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日，总理的生前好友、亲属举办了小范围的悼念活动，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当天的《北京晚报》登了一条消息，可这只是今天四十五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才能记起和明白的事情了。外面的事情有了眉目，家里的事情却让我这个从没开过店的新手吃不消了。常言说开门之前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不能少。开性商店不仅一样都不能少，还要多一点勇气，少一点假正经。

那个年代比今天要保守封闭得多，我在别人眼里还算得上是一个有点勇气的开拓者。可我悄悄告诉你，当我第一次看到那些“刀枪剑戟”时，心也跳得咚咚响。我的妈呀！这样的东西放在家里还像藏着存折似的惦记着，堂而皇之摆到大街上去卖能行吗？

可当时我心中涌动的那种激情让我欲罢不能，直觉告诉我，这件事情也许能成。我一直很相信自己的直觉，那种冥冥中难以说出的直感，往往成为我下决心的最后依据。每当工作进展顺利时，我的信心就增加几分，可困难像冰雹一样砸过来的时候，又会把我的信心打入谷底。我就是在这种自信和犹豫的十字街头彷徨着。

招人开店

招人在当时是一个大难题，任你把工资提得多高就是没人来。不是当时工作好找，而是这种工作太特殊，即使本人愿意，家中的父母，身边的恋人……这一堵堵身边的高墙也跨不过去。

最先到来的，是几个中医学院的应届毕业生。清一色的“和尚头”，家在外地，父母再保守，也管不了千里之外孩子的事情。这些学生带着一股挡不住的热情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们那种青春的活力真是热得烫手，让我感到在那一刻，我和他们一样年轻，的确，当时我也没比他们大几岁。

第一个来到我们店的女导购不是什么美丽的姑娘，而是一个医院的妇科大夫。她也是第一个来我们店里工作的单身女性。后来她告诉我，当电视报道中出现她的镜头后，街坊四邻、亲戚朋友都知道她在亚当夏娃工作，于是有的问这问那，有的指指点点，她身边可是热闹了好一阵，真像半个电影明星。她的未婚夫脸上挂不住了，不同意她做这工作，她却执意不肯，为这事两人吵了好几次，差点分了手。后来还是男友想通了，做出了重大让步，才使爱情得以延续。

现在回想起来，第一批到我们单位的那些员工真不是为了那微薄的薪水，那时我和员工都充满着英雄主义的色彩。我们都把工作当成事业，都把理想、抱负、文化放到商业中来，有着很强的主人公责任感。

人有了，可店面设计又让我们费了一番心思。当时谁也没有出过国，更没见过人家的性商店门朝哪边开。那时的条件哪能比得上今天，上网一搜，从避孕套到孙悟空的金箍棒图文并茂，天上地下应有尽有。我们当时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借鉴，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外国电影背景上sexshop的镜头，可那除了给我产生办性商店的灵感，不能给我提供任何信息，只好闭门造车了。

先是室内设计让人不知怎么做，当时国内的百货店都是清一色的柜台销售。性商店用这样的布局肯定不行，先别说售货员态度如何，两个陌生人一见面就让女同胞拿“假阴茎”看看，怎么都觉得别扭。请了几个搞设计的大学生，折腾了好一阵子，也拿不出一个像样的方案来，倒是隔壁修车的史大爷愣愣地甩了一句：“买东西怎么方便怎么来呗。”这句大实话让我茅塞顿开，索性甩开传统的商业布局，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顾客，从鼓足勇气走进店门开始，一直到心满意足地买完东西离开为止，所有细节都考虑到。这样一来思路反而清楚了。

进性商店，特别是第一次到这样的店里来买东西，顾客进门时多少都会带着一些紧张和羞涩的心理，对许多东西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都会觉得新鲜和好奇，再加上他们羞于启齿的心理，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站在柜台前独自仔细去看。等心静下来看得有几分眉目，就会有问题出来，这时他们才希望和导购大夫交流。于是我们的布局设计首先去掉把售货员和顾客隔开的柜台，直接设计成落地式的玻璃展柜，宽敞明亮，里边摆上产品和说明书，尽可能地给顾客留足无师自通的时间，软过渡一下。

多年后当我走了许多国家，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当年虽闭门造车却是“以人为本”凭空想出来的店内设计、导购方式和国外的性商店如出一辙。

