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a出身在东北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不好，靠奖学金和打工读完了大学。现在一下子成了“中国第一家性商店”的新闻发言人，心态也在短期内发生了变化，以前的谦和早没了影，小分头抹得锃亮，对人说话像首长一样拉着长腔。后来发展到在接受采访时，对那些国内不太知名的媒体记者发脾气，甚至用手指着别人的鼻子说话，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开始时我的话他还能听，最后连我的话也听不进去了。当你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总是愣愣地甩出一句：“我认为这样更好。”一些看不惯的员工常在我耳边嗡嗡，说这样的人再用下去早晚要出事。正是我的不以为然，最终酿成了大错。由于小a的无理，在一次记者采访中得罪了某报的记者，她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热新闻中的冷思考》的文章，用了很多尖刻夸张的语言，说我们卖假药。她这篇文章一登出来，立刻被许多媒体加上醒目的题目不断转载， 以讹传讹越传越悬乎，最后有的媒体竟说我们已被有关部门查封。一天，一位国外记者朋友从纽约打来电话，说他看到媒体上有我们被查封的消息，我这才知道这件事已经传到了美国。

第一次感到江湖的险恶

刚刚被捧到天上没多久，正沉浸在成功喜悦中的我，现在又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下。在经历了“捧杀”之后，很快又被“棒杀”。两次都是突如其来，时间前后相隔不到半年，令人猝不及防，过去把我们捧到天上的那些人，现在又是他们站出来拼命指责我们，好像以前那些赞扬根本不是出自他们的口。我第一次感到了江湖的险恶。

这时我被折腾得心惊肉跳，真觉得天好像要塌下来了一样。每天晚上睡觉噩梦连连，总梦见后边有一群青面獠牙的狼在追我，我使劲向前跑又跑不快，惊醒后一身冷汗心怦怦地跳。清晨上班的路上，一听见警车叫心就发慌，总觉得这是来我们公司抓我的。有的员工觉得大事不好，连招呼都不打就不来上班了。

这时的小a，早已没有昔日的那种春风得意的傲气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显得极不镇定，每当问到那篇报道时总显得非常惊慌，有时一看见摄像灯就变得手足无措，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几次鼓励他，都无济于事，无奈之下只好换人。在做出这个决定的第二天，小a向我辞了职。我努力留他和我共撑危局，但他却心灰意冷，辞意已决。

临分手时，我们长长地谈了一次。他向我检讨了这段工作中出现的失误，给公司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他会一辈子记住这个教训。

小a走了，桌子上放了一封留给我的信和一个公司配发他的bp机。信中详细地交代了他手头的工作，还有一份记者通讯录。呼机他说不带走了，留给公司其他的员工用，挺够意思的。

公司业务突然井喷，原来的那几个人显然不够用了，我赶忙四处招兵买马，亲戚朋友帮忙介绍加上人才市场招聘，很快就凑来了几十号人。由于当时太火爆，忙乱中什么试用期、培训全顾不上了，拉个骆驼当马骑，匆匆忙忙就往岗上送。这些匆忙招来的人彼此之间都不熟悉，更谈不上配合默契，就匆忙被推上各个岗位，有的直接任部门经理，脾气性格不了解，又不知根知底，素质也参差不齐，工作不久各种矛盾便开始显露出来了。

那时我除了在《资本论》里知道几个经济学的名词，没有一天当老板的经验。不懂得老板的职责之一就是平衡各种矛盾，把矛盾变成企业发展的动力，而是一味地抱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我不是去做好部门经理的工作，而是绕过他们直接向下属下达指令，把经理们架空成了摆设。这样一来，大事小事都要由我来“亲断”，公司被我这“一支笔”管得死死的，我也是焦头烂额。表面上看各部门的矛盾少了，可内部外部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到了我身上，我成了公司最忙的“打工者”。

偶遇一位高人指点迷津，要我“无为而为”。这番话正中我的心思，忙得顾不上首尾的我也想学古代帝王的治国之道，用无为而治来管理自己的企业王国。但我片面地理解“无为而治”就是简单的放权，不理解其精髓是“无为无不为”。

过度放开的结果助长了个人的野心，一些部门经理把自己的同学、朋友拉进来，形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有的人开始把公司给他们的权利作为和我讨价还价的本钱。不久之后出现的一场大分裂，就是在这时埋下的隐患。

