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看的报纸和电视都是落地后的消息。我似懂非懂，心想可能和我们买东西都去零售店而见不到总批发商的道理差不多。可上天的消息看不到摸不着，还是没人到我们店里买东西。我问他们社是上天还是落地的，她用流利的北京话回答说是上天的。我心里暗自叫苦，又来了一个上天的。 我真盼望着这些在天上飘着的消息快点落地，好让我们早点顾客盈门，小店已经连续一个多月亏损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短视。

这位美丽的西班牙女郎采访后的第二天，国内著名报纸《参考消息》刊登出一则消息，标题是《北京出现首家性卫生专卖店》，而且写明是据埃菲社报道。可惜我平时不看《参考消息》，是我父亲来电话告诉我的，他和那个年代许多关心时事的知识分子一样，把《参考消息》作为了解外面世界的惟一合法窗口。

记得那天有好几个人拿着《参考消息》到我们店里来，想看看中国第一家性商店是个什么样子。其中几个人都买了东西。那天我们第一次盈利，让我想起电影《南征北战》中战士小胖的一句话，“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问题还得靠咱们步兵”。

中央电视台及时跟进

第四天是中央电视台来采访，和大鼻子的外国记者泡了几天，看到央视的同志们，我像一个在海外漂泊许久的孤儿，一下子回到祖国怀抱里备感亲切。那次采访拍摄的时间特别长，足足有四五个小时，可我和大家都很兴奋，全力配合拍摄。也正是这条代表政府喉舌的新闻报道在国内媒体上第一次用了“中国第一家性商店”这个词，以后一直被各大媒体沿用。节目将在第二天晚上播出。 这一天我提前关了店门回家，准备好录像带，想把这精彩瞬间录下来。晚饭后全家早早地围坐在电视机前，等着看这条消息。凑巧的是，在这条新闻播出的前面，报道的是中国最后一名太监去世的消息，后面紧接着是关于我们性商店的报道。两条新闻在同一时间前后播出，又都是和人的生殖器有关，一个是为了别人把自己的生殖器割掉，一个是为了自己和别人再造一个生殖器，这种巧合真是太有戏剧性了。

这条新闻在国内引起的强烈反响，让我看到中央电视台的力量如此强大。第二天店里的气氛就完全变了样。不仅是数家国内媒体不期而至，顾客也是络绎不绝，小店顿时挤得满满的，我终于看到开业之前的那种期盼，但这只是开了个头，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火爆的场面把我们烧得几乎晕过去。 谁也没有想到，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台风般的媒体“风暴”，竟然是这样猛烈。可能是国人在“性”这个永恒的主题上压抑得太久，也许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大家觉得从这里折射了一点点中国将更加开放的七色光，这家性商店引起的轩然大波如同一座沉睡了很久突然迸发的火山。以“中国第一家性商店开业”“中国的一场性革命”为标题的消息，短短几周内刊登在海内外近百家报纸的头版头条。国内外几乎所有著名的通讯社、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都给予了详尽的报道。

最牛的应该算是cnn美国有线电视台的记者。他们靠20世纪90年代第一次海湾战争现场报道，成了世界强势媒体中的“大哥大”，那些价值连城的摄像头不知在全世界多少总统、名流面前晃来晃去。这些“爷”们到我们店里来采访时，不仅眼花缭乱的摄像器材让你感觉他们高人一等，最邪乎的是为了拍摄商店的全景，他们把摄像机架到了马路中间，为了安全起见竟然把采访车横过来挡住摄像机，只留下一条很窄的通道让边的车通过。我说，这样会影响公共交通。他们那位负责人似乎对这样的特权做法习以为常，只是傲慢地用中文说了一句“没有关系的”。够牛！眼见街道两边的车越堵越多，一位交通民警开着一辆摩托车飞快地赶了过来。我估计他可能认为出了交通事故，等他问明情况后，不但没有让这辆横着的车开走，把摩托车往旁边一放，就地疏导起交通来。这次我算亲眼看到了世界大牌媒体的派头。难怪人们称记者为“无冕之王”，即使是名人大腕儿也要让他们三分，是英雄还是草包，全看他们那两片薄薄的嘴唇怎么碰了。在那些日子里，我每天从早到晚都被话筒、摄像机、照相机包围着“蒸桑那”，经常是连续十几个小时在闪光灯和摄像机面前度过。晚上回家躺在床上，眼前还经常出现闪光灯耀眼的幻影。

