了一封‘即在所谓最自由放任之美国，亦足骇人听闻’的长信。她奉劝胡郎，斩断情丝，悬崖勒马；应着重较‘高级’的情性之交，勿岌岌于‘色欲之诱’。最后，燕姬并勉励郎君‘读书上进’。”

所谓“胡、韦海文之会”是在何时呢？韦莲司写那封信的动因和目的又究竟是什么呢？胡适在日记里记得很清楚。

1915年1月27日（追记）

……

（二十一日）下午三时去波士顿，夜九时至纽约。以电话与韦莲司女士及其他友人约相见时。

二十二日至纽约美术院，韦莲司女士亦至……

午后一时，至女士寓午餐，遇……君夫妇，皆韦莲司家之友也。

（二十三日）下午，访韦莲司女士于其寓，纵谈极欢。女士室临赫贞河，是日大雾，对岸景物掩映雾中，风景极佳。以电话招张彭春会于此间。五时许，与女士同往餐于中西楼。余告女士以近来已决心主张不争主义，决心投身世界和平诸团体，作求三年之艾之计。女士大悦，以为此余挽近第一大捷，且勉余力持此志勿懈。

……

女士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

胡适与韦莲司的这次相会，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一次幽会。更有包括唐德刚在内的学者猜测在这次幽会中，胡适“有所求”。然而，细读胡适日记，我们发现，他俩的相会，并没有刻意单独相处，不是有“其他友人”，就是“电话招张彭春”。如果胡适“有所求”，他断不会邀来第三者。胡适虽然对韦莲司的感情在欣赏与爱慕之间游荡，但他不是个随性而任意为之的人，他有为人子的孝道的顾虑，有为人未婚夫的忠心的顾虑，也有为坦荡荡之君子“非礼勿动”的顾虑。所以，他不可能做出一些越轨违礼之事。

但是，胡适打电话招张彭春来的行为，并不单纯。他是刻意为之，而目的并不是以客观事实压抑自己的“有所求”之“邪”念，其实是为了躲避韦莲司的“有所求”。韦莲司既是个“狂狷”之人，又对胡适充满好感，“有所求”也不是没有可能。胡适的日记里虽然没有显现，但从他写给韦莲司的信中可见蛛丝。

在与韦莲司相会后的2月1日，胡适给韦莲司写了一封长达11页的长信，信中有这样两段话： “是的，我打电话给张（彭春）先生的时候，我倒希望他能来——这并不是我相信世俗的‘礼’的观念（要是我真有那样的想法，我就不会在你那里待的这么久）；也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跟你在一块儿，与你谈话，共同思考问题；（你知道我是乐在其中的！）也不是你‘略显无礼’的举止；而是因为我突然之间意识到这是不对的——至少是考虑的不够周到——明知故犯地把自己的朋友，变成别人批评的对象（就如你母亲所做那样的批评），即使他深知他的朋友是完全无视于这样批评的！苦行僧也许无视于痛苦，然而，他的朋友却无理由将痛苦加诸其身。” “以上这几页都是不应该说的话，可是，我还是说了。因为你怕我可能对你无心的‘略嫌无礼’的举止或动作有所误会。你所担心的事，完全是无稽的。”

于是，便有了唐德刚所说的韦莲司2月3日的那封信。对于这封信，胡适在日记里也有记载。

1915年2月3日

c.w.来书，摘录其精华如下。此君思想不凡，真能超然尘表者也。

……

右论男女交际之“礼”，可谓卓识。此论即在所谓最自由放任之美国亦足骇人听闻。盖此邦号称自由耳，其社会风尚宗教礼俗，则守旧之习极深，其故家大族尤甚。c.w.，女子中之有革命眼光者也。其家庭中之守旧空气，c.w.对之如在囹圄，其远去纽约，终岁仅数归，未尝不为此故。

相会还是幽会(2)

胡适所言韦莲司家有很浓重的守旧空气，并非虚言。胡适的那封长信中，也对韦莲司谈到这事： “上个星期二，我在讲述这次之旅的时候，我向你母亲说到，我两次去你公寓看你。她问我，除了你我，还有没有别人在场。我告诉她，杨先生和太太星期五在那儿，可是星期六下午，我们是单独相处的。她说： ‘啊，这个，胡先生，要是这里的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可要大不以为然了。’我告诉她，这个我很了解，但是我们并不是整个时间都单独在一起的。我打了电话给张彭春，请他一块儿来喝茶。这个解释显然让她放心了些。”

从这段话中也可看出，胡适当时的确心底坦荡，否则他也不会坦然向韦母明说“我们是单独相处的”。

也许是对胡适的言行有了很深的信任，韦母从此对胡适不再存有戒心。胡适在给母亲的信中说： “韦莲夫人待儿甚厚，时常在她家吃饭，有几十次之多。”为此，他还要求母亲寄一些家乡特产赠予韦母。与此同时，胡适也不对母亲隐瞒他和韦莲司的交往，甚至严辞要求母亲为他与韦莲司“已行别婚”的传言辟谣，再次表示他决不会毁婚约。

信来信往伴终身

胡适在日记里提到韦莲司时，也有很深的情感色彩，比如：

1917年6月9日至7月10日

民国六年六月九日离纽约。

十日晨到绮色佳，寓韦女士之家。连日往见此间师友，奔走极忙。

在绮五日，殊难别去。韦夫人与韦女士见待如家人骨肉，尤难为别。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与韦莲司的感情就是男女之情。不过，他俩之间的友情也非同一般。胡适归国后，一直没有和韦莲司断了联系，他们通信达两百余封。他们的交谈内容涉及甚广，除了思想、学识外，也有私事，而这些私事并不牵扯他俩之间的私情。