大分裂

小b是某药学院的大学生。毕业后分到一家国营企业干了几年，比小a成熟多了。他说他爸爸是中国人，妈妈是日本人，他在中国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家里很有钱。后来我才知道这都是他编的故事。

十几年前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还是纯朴诚实的，在今天看来还都很傻。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欺骗还是被人们唾弃的。不像现在假学历、假身份证像手纸一样满天飞，歌厅小姐也都会编出自己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生的简历。小b算得上改革开放后最早开始编假履历的人，他成功地欺骗了我，在匆忙上阵中做了公司的业务经理。

当时有一些人，看到我们近乎一年没出大事，便也开始跃跃欲试，想到这行业里来分一杯羹。可隔行如隔山，开始摸不清东南西北，于是就纷纷到我们公司来挖人。业务部成了他们的首选。

开始是请小b喝酒吃饭，然后便开始挖人了。小b是很有点小精明的人，能做到撒起谎来脸不变色心不跳。他开始暗中串联，拉拢本部门的业务骨干，把自己要成立的新公司描写得如同天堂般美丽。他的这种做法煽动性很大。那些被煽动的员工大有打土豪、分田地，胜利大逃亡的劲头。他们的做法很聪明，先让几个人向公司辞职去筹备自己的新店，留下一部分人继续进行地下斗争。他们白天利用工作之便截走客户，有机会就偷公司的东西；晚上在一起畅谈革命友谊，封官许愿，企盼着新公司能够一夜之间超过“亚当夏娃”。

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真好，完全被蒙在鼓里的我还在和他们促膝长谈，大讲革命理想，要让“亚当夏娃”的事业冲出中国走向世界。现在想想真是滑稽。我至今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许多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大学生，虽然社会阅历很浅，身上却充满了那么多的狡猾。

当我在报纸上看到北京又一家性商店开业时，才如梦方醒。这时不仅小b不见了，供货商、批发商的通讯录、入库单、出库单、账本和公司的各种制度文件全都不翼而飞。原来他们留在公司不走的原因，是想系统地将公司的材料全部盗走。这些材料对于一个新开张的店就如同ibm的计算机配上了windows xp软件，马上可以启动。

事情如果到此结束，我倒也情愿吃下这个哑巴亏，把公司重新整合后继续朝前走。可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小b，居然临走前从公司业务款中拿走了一笔钱，而且拒不归还，说黑道白道都有人，看公司能把他怎样。这时走的人和留下的人都在看我怎样办，逼得我没了退路，妥协本身是一条原则，但原则是不能妥协的。

我头一回遇到公司钱被这样拿走的事，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记住了一条真理：听党的话，遇事找政府。于是我壮着胆子推开了西城区检察院的大门。接待我的是一位姓温的检察官，年纪很轻，只有二十来岁，人看上去十分精明强干，特别是那双眼睛黑眼珠很大，显得很有神。可能是因为职业关系，那张有棱角的脸上总透着几分冷漠和傲气。

他不动声色地听我讲完事情的经过，并不停地在纸上做着纪录。

第二天晚上11点多钟，我们一起乘着一辆警车直奔小b家。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行动，既兴奋又紧张，如同电影中去执行特殊任务的特种部队，忘了自己仅仅是一个带路的当事人。

大乱之后的大治

当夜小b被请到了检察院的审讯室。骄横不可一世的小b，这时如同一个泄了气的大皮球，瘫倒在椅子上，嘴里不停地说：“我上有老下有小。”

上有老是实情，可他还没结婚哪来的小？显然是吓得语无伦次昏了头。僵持、审讯、取证等这些工作告一段落已是凌晨3点多钟了，我请忙了大半宿的年轻检察官吃夜宵，他们倒也没拒绝。

吃完饭后，温检察官还特意给小b带了一盒饭，说折腾了一夜他也饿了。挺人性、挺仗义的。

回到家里，天已经快亮了，极度兴奋中的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当上午10点钟，我和公司的出纳小刘一起又去检察院送取证材料。路过审讯室，我看见小b正在用墩布擦地，我还以为他是积极表现帮助打扫卫生呢。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凌晨小b想上厕所，不敢叫值班的法警给他打开手铐，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想尿到里边，谁想到事不凑巧，塑料袋偏偏有一个窟窿，尿都漏到了地板上，弄得满审讯室都是臊气，把看守气坏了，罚他连续墩地二十遍，效力赎罪。

