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小室，分悬八块小招牌，内部附设药铺。三楼尚有多余的房间，出租给人，从此我就不需纳租，还有房租可收。

上海病家，看我逐步地兴旺起来，而这座大厦又附带义务性地悬出“上海市中医师公会”、“中医月报社”等招牌，格外烘托出我在中医界的地位，业务乃越来越旺。我又结集医友办了几个聚餐会，凡是从前嫉妒我的人，我也恭请他们参加，这是化敌为友的方法。有一个聚餐会叫做“经集”，每月聚餐一次，参加的人每次带医药文物及珍本医书，并备文房四宝，能书能画者即席挥毫，我们相聚甚欢，大家觉得很有意义，定出一个口号叫“一月一经，不得超前，不得落后”。每次还另请一位特殊客人，都是来自苏州、杭州、南京等地能书能画的名医列席，以志一时盛会。如是者历时数载，向来嫉妒我者也就越来越少了。

豪富之家 借钱赠地

尽管我的病家阶层逐渐提高，但对平民阶级，我还是尽力服务。闸北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印刷工头，住在一间极简陋的木屋中，我看好了他的病。这个消息为商务印书馆董事鲍威亨所知。从前的东主对工人照拂周至，工人有了病，常去探望，送钱送米，有时还同太太一起去。鲍太太有一个女儿，嫁给哈同夫人罗迦陵的华裔长子罗友兰。一次罗友兰患了相当严重的病，鲍太太特地陪我到哈同花园去看他。罗氏患的是一种慢性复杂疾病，我竭力为之调治，使他终于恢复了健康。接着哈同夫人罗迦陵也患了病，她是极端信赖中医的，也请我去看。久之我就成为他家的医药顾问，还有他家五个华裔义子，有了病也都由我诊治。

哈同是英籍，在抗战时期已过世，日军将他们的财产一并冻结，每一房每月给予生活费军票一千元，因为他们都是华籍，所以没有被关进集中营。

后来，罗友兰和我成为好友，他每次请客，我都在被邀请之列，后来他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劣，经常向我借钱周转，我从不推却。又有一次他患上了伤寒重症，我又为他治愈了。等到日本人投降，经过了好多波折，才实行分产。分产的办法是照战前的旧价，分给各房。罗友兰分到大陆商场、慈惠南里及宏伟无比的迦陵大厦一座。各房所得价值参差不等，就将整个哈同花园划成数十方，作为调整相差之数。

但是产业转移之时，纸币月月跌，日日跌，迦陵大厦的房租，依照合约所收到的房租，每户的租金只能换到几盒火柴。因此罗友兰对我说：“我虽是富翁，却要饿死在米桶边了，我从前欠你的钱，现在已无法计算，我唯有将分到的花园中空地两块之一，一边沿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一边沿哈同路（今铜仁路），好到不能再好，送给你，你可以造一间上海伤寒病院。”我欣然接纳，立刻请建筑师画图样，连招牌也请青山农黄葆戌先生写好，而且将积储所得银三十万两，准备兴工，幸而眼看时局形势有些不妥，几经拖延，终于未造，才得保留现资，否则，我逃难到香港都没有资格。

再说，从前上海富商，对医生的馈赠都很阔绰，如薛文元为盛杏荪之妻庄太夫人治病甚久，后来庄太夫人逝世，遗嘱上写明赠予薛文元坐落在白克路（今凤阳路）的小洋房一幢。陆士谔为颜料巨商某夫人治病，遗嘱也送他一幢房子。罗友兰送我空地，也沿用此例，这是不足为奇的。

乐于助人 死于气恼

我觉得不论是英雄，或是美人，总不能见到白头，因为最近半世纪左右，实在是变动得太剧烈了。我在临诊之时，见到许多大小著名人物，一个个地倒下去，或死于非命，或贫病交迫，真是令我感慨万千！

尽人皆知上海有一位闻人杜月笙，前些时候香港佳艺电视的片集中播出的《顶爷》，便有影射他的内容。我要说一句公平的话，他早期的确与统销鸦片有关，而且又开过赌台，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自洗手之后，从这两方面赚来的钱，他随时随地帮助人家，行侠仗义，宁愿自己吃亏，为国出力，其事不胜枚举。譬如从前洋商在上海开办规模宏大的香烟厂，仗着强国的威力，行销全国，坚决不肯纳税，后来这家大烟厂，又因给工人的工资太低，数万工人发动罢工。财政部长宋子文生性高傲，向来瞧不起上海人的，为了这次工潮，特地约杜月笙相见，一则要他解决工潮，二则要他提出凡是销行中国内地洋商香烟都要纳税。杜氏当即说出他的口头禅：“闲话一句。”于是他就先拿出一笔巨款，接济罢工工人的家属，教他们长期罢下去；一面代工人策划，应该加薪多少。并以该烟厂必须向政府纳税为先决条件。初时洋商不以为意，后来看到罢工的日子越拖越久，连所有工头都返家纳福，不问厂事，洋商当局才着急起来，答应向中国政府纳税和加薪，但是罢工期内概不补薪。杜氏说：“好，就这样，我来办。”于是叫工人代表及工头来和洋商签约，罢工期内所有工资由杜如数照发。由于他肯吃这么大的亏，事情就解决了。国家从此也开了数字庞大的税源。类似这种情形的事件，杜氏做的多得很。