用“无所不谈”可以概括胡适与韦莲司的通信。他回国后的事业情况、身体健康状况、为人处事中的疑惑或感受、学术理论中的思想认识等，他无一不和她论及，甚至他在回国后不久就回乡与江冬秀行了婚礼之事，他也不隐瞒。又一年后，他母亲去世，他也告知韦莲司，并向她抒发他心中丧母哀痛。及小儿祖望降生，他给韦莲司寄了全家福。与此同时，韦莲司给胡适写信，时常有“请与夫人同看”的字样。如此等等都表明两人的关系早已不是普通友谊所能涵盖得了的，而更多的有了亲情意味。

可以说，这些书信中没有一封真正意义上的“情书”，否则，韦莲司也不会在胡适去世后继续与江冬秀保持往来，并应江冬秀之请，整理出了胡适写给她的英文书信并寄赠给胡适纪念馆。

爱上小“表妹”(1)

胡适出生于1891年，1962年他去世时，实足71岁。

曹诚英出生于1902年，1973年她去世时，实足71岁。

这只是一种意外的巧合呢，还是冥冥中天注定的一种缘分？

在胡适无奈地与母亲包办的江冬秀成婚后，他的耳畔回荡着无数的惋惜和哀叹声。一个留美博士，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并肩而站，人们习惯不去赞美小脚女人的幸福，只会为留美博士的吃亏而直呼“不值”。夜深人静，胡适望着月光下沉睡着的年轻但在他看来有些庸俗的小脚女人江冬秀的面庞，他的心底泛起波澜。他有了些不甘心。他陡然渴望能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恋情，不敢奢求刻骨铭心感天动地轰轰烈烈，哪怕是普普通通平淡如水，也好。

这时，他想到了仍然在美国的红颜知己陈衡哲，他能够感受到她时时抛射过来的浓情，但他负了她。他又想到了他婚礼上的伴娘，一个娇小可人的小姑娘“娟”。他称她为“表妹”。

“娟”是曹诚英的小名，字珮声。她是胡适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和胡适一样也是安徽绩溪人。给江冬秀做伴娘时，她15岁了，在当年那个年代，也算是个大姑娘了。她亲昵地称胡适为“穈哥”。虽然胡适没有在日记里记载这次见面，但可以推定，这是他回国后与曹诚英的第一次见面。

婚礼之后，胡适和曹诚英各过各的生活。胡适回北京大学继续执教，并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曹诚英于1918年和父母包办的胡冠英完婚，嫁到邻村的胡家。如果没有外界力量，曹诚英恐怕就这样在乡下和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朴实地过完一辈子，也就不会与胡适产生恋情。

和胡适一样，曹诚英也是在年幼时就由父母包办了婚姻。与胡适相反，曹诚英曾留学美国的哥哥曹诚克非常痛恨包办婚姻，对父母包办妹妹的婚姻，更加深恶痛绝。尽管他最终无力阻挡妹妹嫁给胡冠英，但他极力鼓动诚英外出求学。于是，1920年春天，曹诚英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从而走出了闭塞的小山村，来到美丽的西子湖畔。与她同行的，有她的丈夫胡冠英，还有同乡、后来的“湖畔诗人”汪静之，胡冠英的姐夫程仰之。他们三人同学于浙江一师。

胡冠英家本就不满于儿媳妇出外求学，更恼怒于她结婚三年都未能给胡家开枝散叶。在1922年冬，他们强行给儿子冠英娶了小老婆，当然事先也不会征求曹诚英的意见。曹诚英因受了哥哥的影响，又读了几年书，思想自然开明，既不满包办婚姻，更不能容忍丈夫另娶。于是，她愤而提出离婚。1923年初，他们离了婚。

胡适与曹诚英虽然自婚礼后一直未再见面，但他们一直都有书信往来。曹诚英对胡适比较崇拜，时常去信请教问题。胡适本就乐于助人，对方又是三嫂的妹妹，还曾是夫人的伴娘，自然比一般人要亲近得多，对她也就热心得多。当严修等人请胡适为白话《聊斋》作序时，他借故推托；当华文学校校长请他去演讲时，他也推托；与此同时，他却应曹诚英之请为《安徽旅浙学会报》作序。他在日记里，这样记：

一场婚外恋，湮没在刀光之中

1921年5月5日

作书与严范孙先生、史瞿安先生（名梅，来函为白话《卿斋》乞作序，辞之）、mr.w.f.dawson（华文学校校长，约六月廿二日演说，不能往，辞之）、……曹珮声表妹（珮声为《安徽旅浙学会报》乞序，我以徽浙学术史甚可研究，故允之）。

对于胡适而言，“徽浙学术史甚可研究”只是表面上的理由，更有可能是他一直都想为表妹做点什么，如今机会来了，岂可放过？胡适守信，不出两个月，他就将写好的“序”寄给了曹诚英。胡适如此给面子，曹诚英暗自窃喜了好一阵子。两人也由此更加频繁地往来书信。

1922年5月30日，胡适去见了溥仪。六天之后，他在日记里写了一首诗。

1922年6月6日

我昨晚忽然想作诗纪一件事，初稿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