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人物。他尽管年轻，但他在党内的威望是众所周知的，他多次充当党内权力斗争的调解人，有时甚至在党内元老和首相之间充当不可或缺的仲裁者。并不是田中没有想当总裁、首相的宏愿，而是他心里明白：在目前党内复杂频繁的权力斗争过程中，自己的资历还不足，经验也不丰富。有些事情水到渠成总比急于求成好得多。正如他自己经常警戒自己的口头禅：“首相、总裁这个职位，必须经过党的推荐，并不是谁想要就可以要得到的。”

识时务的右派(3)

在许多公开的场合，田中尽管自己表现得很谦虚，可是强大的社会舆论表明：不管田中自己愿意不愿意，他都开始被人们认为是首相和总裁的候补人物了。日本实业界不少人也奉承他说：“今后的日本需要田中这样的年轻有为的领导者。”无党派著名人士渡部恒三曾经因田中在任干事长期间未能批准他入党对这位政坛新星怀有不满，而今也对记者说：“我在不到一分钟之间就成了田中的支持者。”看来，田中所追求的是一种众望所归的效应。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日益接近权力顶峰的田中，对当首相的看法也有所转变，他认为：“如果祖国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干。”

到20世纪70年代初，佐藤的内外政策愈来愈不得人心。1972年7月，佐藤内阁终于在国内外的一片谴责声中倒台了。在随后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54岁的田中角荣击败福田赳夫当选为总裁，随即出任首相，成为日本战后最年轻的首相。此后，日本政治进入到了一个大变革的田中时代。

冰释：田中的决断(1)

福田赳夫虽然没有竞选上总裁和首相，但是，他却在田中内阁里任内阁行政管理厅长官（国务大臣）。他对田中的内外政策是支持的。可是，已经36岁的福田康夫仍在石油公司打工。那时的他似乎对政治不太感兴趣。

从经商到参选众议员，再从众议员到自民党总裁，田中给人的总印象是：精于谋算，办事果断。上台后支持率高达61％。很快，田中对日本内外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在内政方面，倡导“日本列岛改造论”，提出了以开发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政策。在外交上，实行和睦、平衡政策。一方面确认日美之间“不可动摇的友好关系”，出访英、法、联邦德国，加强同西方营垒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田中于1973年率政府代表团访苏，发表《日苏联合声明》，间接明确了日苏间存在的领土问题。尤其值得称赞的是，田中首相采取重大外交举措，谋求日中和解，在他任内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出人意料地访华。已经对政治有了很强判断力的田中，就对佐藤内阁在日中关系上的僵化政策大为不满。受命组阁后，田中深感日本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完全落后于时代和形势，不采取果断措施，将“搭不上最后一班车”。因此，田中在7月7日就任首相时的讲演中明确指出：“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在激烈动荡的世界形势中，积极奉行和平外交。”在中国作出反应后，田中立即接受了周恩来总理的访华邀请，为早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积极准备。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尽管日中走向和解实现邦交乃大势所趋，但是，由于日中敌对多年，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历史，彼此之间的隔阂很深。日本自民党政府内部矛盾重重，亲台势力频频干扰。如何处理同台湾的关系，是打开日中友好大门的另一个关键所在。同时，美国对此持何种态度，田中政府也不能忽视。为此，田中委托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充当日中两国政府之间的“牵线人”，传递信息。8月初，田中在审阅“竹入笔记”后抑制不住兴奋地说：“周恩来这人真是深通人情的人啊!这样，实现正常化就是可能的了。”他还认真仔细询问出访北京的最佳季节。他的迫切心情已溢于言表。

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到访的田中角荣

1972年9月25日，田中首相抱着“决断与实行”的政治信条，率领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等人乘专机直飞北京，开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热烈欢迎。欢迎的场面很大，友好的气氛十分热烈，在当晚举行的欢迎宴会超过了尼克松访华时的宴会规模。在人民解放军管弦乐队演奏的《樱花樱花》、《佐渡小调》、《金毗罗船》等日本传统歌曲声中，周恩来劝田中喝茅台酒，并亲自用筷子往田中盘子里夹菜。

宴会散后回到谈判桌上的气氛却判若两样，尤其是在第二、三轮会谈中，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距离较远，谈判的前途凶吉难卜。田中、大平心里都捏着一把冷汗，因为他们的这次北京之行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田中后来称“的确是一次豁出命来的旅行”。如果这次的谈判破裂，空手回国，田中很可能在党内受到追究责任，导致内阁总辞职。这对于刚刚上台两个月、前程似锦的田中来说，是无论如何不愿看到的结局。来到北京三天的时间过去了，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一直未露面，这不是一个好兆头，田中感到事态严峻。

中日双方代表在加紧接触，互作妥协。在第三轮会谈结束后，中方通知日方代表团，毛泽东主席准备于27日晚会见田中首相。双方最高领导人会见达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的会见实际上已为日中谈判开了“绿灯”，直到这时田中和他的团队成员方才松了一口气。经过谈判代表艰苦努力，双方终于在主要原则问题上达成一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举世瞩目的《中日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签字仪式。田中首相和周恩来总理分别代表日中两国政府在文本上签字，至此，标志日中这两个亚洲大国宣布结束了几十年的敌对状态，恢复邦交正常化，这在日中关系史上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情。

冰释：田中的决断(2)