性商店有自身规律

店开久了，开多了，发现办性商店和开别的店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有自己的特殊规律。香港、日本性商店面积都很小，经常是四五节柜台便是一家店，在高楼林立的大街上显得是那样的不起眼，好像迈上一步就能跨过去，可生意却也红火。探其原因众说纷纭，也没看到哪位经济学家给这种现象做个权威的解释，倒是常光顾我们店的顾客观点有点新意——“谁接吻拥抱会到足球场中间去，空荡荡的四处没着落。不是钻小树林，就是靠着路灯照不着的犄角旮旯。”

经济学解释不清的问题，性心理学却解释清楚了。我觉得开店和人生一样，冥冥中总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掌控着，生意红火与冷清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和自己的主观努力往往不成正比。我们曾经在西城区西四路口开过一家店，旁边紧挨着有名的新华书店，离红绿灯路口只有十几米，门前车水马龙，谁看了都说地点好。我二话不说就和房东签了合同，连价都没敢还。谁知请来一个“风水大师”一看，却连连摇头，说路对面的广告牌写着“中国死海欢迎您”。这是一块旅游公司宣传去山西运城盐湖旅游的广告，说那里为中国第一盐湖，可以和约旦的死海相媲美，死海两个字正对着我们的大门，属大不吉利。

我开始不信，这么好的地点能赔钱？于是就敲锣打鼓地干了起来。开业没多久就遇上门前修路，行人要绕道走，每天机器声震天响，暴土扬尘，柜台上总是落着一层灰。好不容易盼着路修好了，过往行人熙熙攘攘，以为生意会好起来。谁想到和修路时一样冷清，经常一天进不了几个顾客，营业额一天只有几十块钱，有时还要吃光蛋。

可倒霉的事情还在后头呢。有一天早晨，我突然接到电话，说商店昨儿晚上被砸了，员工已经报了警。我连牙都没顾上刷就急急忙忙往外跑。到了现场一看，只见警灯闪烁，外面围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店里被翻得乱七八糟，避孕套、振荡器扔得满地都是，玻璃门被砸成几块散落在地上。我强装镇静，一面配合警察了解情况，一面打电话找人修理，等一切恢复正常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

看着重又五光十色的商店，我觉得心里沉甸甸的。透过新装好的玻璃门，我的目光无意间落到对面广告牌的“死海”两个硕大的字上，让我不禁打了一个冷颤，难道像风水先生说的，这个店再开下去真是一片“死海”？

在观望和犹豫中又过了两个月，生意还是没有起色。正当这不上不下进退两难的时候，来了两个拆迁办的人，告诉我们这里要拆迁建地铁站，并一再声明这是国家重点工程，要求两周内搬走，补偿金可以比其他房地产拆迁高一些。我一听他报的数字，高兴得差点从椅子上蹿起来：这不仅意味着我们的前期投资能全部回收，还能赚上一大笔。我压抑着内心的兴奋，装模作样地又向上抬了抬价，便迫不及待在合同书上签了字。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了风水先生卜卦的全部含义，原来“死海”竟然是这么个死法。大师到底是大师，算得够绝！

坐冷板凳

自从1993年1月8日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之后，我们的商店正式开业了。我如同一个交了考卷的学生在等待成绩发榜一样，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可整整两周过去了，竟没有一个顾客进来。在那颇为僻静的街道上，偶然过往的行人甚至都不朝我们这家商店看一眼。尽管已是初春，大雪过后还是很冷，我却把店门大敞开，可除了一个路人进来问哪儿有厕所，就只进来过一个要饭的。

我由希望变成失望，最后几乎绝望了。这折腾了好几年才刚刚开始做的“事业”，难道就这样夭折了？是我太超前还是地点太僻静了？是人们的观念太保守还是我这种构思太异想天开？我望着橱窗里为数不多的商品和街道上三三两两的行人发呆。