我与杜氏原无交往，后由友人韦钟秀的介绍到杜家，初时为他家人看病。他的几个子女出痧子（麻疹），有些很轻，有些比较严重。我为他们一个个看好之后，又为他几位夫人诊脉。后来见到杜氏，他身长五尺一寸，比我矮一寸，体重是九十余磅，可以算是很瘦弱的人，经常有气喘病。当时在左右来往的人，都是些武夫，看见我常常躺在烟榻上与杜氏相谈，嫉妒得很，私底下叫我“孔子”。我知道了并不介意，误以为他们在捧我。后来韦钟秀轻轻告诉我，“孔子”二字是游侠儿的术语，实在是“空子”二字，表示此人非我族类，没有“前人”的。我也付之一笑。

杜氏的气喘病，时发时止。他说：“我的孩子咳嗽气喘，你用几帖药就医好了，为什么我的气喘，你总不能医治断根？”我说：“这个病，中西医都没有根治的药物。西药有一种麻黄素，是江苏青浦一家小药铺主人的儿子陈克恢提炼成功的，由美国xx药厂专利发行，治气喘非常灵验，一服气喘即停，或者注射麻黄素针剂，也能片刻见效。”杜氏就说：“打针我不赞成，你能不能拿些麻黄素药粉来，让我在发作时试服一包？”我就设法为他买了几十包。他逢到气喘将发未发之时，服下一包，气喘也就平下来了，因此，他对我很有信心。此后他逢有什么发热病，都叫我去看。幸亏他的病那时都不是重症，所以能信手而愈。后来他很相信捏笔杆儿的人，认为有聘请一位秘书的必要。他的秘书先后计有六七人，以胡叙五先生做的时间最久。

杜氏本来是不识字的，只认识自己姓名三个字，后来不但会看报纸，还会看信件，出去赴宴还能亲笔签名。逢到有人来求事，他无不应允，如属求借，立刻在烟铺枕头底下抽出一张红色的中南银行五十元钞票（按：从前上海中外银行是没有一百元大钞的）。有些人和杜氏素不相识，忽然病故，其家人来哭诉无以为殓的话，他就抽出两张红底钞票，说：“快去办后事。”我还见到有一个外强中干的人，举行结婚礼，筵开百桌。他与杜氏有相当交谊，却是既不见杜氏来道贺，又不见杜氏有礼送来。这个人也有相当智慧，认为这笔礼一定给中间人吞没了，所以他第二天亲自去道谢。杜氏说：“昨天我发热，不克来道贺，但是我知道你的境况，这一次婚事，你一定欠了一身债。”说完这话，他也不再问，就在口袋中掏出二千元庄票一张给他，此人感激含泪而去。

到了“一·二八”时期，日军与国军在闸北开火，他立刻召集上海商界名人，组织抗敌后援会。那时其中多数名人因为怕绑票，一一递红帖，向他三鞠躬，算是他的门生，就在倾谈之余，筹集到五十万元。杜氏说：“这个数目还觉得不够。由我来凑足一百万。”杜氏此举，极大增强了抗战军人的士气。因此，日军伤亡甚多，不久偃旗息鼓，签下停战条约。

此事发生前后，日本军阀土肥原曾经到杜家求见杜氏，杜拒不接见，反而以十万元汇寄给在东北抗日的马占山，又以十万元用捐机名义，赠给孙桐岗。孙桐岗仰慕杜的为人，亦向杜执弟子礼。

后来八一三事件爆发，杜氏又推史量才做抗敌后援会首长，他本人又拿出七十余万元款项，作为支持抗日行动，如购保险汽车赠浦东驻军司令张发奎。这种事情，我知之甚详。我想别的地方一定也有若干人由于开赌贩毒而发财的，但是肯自动不断地出钱出力，为国家尽力的，恐怕数遍全国，只有杜氏一人而已。

