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瞧了瞧虎妹。她扭头“嗯”了一声，又凑在油灯下读起书来。

吃罢晚饭，来了很多乡亲，屋里屋外挤满了人。他们是特意过来凑热闹的。

“孙同志，问你个事，不要笑话呀！”李支书递给我一袋旱烟，见我摆手，于是自己点燃，吸了一口说：“面包是啥东西呀？”

“嗨！面包都不晓得？”一位青年农民抢着回答：“不就是用面做的馒头呗！”

我笑笑，没有说话。我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撕开口，一把抓出来，一一发过去。后面我够不着了，便有人接过烟替我散发。

李支书对青年农民的话颇不以为然，说：“先前我上县里开会，在一家又黑又暗又阔气的小屋子里看到人们用小勺从杯里一点点舀起那些墨黑墨黑的水往嘴里送，看样子很好喝的，于是我也买了一杯。啧，真贵，要一元五角钱呢！你能耐，知道那是啥东西吗？”

青年农民一下子傻眼了，但又不服气地反问道：“有那样的水吗？”

“怎么没有？我都喝了嘛！味道和颜色跟我们的涮锅水差不多，墨黑墨黑，苦涩涩的。”

我也糊涂了，半天没弄明白他指的是什么。

李支书见大家都答不上来，乐了：“哈哈，告诉你们吧，那东西叫咖啡！”

巍巍武陵 神奇的红土地(4)

我乐坏了，笑得连眼泪都快滚了出来。

“咋？我说错了吗？”李支书显得有点慌乱地问道。

“没错，没错。”我忍住笑，“那墨黑墨黑的涮锅水一样的东西，正是咖啡！”

“城里人真怪，喝这种水干吗？”青年农民显得有些莫名其妙地嘟哝着。

李支书的婆娘捶了一下老公，嗔怪道：“亏你这么大个人，你想喝涮锅水屋里有的是，花一元多钱在外头买，真是！”

李支书搔搔脑壳，想解释，又觉得说不清楚，只是嘿嘿地笑着。

“你们村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了吗？”我转换了一个话题。

“吃粮还勉强能凑合着，就是经济收入太少……”李支书告诉我。

“摊派却很多！”那位青年农民抢过话头。

“摊派？”这个词我并不陌生，报纸上经常有“要减轻农民负担，不要乱摊派”的呼吁。

也许是“摊派”太敏感，群众立刻七嘴八舌起来。我用笔粗略地记了一下，摊派名目大约有三十多种，每项少则五六角，多则十来元，甚至几十元不等。这对年人均收入不足二百元的贫困山区的农民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听说在广东打工挺挣钱的？”一位扎着长辫子的姑娘问道。

“这里也有去广东打工的？”我感到有些意外。

“听乡上干部们讲的。有的说挣钱，有的说不挣钱，到底挣钱不？”

我见人们很关心这个问题，便尽自己所知耐心地作了解答。我知道，在武陵山区这个地方，有些老人一辈子也没有出过山沟，他们活动的范围充其量不过是步行一天的路程，即使是现在的年轻人，也很难得到县城走一趟，当然更难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和变化了。加之大多数农民都是文盲和半文盲，他们没有报纸可看，也没有收音机可听。他们的信息几乎完全依靠口耳相传。旅行中我还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这个县的邮递员一般总是将信件和报刊送到乡政府，由群众自己去取。而乡政府却从中渔利，平件收保存费一角，挂号收二角，汇款单则收得更多。本来负担很重的农民哪里经得起这般盘剥，于是，那些有关科技、信息方面的资料，虽然堆积如山，却无人认领。

“有井水吗？”说了很多话，感到口渴，便想喝一碗清甜的井水。

“井水？”李支书愣了一下，说，“谁家有？去取一碗来。”

片刻，隔壁大婶端来一碗呈金黄色的水。我不及多问，以为又是少数民族的“油茶”之类，接过来就大喝一口——扑！我感觉嘴巴里的水又咸又酸，连忙吐出来，惊愕地问：“这是什么水呀！”

大婶急了：“这正是咱家浸萝卜的浸水呀！”

我的天！原来他们将“井水”误听为“浸水”了。当我亲自跑到水缸里舀一碗井水时，人们才恍然大悟，轰地一下都笑了起来。

一直畅谈到午夜，大家才渐渐散去。

第二天，我走的时候，虎妹提着一个葫芦送给我，说：“叔叔，你用它在路上装水喝吧。”