小店被挤爆

那时的老百姓，对报纸、电视报道的信任程度，就像当年对毛主席他老人家发表的最高指示那样深信不疑。暴风雨般铺天盖地的报道在当时也真是少见。新闻的轰动效果带来的人流潮水般涌向这个不足百米的小商店，像春运高峰时的火车站。展柜的玻璃窗和门都被挤碎好几块，马路上过往的车辆不知发生什么事情，都减缓车速想看个究竟，结果时常造成交通拥堵。

眼看商店里已无法正常营业，无奈中只好雇保安站在门口守着，一位顾客走出门之后，另外一位才能进门。多日来，屋里的四个墙角一直被内外记者们的摄像机占据着，他们站在高高的架子上，用摄像机俯拍这些拥挤的人群。收银台、取货口、会客室都排起了长队，有几次顾客因为排队加塞还打起架来。这种几乎完全失控的场面，我现在想起来脖子后头还冒凉风。那时，我和我的同事们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才能勉强把工作做完，经常是一天吃不上一顿完整的安静饭，累得回到家连脚都不洗倒头就睡着了。每天早上实在不想睁开眼，去面对几乎又是疯狂的一天 。

我们是早上9点钟开门营业，可每当我8：30到店里时，门外早就站满了人。有两位从河北沧州赶来的顾客，凌晨4点钟从火车站下车，按报纸上的地址找到了我们店门口，因路不熟找不到住处，索性就在门口等我们开门。后来这种情况还发生过很多次，真让我感动。我赶忙和附近一家旅馆打好招呼，把这些半夜下车的客人介绍到他们那里，价格优惠能打六折。 那段时间，我们店周围的几家餐厅和旅馆也跟着火了起来。我们隔壁是一家包子铺，以前一天卖不了几屉包子，那段时间门前却是人头攒动，小老板新雇了几个伙计仍忙得不可开交，有时还要接受记者采访，让他谈谈对我们店的看法，那张带着两团红肉肉的娃娃脸偶尔也会出现在电视的屏幕上。

看着这火爆的场面，看着电视、报纸上到处都是自己的光辉形象，看着朋友们向我投来的羡慕的目光和竖起来的大拇指，几分得意之余我更多的是忐忑不安，甚至是心惊肉跳。我像一个自认为是勇敢无畏的小男孩，在众目睽睽之下高举着火把投向一座装满炮弹的火药库，等惊天动地的爆炸声猛然响起，一座大厦顷刻之间被炸上了天之后，才知道这不是大年三十放“二踢脚”，吓得真想掉头就跑。可一想这么多人都在看着我，男子汉大丈夫紧要关头总不能抱头鼠窜，那也太丢人了，于是只能强作镇定，率领着大伙朝火海冲去，而腿肚子怎么哆嗦只有自己知道。 人常说“寡妇门前是非多”，性商店门前的是非绝不比寡妇门前的少。虽然新闻舆论报道大多持赞成的态度，但暗藏的潜流和国人在性问题上特有的偏激，都给“亚当夏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白天在马路对面总是有事没事地站着一群人，像看怪物一样在那里对着我们店里指指点点，既不走近也不离开，多时甚至能聚上百人。过往行人和骑车的人们都忍不住停下来观望一阵。我凑上去听过，除了好奇就是品头论足，很像是院里漂亮的二寡妇家门口多了一双男人的拖鞋而引起邻居们叽叽喳喳的议论，无头无绪，无止无休。

和吴阶平副委员长见面

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我有些忐忑不安地来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教授的办公室。与其说这是一位副委员长的办公室，不如说是一位学者的书房更为合适。一张硕大的老式写字台，一排排装满书籍的书柜和一对沙发，在显要位置上端端正正地挂着周恩来总理的照片。吴老接见了我，认真地看了我带来的各种刊登着关于“中国第一家性商店”报道的报纸，接着打开录像机，把国内外电视的报道的录像带仔细看了一遍，然后开始听我汇报。我当时紧张极了，说话结结巴巴，颠三倒四的，绝对没有往日的流畅，精彩就更谈不上了。我尽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可嘴和舌头就是不听使唤。我生怕错过这次宝贵的见面机会，索性直截了当地说：“吴老，我从没有见过您这样级别的首长，我现在很紧张。”

