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阿济格因未能及时奉旨班师，并且谎报战功，从而受到处罚。阿济格仗着是多尔衮同母兄长的身份，为人狂傲，藐视当今皇上，私下里竟称皇上为“孺子”。多尔衮谕令谭泰和我召集部众，将阿济格“称上为孺子”之语传示晓谕。谭泰顾及阿济格的情面，没有照办。我也因听从了谭泰之言未奉谕旨，结果不仅军功不准议叙，还被罚银一百两。后来谭泰又与索尼相仇，互相攻击，我因庇护索尼再次获罪，几被革职。我心里很清楚，多尔衮的打击报复由此就开始了。官大一级压死人，从此，我每天都生活在惶恐之中，不知道该怎么办。

顺治五年（1648年）春，我随同征讨张献忠大胜而归的豪格大军凯旋回京。豪格部下希尔良因冒功邀赏遭罚，我也因勘察不实而受牵连，被议处“应革职，罚银一百两”。一个月后，贝子屯齐告发郑亲王济尔哈朗包庇豪格过错的种种罪证。我联合部分两黄旗大臣密谋拥立豪格的陈年旧事也被翻了出来。多尔衮借此事兴起大狱，严讯诸人。最后，我被扣上拥立豪格、私拉小集团的罪名，按律当死，后来又交了不少赎罪银子才免于一死。一个月后，我再次倒霉，罪名是在先帝驾崩时“擅发兵丁守门”，险些掉了脑袋。两年后，多尔衮找了个借口把我降职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我对先帝忠心耿耿，一片赤诚，对新皇帝也始终坚守臣节。然而，忠贞没有换来仕途的平坦。难道这是命运捉弄我吗？我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命运的转折来得那么突然，让我几乎措手不及。顺治七年（1650年），随着多尔衮的突然死去，亲政的小皇帝起用被长期压制的另一位摄政王济尔哈朗。但这时济尔哈朗已经不能再当摄政王了，而是变成了辅政大臣。小皇帝怀着对多尔衮生前专横跋扈的仇恨，严厉惩治了多尔衮的亲信，并把多尔衮生前的一切荣誉全部剥夺。

清洗多尔衮的亲信，意味着一次权力洗牌，小皇帝急需培养一批效忠于他的朝臣集团。而这个朝臣集团的成员，首先必须来自于那些与多尔衮为敌的老臣。索尼和我就这样进入了小皇帝的视野。顺治皇帝亲政的当年（顺治八年，1651年），我就被授予议政大臣职务，终于有资格参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又以军功升爵位为一等侯；顺治九年（1652年），我的爵位再次升为二等公，官职也升为巴图鲁总管侍卫、领侍卫内大臣，成为皇帝身边最亲近的大臣之一。与之相对的是，曾经归附多尔衮、欺压陷害我的几名大臣，被全部处死，家产籍没。这一升一黜，体现了皇上亲政以后国家政局的重大变化，也标志着我一生中最辉煌时刻的开始。

皇上亲政之后，我随侍皇上左右，位列公卿，权势日增，成为统治集团决策层的核心成员，我直接参与和管理国家的各类事务。皇上亲政以后，逐渐开始进行汉化改革，仿照明朝制度来改革我朝祖制，这点变化让我心存疑虑。我认为，满族虽然入关，为了统治数量庞大的汉族百姓，可以参照汉族的生活习惯改革一些政治经济制度，但八旗的“尚武”传统不可改变，我朝以骑射得天下，不可懈怠。“尚武”传统和“骑射”本领是满族赖以生存和长盛不衰的法宝。所以，我建议皇上恢复“大阅讲武”，就是希望朝廷在确保八旗劲旅的光荣传统方面做出表率。皇上深以为然，“得旨允行，并著为令”。从此，“大阅”成为我朝的一项定制。

这年十一月，我旧伤复发，卧床不起，皇上亲临我的府邸看望慰问，惊动皇上大驾，对我来说，无异于殊荣啊。次年冬，皇上的亲生母亲博尔济吉特氏病重，皇上朝夕伺候，我也昼夜守候在宫中，甚至废寝忘食，我的仁孝表现可不是装出来的，我深知这位太后就是先帝在时颇受宠爱的庄妃，她为大清的建立也做出了很多贡献，对于朝廷内部各派势力的平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用各种手段避免了多尔衮的篡位图谋，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作为先帝的贴身侍卫，我对她的尊重是由衷的。我的仁孝深得皇上赞赏。太后病愈之后，皇上就给我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衔。