“谢谢你，虎妹子！”我摸着虎妹子的头，心里涌起无限的感慨。在武陵山旅行，最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走到有人家的地方，无论哪一家，你都可以一直走进去，把行李放在地上，随便地坐着，无须任何虚伪的客套和主人聊说。主人的脸都是和善的，一杯热茶、一袋旱烟，一碗包谷酒，一天的疲劳便统统地扫去了。他们都对我再好不过，可是我却不能为他们做任何事情。

走了将近三个小时，才走下天堡寨高高的山坡。

下午路过一个村庄时，我被一阵朗朗的读书声吸引过去。这读书声是由一座茅屋里传出来的。

茅屋共两间，其中一间铺着床，架着锅，显然是教师的卧室兼厨房。另一间支了一块脱漆的小黑板，前面摆着四条长木凳，没有桌子，孩子们将书包用一小木板平放在腿上写作业。我数了数，一共有九个孩子。

巍巍武陵 神奇的红土地(5)

讲课的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教师，他见我站在门口打量，便放下课本，热情地请我到屋里坐。

老教师替我倒了一杯茶，主动介绍道：“村里头还有一所学校，在山的那边。这边是两个居民组，孩子们小，到山那边去读书很不方便。村里曾多次申请在这边办个学校，但是财政困难，教育局不批。所以，我就在自家办了个……也算是学校吧，已经办了十一年了。”

我凝视着老教师，他很瘦弱，那张脸经长年的艰辛已经爬满了蛛网般的皱纹。头发、胡须苍白，背微微佝偻着，上身穿一件已经褪色的蓝布旧衣，下身是一条不辨颜色的大裆裤，屁股上打着补丁。

我禁不住问道：“您从教几年了？”

“快四十年了。”老教师告诉我，“我是民办教师，国家每月补贴我三十二元五角钱，不太够用，课余时间还要帮家里种地。”

“你每天上几节课呢！”

老教师回答：“每天上五节课，与正规学校是一样的。山里孩子念书不容易，我不能误人子弟呀！”

这时，我发现一个女孩子在用左手写字，就问：“小同学，你怎么不用右手写字呀？”

她“刷”地站起来，伸出右手，毕恭毕敬地回答：“报告老师，前年我家失火，我的右手被烧坏了，不能使了。“

我摸着小女孩的手，又看看面前的老教师，心里感慨万千，他们真是不容易呀！

我告别老教师，往村里走去。路过晒谷坪，忽然听见一片吵闹声，继而看到几个青年人扭住一个汉子在厮打。一个青年脸色铁青，咬着牙关，左手揪住汉子的腰带，右手握紧拳头，往汉子的肋部猛力捶去，嘴里高声喊着：“给老子跪下！”

汉子气得眉毛抖动，连哭带喊：“你们凭啥打人？你们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呀……”

几个青年人将汉子捆起来，绑在树上：“看你老不老实！”

村里围观的群众敢怒不敢言，只是用愤怒的眼睛瞪着几个年轻人。

就在这时，有一位穿戴整洁，颇具威严的长者在几个农民的引领下疾步走来。

“把人放下！”长者人未到，就高喝一声。

几个年轻人显然没有料到会有人干预，正待发火，但一看来人，却一个个愣了。

好一会儿，为首的青年人清醒过来，小心翼翼地问候长者：“何厅长，您老从省上回乡探亲呀……”

没容他把话讲完，这位被称为何厅长的老大人就劈头骂道：

“你们这帮混账东西，太不像话了！中央三令五申要密切党群关系，你们这几个东西哪里有点共产党干部的作风！”

为首的青年人挨了骂，心里不服，于是申辩道：“您老刚回来，还不了解基层复杂情况……”

老大人眼睛一瞪，又劈头骂道：

“混账！你不知道打人是犯法的吗？还不快把人放下！谁给你们权力，竟敢打骂群众？我倒要去问问你们的县委书记，还要把情况报告给省委。共产党的天下，不能叫你们这些狗东西败了！”

被拴在树上的汉子绳索刚被解开，就跌跌撞撞地跑过来，“嗵”的一声跪倒在老大人的脚下，连声喊道：“何厅长，您老要给乡亲们做主呀！”

