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经风

我为什么要办性商店

最难的是租房子

人民医院把房子租给我了

缅怀总理周恩来

招人开店

性商店有自身规律

坐冷板凳

小报道引来大媒体

中央电视台及时跟进

小店被挤爆

和吴阶平副委员长见面

我们都晕了

第一次感到江湖的险恶

大分裂

大乱之后的大治

发狂的老板(1)

发狂的老板(2)

高潮迫降

蹿天猴变成了乌龟

出现了第一个竞争者

为别人造假买单

冰城碰见我自己

出了人命

“自杀”未遂

中秋广告

性商店开进了西单赛特

我要上市(1)

我要上市(2)

四面漏雨

甘心做小

守住贞操

我想做成百年老店(1)

我想做成百年老店(2)

我为什么要办性商店

“你为什么要办性商店？是什么念头促使你办性商店的？”这是记者采访时问得最多的问题。面对闪光灯和一支支话筒，面对各种各样扑面而来的问题，我总感到有些紧张，总觉得思维不那么流畅。可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又觉得有许多话要说，总想把心里的大门敞开去和自己聊天。

记得是在1991年春，有一次去红楼电影院看电影，好像是一部法国片，看女主人公坐在一家咖啡馆里喝咖啡，透过明亮的大玻璃窗看到对面街道上有一家商店用英文写着“sex shop”（性商店）的字样，这让我灵感突现，既然可以办减肥专卖店、左撇子专卖店，我们也可以办一家性用品专卖店。于是我萌发了办性商店的念头。

这个想法让我很是兴奋，和前几次创意不同的是这次兴奋的时间特别长，以至于一两个月后我想到这个创意都会很激动。于是我决定鼓起勇气去试一试。

当我把性商店的想法和公司的员工商量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疯了。一是避孕套当时主要由国家下发，不可能像商品一样到商店里出售。二是除了避孕套外，国内是否有足够种类的性商品能够支撑起一个专卖店。三是国内从没有人开过性商店，说明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这些分析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还是不能把我心中那种涌动的感觉冲刷掉，甚至反对声越强烈，越让我想去做这件事。我几乎没有犹豫就顺着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去做了，没有什么周密的市场分析和论证，甚至找不到一条能够说服自己这样去做的理由。后来我才体会到，越是重大的决定越是靠拍脑门，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决策的最高境界其实什么都没有，只有感觉，挺简单的。

的确，我在办性商店之前也折腾过不少事儿。办过减肥用品专卖店，左撇子用品专卖店，还有“人间指南服务中心”——就是后来冯小刚电影《甲方乙方》中的“三替公司”，帮别人看病、替人家介绍对象的事我都做过，只是没有替别人见对象，没替别人挨骂出气。这样的项目在电影里演一演逗大家一乐还挺有意思，实际中却很难操作，更别提赚钱了。后来还做过婚庆公司、跳蚤市场、个人雕像公司。这些项目现在都已经成了行业，可惜我一个也没做起来。不是在母腹中流产，就是半路夭折。当时公司的情况很不好，最糟糕的时候连每个月200元的基本工资都发不出来了，靠跟父母借钱给员工发工资。女儿想学钢琴，跟我央求了好久，就是没钱给她买，看着她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好一段时间不敢直视她那双眼睛。今天我特想说句悄悄话。为什么要办性商店？穷啊！穷则思变，往往能产生出连自己都吃惊的勇气来。

有人说成功是靠才气、勇气、运气，而在这“三气”中，才气不如勇气，勇气不如运气。也有人说赚快钱的道路千条万条，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三条大道：一是投资婚姻成功傍上了大款；二是中了六合彩一夜暴富；三是好念头碰上了好运气。

我觉得自己属于第三种，有一大堆想法，然而却屡战屡败，偶然胆大又碰上了机会，被天上掉下的大馅饼砸着了，却经文人墨客一渲染、专家学者一论述，就变成了连自己都不认识的英雄，于是端起小架子做蠢事，开始一往无前地走向失败，而且自我感觉良好。