常言说得好，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等到第十六天，终于有人进来了。那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看样子好像是无目的地随便逛逛。他一边轻松地吹着口哨，一边打量着货架上的商品。当他终于看清楚这是怎样一家商店的时候，口哨声戛然而止，圆圆的口形半张着，冻得红红的脸上沁出细小的汗珠。那尴尬表情很是滑稽，事隔多年后我仍记得他那样子。我当时真怕他一转身走出店去，可他并没有走，而是在不断地看着。随着时间的不断延长，他那腼腆和略带几分害臊的表情也变得越来越严肃甚至有些庄重。最后他深深地点了点头，大大方方地从口袋掏出钱买了一盒避孕套，一句话没说便转身走出门去，很快消失在华灯初上的街头。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心里一阵发热，真想追上去请他留个姓名做个纪念。可惜他走得太快，留给我的只是一个穿着军大衣的背影。

终于开张了，这是商店的第一笔生意，一共是9元6角钱。我高兴极了，赶忙跑到隔壁包子铺买回一屉包子和大家庆贺一番，花了10块钱。

自从这家门可罗雀的“油盐店”第一次开张之后，几天又是没人光顾，我心里刚刚燃起那一点希望的火花又快要熄灭了。好心的朋友建议我到电视上打广告宣传一下，可我连开店的钱都是找别人借的，欠一屁股债的人哪敢想上电视打广告的美事。我只好缩在棉大衣里，抱着一本大黄页电话薄，给各个报社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办了一家性商店，希望他们报道一下。可得到的都是模棱两可的回答，只有《北京青年报》的记者答应来看看。

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灿灿的太阳把我冰冷的小屋照得暖暖的，我见到了那位记者，是个大学没毕业在报社实习的小姑娘。她听我介绍情况，面色红一阵白一阵，羞怯之情一直挂在她稚嫩的脸上，这样年轻的小女孩怎能写出好文章呢。但既然人家来了，我们也要当贵宾来接待。我领她在店里转过之后，便开始回答她提出的问题，她一边听一边认真地在采访本上做着记录，那股子认真劲倒是很打动人。我也慢慢进入角色，把办性商店的理念定位和设想一一倒了出来。

几天后我在《北京青年报》的夹缝里看到了一则小消息：“中国第一家性商店开业，这家商店坐落在人民医院门前，总经理文经风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短短的二十多个字在大块的文章和广告之间显得那么不起眼，而且字里行间没有一句赞扬之词。

小报道引来大媒体

当时不仅是我，就是那位记者姑娘也决想不到，《北京青年报》这样一块火柴盒大小的报道，竟引来了几乎全世界媒体的关注，一场近乎是全球范围内的新闻轰动骤然而起。第二天一大早，来了几个扛着摄像机的法新社记者到店里。我觉得有点意外，他们怎么会这么快呢？从他们那略带洋味的中国话中我知道，他们是看了昨天的那条小消息才一大早赶来的。效率够高！

外国记者来采访了，小店自然不敢怠慢，我赶忙到后边脱掉棉袄换上了一身西服，一阵寒风袭来，好冷，但为了让自己的形象光辉一点，也只好要风度不要温度了。这次采访和上次《北京青年报》的采访不同，他们问得少拍得多，对店的外景、店内的布置、店外的行人都一一拍到，还要求把柜里产品一一拿出来拍摄。产品摆了一大堆，摄像师一不留神，把一只玻璃瓶碰到了地上，“嘭”的一声把大伙吓了一跳，润滑剂撒了一地。那支润滑剂进价都要80多元，让我好心疼。

摄像灯把屋里照得通明透亮，有点拍电影大片的味道。屋外站了很多人，透过玻璃门看热闹，可就是没有人进来买东西。转念一想我先笑了，平常灯光柔和时都没人敢进来，又有谁会在摄像灯和摄像机面前买避孕套、壮阳丹呢？看来今天又开不了张了，不仅要赔房租、赔工资、赔电费，还外加一瓶价格不菲的润滑剂。 送走了老外，大家余兴未消，可谁都不知道他们拍的这些东西在哪播出，国内媒体是没指望了，法国话谁也听不懂，在国外播那更是远水不解近渴，看来这大半天的折腾就是赚了一个热闹。真应了那句老话：“赔本赚吆喝。”

第二天，西班牙最大的国家通讯社——埃菲社的一位女记者来店里要求采访，说是从昨天法新社发的消息中知道我们店。从她那里我打听到，原来新闻有“上天入地”之分：国家级的通讯社，一般都代表国家和政府用无线电发布消息，是消息的源头，普通老百姓是看不到的；其他媒体大都是从他们那里得到消息后，经过加工再二次播出，他们称为落地，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