为首的青年人见事不妙，便挥了挥手，带着人走了。

从人们七嘴八舌的诉苦中，我知道那几个青年人是乡政府的干部和雇来的“治安员”（群众称其为打手）。人们的发言很踊跃，吵吵嚷嚷的，连哭带喊，我听不清他们到底讲些什么。但是，我从人们的表情中看出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何厅长问群众为什么不把这些问题向上反映？群众说：“那可不敢，要打击报复的，只能对您老摆摆这些事儿。”

乡政府离该村大约一个小时的山路。我走到乡政府时，已是傍晚。乡党委书记小向接待了我，他带我去食堂吃饭。我见又是“酸菜面条”，不觉皱起了眉头。这种面条没有任何佐料，煮熟以后，从坛子里舀一勺咸酸菜放进碗里稍一搅拌即可。一路上，因为常常吃这种面条，我已经闹了肚子。虽然这样，但是我毫无怨言。我知道，这一带的乡干部生活是相当苦的，常常是“三两米，一碗汤，外加一瓢白菜秧”，能吃一碗酸菜面条已经是很不错的伙食了。乡干部的工作是非常艰苦的，星期天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由于山里人居住分散，从这一户跑到那一户要走很远的山路。而且白天往往找不到人，因为山民都外出干活了，只有深夜才能开展工作。一个人在山里走夜路，可以时常看到山腰间忽明忽暗晃动的火把和手电光亮，那一定是乡干部们在走村串寨，开展工作。乡干部们“下乡”，没有任何补助，对此他们虽然有意见，但由于财政困难，也无可奈何。“年头催耕催种，年底催粮催款，一年四季刮宫引产”这句顺口溜，可以看出乡干部们的工作难度。

巍巍武陵 神奇的红土地(6)

我的酸菜面条里意外地多了两个鸡蛋。小向还自己掏钱到小卖铺买了一斤包谷酒和花生米。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说。

小向告诉我，他们乡大多是“招聘”和“顶替”干部，这类干部普遍文化低，有个别的甚至是半文盲，不但不能胜任工作，而且组织纪律性极差。在我问及打人事件时，小向没有正面回答。他皱皱眉告诉我，有一次他与几个干部深夜到一户农民家动员买杂交粮种，这家不但不买，而且叫来全家六兄弟，这六兄弟个个练了武，他们拿着棍棒就要打乡干部。小向叹息一声，道：“唉，在乡下工作，没有安全感。”

“杂交粮种是怎么回事？群众对此意见好像挺大的。”我呷了一口酒，问。

小向说：“这是杂交水稻粮种，亩产最低可达1200斤，但群众不懂科学种田，他们宁肯种产量低的常规稻。有的农民居然拿四元钱一斤的谷种来喂鸡！你说愚昧不愚昧？”小向轻轻地摇摇头，接着说：“推广杂交粮种，是县里下达的任务。可县里不顾实际情况，我们乡土地少，谷种任务却来得多。去年下达给我们乡的谷种指标是1800斤，今年却来了2400斤。用不完也种不了，但又不得不硬摊派给农民。”说到这里，小向重重地叹息一声，“唉，我真想辞职不干了！”

这碗酸菜面条一直吃到深夜才吃完。从与小向的交谈中，我多少得知一点事情的真相。为了在指定的期限内摆脱贫困，跨越温饱线，完成上级下达的硬指标，乡干部都被扣发了工资，算是立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的要写检查，受处分，甚至撤职。一级压一级，一级比一级厉害。于是，便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故事：农民不买地膜就不给扶贫贷款；不种烤烟就不供应化肥；不买杂交粮种就先强收全年的农税和定购粮，等等。由于一些干部自身素质差，讲不清道理，动不动就对群众实行罚款、拉牲口、撬瓦片之类的土政策。对那些强硬抵触的“刁民”，更是不惜采取罚跪、捆绑、吊打等粗暴手段。对此，一些干部也认为上述作法不对，但又似乎找不到良策。对于上级的一些政策和措施，他们有苦难言，两头受气，任务完不成，上级要处罚，强行贯彻下去，群众又不满。在上级眼里，他们水平差、点子少、方法简单；在群众眼里，他们都是些“要钱要粮要命”的三要干部，因而常常搞得他们无所适从。

难道真是一场糊涂官司？

但愿不是。

我继续向大山深处走去。

沿途的房屋不是聚族而居的，而是零零落落地东一座茅房，西一座土屋，从山腰的灌木从中隐隐地显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