二、临危受命佐幼主(3)

如果皇上能够长寿一些的话，我与这位年轻皇帝的君臣之谊也许就要成为历史美谈而深入人心了，就像萧何之于汉高祖刘邦、魏征之于唐太宗李世民。可惜的是，就在我已经日益得到皇上信任，地位不断上升的时候，皇上却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八去世，享年二十四岁。

顺治皇帝没有重演前两代君王的悲剧，而是在弥留之际明确了皇位继承人，那就是在天花的灾难中大难不死的皇三子玄烨。但玄烨只有八岁，无法独立主掌朝政。皇上似乎不希望再次出现第二个多尔衮，所以不再重复亲王摄政的故事，而是委任他的心腹大臣为辅政大臣，以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我为四位辅臣。十八年前，我曾经临危受命，辅佐幼主，但那时自己只是一介武夫；而眼下，我真正成为了有权决定国家往何处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这不能不说是我人生的一次重大考验。

三、四臣并行到独尊(1)

在四位辅臣里，索尼资格最老，此时已经年逾六旬。经历了太祖、太宗、世祖（顺治皇帝的庙号）三朝，是大清王朝的开国勋臣。康熙即位后，他就成了四朝元老，我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在我们四个人里居于领袖地位。但是他年纪太大，体弱多病，为人比较圆滑，与辅臣里排名第二的苏克萨哈有积怨。这些都给我的崛起留下了充足的余地。

苏克萨哈，满洲正白旗人。其父苏纳是天命汗的女婿。原是多尔衮的亲信，多尔衮死后，他见风使舵，立即揭发检举多尔衮，从而逐渐得到顺治皇帝的信任，成为议政大臣。由于他曾经有过这样落井下石的经历，让朝臣们常常对他不屑一顾。他在朝臣心目中的地位太低，太受鄙视，也让我尽管跟他家有姻亲关系，也不得不与他划清界线。

遏必隆出身钮祜禄氏，家族显赫；来自满洲镶黄旗，根正苗红。他的父亲是我朝五大开国元勋之一额亦都，他的母亲是和硕公主，家庭地位没的说。由于都是名门之后，所以我与遏必隆关系很好，在事业上他经常帮助我。然而，他缺乏乃父的为政之风，个人才干有限，难以独当一面，逐渐成为我的追随者。

由于他们各有缺陷，所以我在辅臣中的作用就日益凸现。我决心抓住这样的机会，让自己成为四辅臣中的真正核心。而顺治皇帝留给我们和康熙小皇帝的烂摊子，就是我大展身手的好舞台。

这时，远在云贵厦门，抗清势力一直是大清的心腹之患；近在江南水乡，明朝遗民继续对我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大到官场的腐败，府库的匮乏，小到制度的漏洞，不满的滋生，这一切，都是顺治朝留给现今的烂摊子。

在我的直接策划下，一系列改革开始大刀阔斧地展开。

首先，结束顺治的汉化改革，整肃吏治。

先帝执行了仿照明制的汉化改革，其用意就是用汉族制度来巩固我朝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的直接统治。然而，我认为先帝的汉化改革却过于彻底，忽视了满族自身的民族精神，所以现在有必要加以纠正，以避免几百年前入主中原的女真、蒙古被完全汉化的一幕在这里重演。为了顾全先帝的面子，也为了保证我的执政思路能够得到令人信服的有效贯彻，我和其他三位辅臣以先帝遗诏的方式，对顺治年间的汉化改革做了检讨，用先帝的口吻否定了此前十几年汉化改革的成果。明亡的教训还历历在目，我不希望我朝因为学习了明朝的旧制，而重蹈明朝亡国的覆辙。所以，我必须改弦更张，恢复旧制。

明末朝政废弛的突出体现在于吏治腐败，于是，我首先从吏治入手。康熙即位之初，我就以小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要求严惩“徇情贪贿”者。从康熙四年（1665年）开始，我主持开展了为期三年的严查地方劣政的专项整治活动，康熙六年（1667年）全年，我就先后下令将贪酷、不谨、罢软、年老、有疾、才力不及、浮躁等官共五百多人革职，还裁撤了各省大小衙门官吏近四千名。

在用重典震慑了那些贪官和昏官之后，我又搬出多尔衮曾经制订的“四格六法”（四格是从操守、政绩、才能、年龄四个方面对官员作出评价，六法是从“不谨、罢软无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六个方面处理不称职的官员），作为考核官员的基本准则。