杜氏到了香港，实际上带来的钱不多，而一位豪爽阔绰惯的人，就觉到心中百般不如意，弄到神经衰弱之至，实在是经济上发生恐慌，家庭间又有气恼，将来何以善其后？于是郁郁而死。

戴笠化名 请我出诊

在威海卫路我的新诊所建成之前，慈安里的老诊所处于热闹地区，不但人头复杂，而且里弄口垃圾堆积如山，不堪居住。我就把住家迁到亨利村，左邻是李丽华，前面住的是周剑云，这个村中，住的人家不少。我每天早晨必出门散步，见到杜美路（今东湖路）亨利路（今新乐路）转角有一块很大的空地，要造一座大洋房。当时我也不知道这屋主人是谁。

为了建造新诊所，我时常到那边去观察建设程序。地盘上的工头误会我是业主派来的，所以任何图样都给我看，并且告诉我其中的密室是怎样造的。后来工程竣工，才知道这是杜月笙造的新宅。接着许多名流纷纷送礼，有洋行里送来的全部“水汀”设备，还有送厅房全部家具的。但是建成之后，有位风水先生胡说八道，他说“这座大楼煞气太重，住了进去，必然家宅不安”。恰巧那时节杜府的妻妾间时起争执，杜氏认为这位风水先生的话的确不错，后来又请一位朋友来看风水，并听他的话在屋角上造了一个亭子，来镇压三岔路口的风水。谁知道亭子一造起，杜氏竟病得很厉害。病愈之后，他对我说：“这座新房子，我不想住进去。”于是就空着没有人住。

抗战胜利之后，我照常应诊，业务很忙。一天，忽然接到一个电话，那人自称姓马，要我到他家里去看病，他的家在杜美路一号。我车子到了那边，一看原来是杜氏的新宅。我投刺而入，由两个人陪我进去，但是走到东走到西，却找不到马先生本人。两个陪我的人说：“请你稍待，让我们打电话去找他。”正在这时，我见到机关密室的按钮，一时好奇心起，随手把按钮一按，一扇门应手而启，里面有一个人，正在剃须。一见到我，他神色骇然地问：“你是谁？”我说：“我是陈存仁，有一位马先生请我来看病的，有两个陪我的人因为找不到马先生，已到楼下去打电话。因为在造楼时我知道这地方有密室的按钮，所以试按一下，就走了进来。”那位剃须的人笑了起来，说：“请坐，我就姓马，希望你以后不要对任何人讲起这个按钮。”说罢我就坐下来，等他修完须。他一面说：“我向来喜欢吃中国药，新近，我的颈项间生了一个大核。有两个中医看过，他们消来消去消不掉，现在经过时先生介绍，请你来看一下。”我问：“时先生是不是寿彰先生？”他说：“是的。”（按：时君后来当了中央印制厂厂长，这厂是专门印制钞票及邮票的）我细细地在他那核子上摸了好久，说：“这种核子，轻的叫虚核，小孩子玩得太厉害或发热之后，常常生这种核；但是大人生的多属疬核，俗称疬串，会一颗一颗地连串起来，更重的就叫做瘤，成了瘤，便有性命出入了。”这位马先生机警得很，他问：“x君生过毒瘤，我是不是这个病？”我对他说：“绝对不是，瘤是结块之状，推都推不动的。你的核是活动性的，不过是比较大的瘰疬而已。”马先生听了我的话，心就安了下来，说：“用什么医法，就由你做主，不过我不愿意接受刀割，或是用药使它腐烂。”我说：“可以可以。”如是者看了半个月之后，疬核消了一大半，他说：“我现有要事要到别处去，你不妨多给我一些消散药，等我回来再讲。”接着他又说：“我请你看了这么久，他们究竟付了你多少诊金？”我说：“我从未受过一个钱。”马先生就把抽屉拉开，里面有十多块金表，他说：“你要几个就拿几个，这是我爱好之物，你喜欢的话，随便拿三个五个，不成问题。”于是我就随手取了一块。马先生说：“那不行，你再拿几个。”我说已与诊金相符，坚决不肯再取。马先生就说：“那么我再送你一张照片作纪念吧。”于是就取出一张八寸大的照片，上款写我的名字，下款竟写了“戴雨农”三字。我一想戴雨农即戴笠，大吃一惊。原来所谓马先生，即戴笠。等他签好了名，我把照片拿在手中，称谢而退。

本来我想配一个镜框把它挂在诊所中，的确能够“压邪”，再一想我是医生，从来不问政治，所以连镜框都没有配。过了不久，听说戴先生搭飞机，竟然撞向一个山头，全机坠毁，这个山名为“戴山”，我为之黯然久之。

这张照片，多年来我藏在书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