最难的是租房子

凡是创办过公司的朋友都体会过当老板的艰辛。项目的选择、资金的运作、人员的管理、市场的千变万化，真都能让一个年轻人折腾得白了头发。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北京这样一个千年古都办一家性商店，不仅要承担办企业的全部风险，还要使出吃奶的劲儿，去应对人们在性观念上表现出的愚昧和特殊的偏激。别的不说，仅是租门市房这件事，就差点儿把我跑到脚后跟朝了前。

北京的门市房是极不易租到的，市区中心繁华地带的门市房更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偶尔有一间能出租，却又不肯把房子租给我这样一个“神经病”胡来。那时，“性用品”的概念，对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比什么是“女人”还要陌生。许多朋友虽然到过国外，即使心里想得抓耳挠腮，也不敢去性商店看上一眼。偶有壮着胆子红着脸进去走一遭的，也是心怦怦跳到嗓子眼儿。回国之后又添油加醋地一通吹牛，更增加了人们对性用品的神秘感。

说到找房子，这里有一段和北京人民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难解难忘的情缘。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人民医院的夏亚钦大夫——一位热情、活泼而又直率的中年女性，我向她谈起这个设想，她兴奋不已。“我去找我们的院长，也许他会支持你。”她兴冲冲地对我说。

几天后一个炎热的下午，在夏大夫的引荐下，我在白塔寺的人民医院分院见到了分院院长王长举教授。他个子不高，大约四十多岁，眼镜后面的目光既有医生的冷漠又有学者的坦率和真诚。短短的交谈中，我发现这是一位透明得像水晶一样的人。他仔细听了我的设想，自始至终只是点头，几乎没有插话。但从他柔和的目光中，我感到他的内心赞同我的设想。看来这件事有门儿了。

“我同意把医院的门市房租给你办性商店，但这么大的事要向总院的杜院长请示一下。”王院长说完后就径直走向病房。

第一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几天后王院长告诉我，人民医院的杜如昱院长想亲自和我谈一次。我知道决定命运的时候到了。和王院长相反，杜院长的个子很高，敏锐而且十分健谈。不知是他在国外呆得太久，还是有意要考考我的英语水平，谈话中他很多地方都用的是英语。幸亏我的英语还凑合，再加上这些年也没有丢掉，穷对付了一阵凑合混了过去。

他听得十分认真，一支接一支地抽着希尔顿牌香烟。不知道是这一年找房子吃了太多闭门羹，还是我终于碰到了有可能理解和支持我的人，我感到这次谈话自己绝对是超水平发挥。一年多来的艰辛、委屈和难堪，化做煽动性极强的语言，瀑布般地倾泻出来。我几乎忘了这是在向领导汇报，如同远行的孩子回家见到父母一般。好一阵子屋里鸦雀无声，只有我那连珠炮般的声音，在静静的屋子里回荡。我发现杜院长有一阵呼吸非常急促，夹着香烟的手也在微微发抖，我隐约感到这件事情十拿九稳了。

“今天谈得很好，因为这件事情太大了，我需要和其他几位院领导商量一下。”虽然是官话，但其中不乏诚恳之意。

是的，在这样一个中央级的大医院里，在现行体制下，不可能是立即就有明确答案。对这一点我自然十分理解。

人民医院把房子租给我了

十天过去了，我掰着手指数着过去的每一天，漫长而又难挨！我朝思暮盼的福音却迟迟没有到来。也许又是空欢喜一场吧，这一年多来，我已经不知道空欢喜了多少次。

两周过去了，当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准备继续踏上漫长而艰难的找房之路时，我忽然接到了王院长的电话。听筒里传来王院长那沙哑的声音：“文经理，我们经过几次研究，决定支持你办性商店，今天下午两点到我办公室签合同，拿门市房的钥匙。”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成了！确实是成了！