康熙上台伊始，我就下令废除先帝恢复的一项重要的明朝制度——内官十三衙门体制。此举让我心情平静了许多，因为我相信，这一举动，可以从根本上断绝宦官干政的可能性，从而确保我朝不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魏忠贤那样祸国殃民的人物。

其次，在照顾满族利益的基础上发展经济。

我深知，经过多年战乱，天府之国四川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而京畿地区由于满洲贵族的大量圈地，造成大批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资源。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平衡是人为的，但我作为满洲贵族的利益代言人，当然不可能让贝勒爷们吐出已经到嘴的肉，剩下的选择只能是让百姓另寻出路，而四川则是最好的去处。于是，我下令“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官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能招民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动员官员的积极性来招徕移民，充实四川。

三、四臣并行到独尊(2)

康熙八年（1669年），在经过朝臣的多次争论后，我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选择——实施“更名田”政策。明末大乱，很多王公贵族死于非命，他们的土地仍然由其佃户耕种。而为了保护这些辛勤耕耘的佃户的利益，我做出了决策，“命查故明废藩田房……给与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将无人承种余田，招民开垦”，从而承认他们对那些贵族土地的实际接管。我想，这绝对是一个既不损害满洲贵族利益，又对贫苦百姓大有裨益的好政策。然而，在我做出这项谨慎选择的两个月后，我就锒铛入狱，结束了辅政生涯。我很遗憾，没有看到百姓感恩和获利的大好局面。

与此相配合的是，随着永历政权的垮台和郑成功移居台湾，我对南明残余势力的军事打击也逐渐减少，这不啻是促进经济恢复的利好消息。

我的执政思路是“率循祖制，咸复旧章”，为了实现这样的思路，我必须坚持“首崇满洲”“重满轻汉”的政策，因为我是满洲贵族的代表。在中央部院，满族官员在数量和权力上都占据绝对优势；地方各省的督抚大员，几乎都被我们满人垄断。

然而，我要统治几千万汉人，不笼络汉人，就不足以控制全国的政局，所以，我必须对汉人给予一定的让步，给他们起码表面上的平等。比如说中央六部尚书、侍郎的设置，满汉数量均等；地方府县一级官员，几乎都清一色由汉人担任。

政权建设和经济恢复取得成就，我对眼前的功劳簿得意洋洋。然而，在我的事业中，还有两个大难题，一是如何改变四辅臣并立的局面，二是如何控制年幼的小皇帝。

四辅臣中，索尼老奸巨猾，但年事已高，事事中立，不足为虑；遏必隆事事皆听我调遣，成了我的左膀右臂，我很放心；只有苏克萨哈，仗着自己身处正白旗的尊贵地位，处处与我作对，成了我的眼中钉，肉中刺。为了扫清我权力之路上的障碍，必须首先干掉苏克萨哈！

土地是满洲贵族最关心的经济资源。我朝入关以后，贵族们就开始圈地。顺治初年，多尔衮凭借摄政的便利，将冀东肥沃之地圈给了自己所在的正白旗，而于保定、河间、涿州等处别拨土地给镶黄旗。这让两黄旗的大臣十分不满。康熙五年（1666年），我提出圈地应按八旗排列顺序，冀东的土地按顺序应归黄旗所有，要求和正白旗换地。如果土地不足，“别圈民地补之”。身处正白旗的苏克萨哈坚决反对换地，而身处两黄旗的索尼和遏必隆则坚决支持我。在四个辅臣里，我用这件事孤立了苏克萨哈和他所在的正白旗。

就在这时，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突然跳出来，皆反对换地。正在冲苏克萨哈生气的我，马上以“藐视上命”、“纷更妄奏”的罪名，俱论死罪。小皇帝把四个辅政大臣召来讨论，索尼和遏必隆都附和我的意见，苏克萨哈见势不妙，转而沉默不语。皇上居然公然不允我的奏陈，只是批准刑部拟定的处罚，将三人各鞭一百，没收家产了事。眼看着削弱苏克萨哈及其正白旗的计划要泡汤，愤怒的我矫旨将三人处死，然后强行换地。这件事，让我十分得计，我心中清楚，苏克萨哈已经无力反抗我了。

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索尼病逝。同属黄旗的身份，使他生前不可能与我为敌，但就在临死前，他竟上书请十四岁的小皇帝循顺治先例，宣布亲政。我无奈地认可了小皇帝亲政的现实，但仍旧担任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