事情已经惊了官，总得有个说法。当时我有两个选择，一种是考虑小b认错态度较好，如数退回了拿走的公款，如果单位肯出面撤回举报，可将其退回原单位自行解决。第二种选择是，如果单位不肯担保撤回举报，那么检察院可能启动司法程序，是什么结果只能由法院定了。

报官的最终目的是杀鸡给猴看，给公司内部那些跃跃欲试地喊叫着要搞垮公司的员工们击一猛掌。可如果小b真的为这几千块钱坐了大牢，出来后我们必成为死冤家。他活不下去了，我们能活得好吗？我选择单位出面担保，向检察院撤回了举报，同意将小b领回我们单位批评教育。

一周后，温检察官和他的助手“押送”着小b回到了我们公司。那天公司停业半天，召开了一次全公司员工大会。会上先由温检察官讲话，宣布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决定，然后由小b做检查并当众将钱退还公司，最后我作总结性发言，慷慨激昂，一副胜利者的样子。

我做了一面锦旗送给了检察院，上面写着“丛林啄木鸟”。那位秉公执法的温检察官后来成为了我很好的朋友，屈指一算也有十几个年头了。

长长地出了一口恶气，身上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趁热打铁，把那些小b留下的“革命火种”全部铲除干净。一口气辞了十几个人，现在想想可真够愣的。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自然是把在这场动荡中站稳立场和公司同心同德的战友提拔到公司的领导班子当中来。在以后“心心相映、套套相连”的几年中，公司核心团队始终是在一种团结、和谐的气氛中工作着，合作得极为愉快，公司也开始进入鼎盛时期。有位政治家说过，打一次仗国家至少可以平静二十年，公司震荡一次可以平静五到十年。折腾一次还是值得的。

天底下的事情总是一报还一报，当年跟随小b起义的员工有几个人又再次回到了我们公司。经过两次折腾，他们也成熟了许多，知道了商旅生涯不是梦，明白了天下乌鸦一般黑。

经过这场猝不及防的“流产”，我似乎成熟了许多，从一个半文半商的“四不像”向一个成熟的职业商人迈出了一大步。

发狂的老板(1)

这两次震荡使公司元气大伤，可顾客不知道我们内部发生的这些故事，还是摩肩接踵地朝店里涌。以前人虽够可劲不往一处用，又险些翻了车，现在人少了心齐了，可车太重又拉不动，只有忍痛将车上的财宝扔掉一些，主动缩短公司的战线。每想到要把装上车的白银向外扔，刚刚离“穷”字远一点的我真是有点舍不得，心里一直犹豫。后来真让我下决心高潮迫降的是这样一件事。

那是1993年的夏天。一场雨后空气清新凉爽。我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看看表已是晚上10点钟了，正准备离开商店，忽然有一个人推门进来：“文老板，恭喜你，生意做得好火啊！”

我抬头一看，来人是我过去的老板。他曾是一位很成功的企业家，1990年凭着大胆地在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上作广告而让自己的产品家喻户晓，生意火得一塌糊涂，我在他的公司里做了近两年的时间，心里一直暗暗佩服他。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公司，彼此来往便逐渐少了。

一番热烈握手寒暄之后，我们到旁边一家餐馆坐下，准备一起吃顿饭。折腾了一天，我早已饿得前心贴后背。我皮肤过敏不能喝酒，我知道他的酒量也不行，便拿起菜单直接点饭菜。

“小姐，请拿一瓶二锅头。”

他一边接过服务员递来的酒瓶和酒杯，一边嘟嘟囔囔地说：“今天高兴，喝点白酒。”

说完他急急地用牙将酒瓶盖咬掉，一杯接一杯自斟自饮起来。没等菜上齐，一瓶酒很快喝得底朝天。他又要一瓶，没聊几句，便又喝空了一半。这时的他已经神志不清满嘴疯话。看看表已是快深夜12点了，应赶快送他回去。我按过去的电话号码往他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