我高兴得扔下听筒就往外跑，兴奋之中不知道自己喊了些什么。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像是个从安定医院跑出来的精神病人，不然，为什么马路上许多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等我从兴奋中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站在复兴门立交桥上。我是怎么跑到这儿来的？走的是人行道还是机动车道？已经全然不知。当一个人的梦想将要变成现实时，那种如梦如醉的感觉，我平生还是第一次体会到。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现象叫“大卫综合症”，属于小说《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一类。下午，我到医院拿到了钥匙，那是一把挂着红穗穗的钥匙。我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把钥匙竟成为打开中国性商店之门的钥匙，就像电影《阿里巴巴》主人公那句耳熟能详的经典台词“芝麻开门”一样。

王院长无声地笑了，杜院长的笑声则像一座洪钟嗡嗡作响，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们这样高兴地笑。不知怎地，我的伶牙俐齿这会儿完全失去了功效，只是拿着钥匙一个劲儿地在手里搓来搓去，傻乎乎地站在那里，连声谢谢也忘了说。等他们送我出来时，才觉得有好多好多话要说，我深深地向他们鞠了一躬，骑上我那辆破自行车，匆匆汇入初冬黄昏的滚滚车流中了。

记得那天是1992年11月29日，恰好是我三十五岁的生日。

可惜后来王院长因患癌症英年早逝，年仅五十五岁。那正是一个医生在事业上处于顶峰的上好年华。他病危前说话已经很困难了，还使劲攥着我的手一字一句地问道：“店里业务好吗？”那一刻我们俩都流泪了，谁心里都清楚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论“亚当夏娃”了。

杜院长许多年后由于年事已高，退居二线，担任了现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名誉院长。从他四十七岁开始担任院长到退休共十五年，是人民医院执政时间最长的“老板”，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医生和学者。导演性商店这样另类且叛逆的作品，其胆量和勇气在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当中是不多见的。更让人敬佩的是，杜院长在六十多岁退居二线后选择了离婚，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和自己相爱多年的恋人结合，他们之间那种恩恩爱爱的恋情，在业内一直被传为佳话。老爷子告诉我，男人如同氢气，女人就像氧气，氢和氧都属于易燃易爆气体，只能在又厚又重的大铁瓶里闷着才不会爆炸，但氢和氧的结合生成了水，变成了最稳定的状态，能养育人类，所以在我们人生中要花很大力气找到能和自己结合的氢原子或氧原子。这话说得颇有哲理。

缅怀总理周恩来

我们把开业的日子定在1993年1月8日，那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十七周年的纪念日。我永远也忘不了十七年前的这一天，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如潮的花圈，无数人寒风中长流的泪水。

从那以后，每年的1月8日， 我都要到天安们广场，一个人默默地站在纪念碑前，去和这故去的亡灵长谈。1993年，又恰逢周总理“对青少年要进行性教育”的指示发表三十周年。北京性学界的专家们纷纷举行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有些当年曾亲耳聆听过总理做这段指示的专家教授，回想起这段经历仍然是激动万分。

事隔三十年了，我们在性方面还是那样愚昧，那样缩手缩脚。我们选择这样一个时间开办中国第一家性商店，其含义是十分深刻的。它既是对未来的呼唤，也是完成先辈的遗愿。

1993年1月8日那一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那是一场好大的雪啊！晚上，我一个人来到天安门广场，站在纪念碑前，偌大的广场只有我一个人。人民英雄纪念碑耸立在雪夜之中，“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几个大字在夜空中，在探照灯的照射下显得那样绚丽夺目。

我低头看着雪地里自己留下的脚印，它还没有被雪覆盖，两行弯弯的脚印并不笔直，甚至还有几分凌乱。广场上静极了，我甚至能听见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再一次抬起头仰望夜空，任冰冷的雪片落在我的脸颊上。若干年后，人们将如何评价这一行脚印呢？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时候，我和总理的心贴得是那样的近，那是怎样一种伟大的人格！在雪夜之中，我觉得他从圣坛上走下来，笑容是那样的慈祥。

用今天的眼光看，真够小资的！纯属自作多情。可那个时代的人大多都这样。2006年1月8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