吴老笑了，拍拍我的手说：“别紧张，别着急，慢慢说。”我赶忙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努力把紧张情绪从心里赶走，尽量放慢语速开始向吴老汇报“亚当夏娃”在这场冲击波中面临的状况。我当时真像一个闯江湖吃了苦头回到父母身边的孩子，把在外边经历的事情一股脑全倒了出来。他听得极为认真，一直没有打断我的汇报，慈祥的目光让我感到了一种首肯和鼓励。

听完我的汇报后，吴老并没有直接回答这场由“中国第一家性商店” 引起的风波和争议，而是向我讲起了手淫、阳痿、同性恋问题。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一个年过七旬、走路已有些迟缓的老人，心态却是非常年轻，对于性问题所持的观点是那样超前，真像是一束亮光穿透黑暗的夜空，在性王国神秘的禁区中闪烁着，让我听得入了神，也就不紧张了。吴老谈到，人在小的时候大多都有同性恋倾向，只是绝大多数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快就过去了，极少数没有过去的人，在长大以后形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同性恋人群。

多年后，华人导演李安的电影《断背山》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许多人正是通过这部电影才了解到，原来同性之间也有着那样铭心刻骨的爱。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已经谈了两个多小时，直到秘书从外边进来说外宾已经到了，谈话才告一段落。我不得不起身向吴老告辞，心里却暗暗着急，因为谈话即将结束，我却还没有听到中国第一家性商店应向何处去的直接答案。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笔记本请吴老题词。吴老能不能给我们题词，其实这时我心里也没有底，只是硬着头皮开了口。吴老从沙发上起身，坐到那张老式的写字台前，从笔筒里抽出一支碳素笔对着笔记本沉思了好一会儿才动笔。他从桌前站起来，把写好题词的笔记本递给我，上面写着唐代诗人韩愈脍炙人口的名句：“行成于思毁于随。”“下半句是什么？”吴老问我。

“业精于勤荒于嬉。”我赶忙回答。

吴老笑笑，说我答对了，其实这句词我头天晚上替女儿写作业时抄了好多遍呢，谁想第二天正好蒙上了。

几天后，吴老派秘书给我们送来店名的亲笔题字——北京市亚当夏娃保健中心。几个字工整坚实，我赶忙找北京图书馆的裱画专家把它裱糊好，恭恭敬敬地悬挂在我们商店厅堂的正中央。

我们都晕了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国性革命的第一人”、“勇为天下先”， 这些赞美之词，伴随着鲜花、掌声猛然间降落到我的身上，从没有过这种经历的我，很快就晕了起来。特别是美国cnn有线电视，英国bbc广播电台这些对中国极为苛刻的国外新闻机构所给予的高度评价，更让我找不着北。

新闻热浪还没有退去，领导接见、外商投资、出国邀请，这些以前在我走麦城时梦寐以求的机会纷至沓来，我感到眼花缭乱，不知不觉中走路摇头晃脑，飘忽忽的，俨然已经是大人物的气派了。"牛气"、"霸气"、"傲气"之风在公司迅速蔓延开来，公司的一些骨干平时待人极为谦和，现在小分头抹得油光锃亮，小架子端得实足，“牛”得脚后跟朝了前，好像一步登上了天堂。

那时我们每天都要收到全国各地大量来信，邮递员天天都要把一个麻袋的信放到门口，喊上一句“亚当夏娃的”，便骑车走了。为了处理这些来信，我专门抽调三名员工看信回信。开始他们还能逐一打开回答，后来便挑大城市的来信看，对小县城和边远地区的信件连信封都不打开就直接卖给收破烂的小贩。有一次，石家庄一家公司的老总，带着项目经理一行四人，来北京谈连锁店加盟。我们业务部的员工嫌人家公司小、人土气，足足让人家坐一周的冷板凳，气得那位老总冲着我们员工嚷了起来：“亚当夏娃有他妈什么了不起？”这时我们的部门经理反而站在旁边哈哈大笑奚落人家，把那位企业老总气得拂袖而去，临走时留下话，“总有一天会让亚当夏娃的人来找我们”。后来这家公司果然成为国内著名的避孕套供应商，为报那一箭之仇，他们给我们的产品始终不降价。

我和公关部经理开始对一些不知名的报社记者表现出很不耐烦，不是故意晾着别人坐冷板凳，就是冷冰冰地答非所问，忘了正是有了媒体朋友的宣传我们才有了今天，忘了在不久前为一位北京青年报实习记者登一条火柴盒大的消息，我说了整整一个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