田中在理顺日本对外关系，进一步创造一个良好而有利日本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环境时，也对国内政策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不久，田中的经济政策负面效应反而日渐明显：物价上涨，公害问题突出，再加上1973年的“石油危机”又引来能源紧张，物资短缺，国民的不满情绪增长。在执政党内，参议院选举失利使党内斗争激化。特别是给田中内阁带来灾难性冲击的“田中金权政治”内幕的揭露。

1973年，福田赳夫已不是田中内阁行政管理厅长官（国务大臣）了，改任田中内阁大藏大臣了，回到了佐藤内阁的职位上，不过他还任过佐藤内阁的外务大臣，可惜他没有担任外相，要这样的话，他会随同田中到中国来访问谈判。

田中角荣在答记者问

1974年10月10日，提前出版的《文艺春秋》11月号刊登一篇题为《田中角荣研究

——他的金脉和人脉》的文章，揭露田中以权谋私、偷税漏税和隐瞒财产等一系列问题，立即在日本政坛引起强烈震荡，自民党内外掀起了追究田中责任的波涛。昔日还是领导日本有方的政坛强人，一时间成了众矢之的。1974年11月，田中角荣不得不宣布内阁总辞职，黯然下台。

离开首相府后，田中在日本政坛的威信依然存在。号称“田中军团”的田中派是自民党内一支力量最大的派系。田中之后的三任日本首相即大平正芳、铃木善幸和中曾根康弘，都是在他的默许乃至支持下上台的。他本人当时也很年轻，不到60岁，其政治潜能还很大。因此，田中在下野后，重返首相府的愿望并未泯灭，只是在等待机会罢了。

然而，田中本人也没有料到，从太平洋彼岸揭露出来的一桩贿赂案——洛克希德行贿案，不但埋葬了他重返首相府之梦，而且削弱了他在党内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甚至迫使他离开政坛。

1974年，田中被迫辞职后，三木武夫当选为自民党总裁、首相。福田赳夫在三木政府里任内阁副首相兼经济企划厅长官，是四任首相的大臣。

田中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同中国的几代领导人之间都有着深厚的友谊。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时专程去田中寓所，看望了这位前首相。同年8月，田中先生坐着轮椅访问中国，参加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纪念活动。1993年3月4日，田中先生在家对前来辞别的中国驻日本大使杨振亚表示：希望在日中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再次访问中国。只是没有料到，无情的病魔剥夺了他的这一良好心愿。1993年12月16日，田中角荣因病医治无效在东京逝世，享年75岁。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等中国领导人分别致电田中家属，对他的病逝表示沉痛哀悼，并高度赞扬了这位前首相的远见卓识和非凡胆略，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开创了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为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净化政治：三木武夫及其政见(1)

福田赳夫与三木武夫曾经都是佐藤荣作的内阁成员，1972年7月，佐藤荣作辞去首相和自民党总裁。同年7月田中角荣接任首相和自民党总裁职务，三木武夫和福田赳夫同时辞去内阁职务。1974年11月，田中被迫辞去首相和自民党总裁职务之后，三木武夫参加了竞选首相和总裁的角逐，这次福田赳夫没有参选。

三木武夫被称为“政界元老”。在自民党内部享有“巴尔干政治家”的美称。生于德岛县农民家庭。明治大学商学院毕业（1929），后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1935年毕业。历任日本协同党委员长（1945）、国民协同党书记长、片山内阁邮政相（1947）及国民民主党和改进党干事长、自民党顾问、干事长、政调会长、经济企划厅和科技厅长宫、通产相、外相、国务相、环境厅长官、自民党总裁兼首相。在自民党内他较早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呼吁恢复日中邦交。他任首相那天就职演说时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外交主张，演说中他对现行的选举方式和政治资金的筹措方式作了批评。任内通过修改公选法，主张在扩大选举公营的同时，强化连座制，取缔违法选举。在对外关系中主张美、中、苏三边并重，维持睦邻友好。并提出同时尊重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生存权利，和平解决耶路撒冷问题，实现永久、公正的中东和平，从而使日本对外政策出现新的转机。对内提出日本经济应“从高速增长转向稳定增长，从量到质的经济素质的变革”。强调“人类的目标是简朴的物质生活与丰富的精神生活交织的新时代”，“人类同乘在一艘地球船上，同呼吸共命运，休戚与共”，成为国内外引用甚广的名言。在与田中密切相关的洛克希德事件中，三木态度明朗，主张彻底追究，严加处理。政治上推行既非社会主义亦非纯粹资本主义的革新保守的路线，试图以不偏不倚的中间道路取得广大国民的信任。

1975年对于日本是战后30年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一个划时代阶段。从整个世界来看，是迈入本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期和充满各种矛盾的一年。在1975年召开的第75届国会上，三木代表新组成的政府对日本的外交、内政的基本方针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阐述，他希望能得到各位议员及全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三木意识到今天的时代是国际协调的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越来越深，而地球却显得越来越小。人类同乘在一艘地球船上，同呼吸共命运，所有的日本国民挤在同一条称为“日本丸”的小艇上休戚与共。

中日友好代表团会谈

然而，遗憾的是从实际情况看这至今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能源问题和粮食问题依然困扰着人类的发展。三木产生了一种危机感，认为在不远的将来人类将陷入资源枯竭和无所作为的境地，仅仅依靠一个国家和个人的能力已经无法挽回这一趋势。

他深深地感到，捍卫国家利益当然是日本外交的基本目标，但不能狭隘地理解为眼前的利益。外交方面的重点是中东和亚洲太平洋问题。

中东的和平与战争动向及石油问题，是1974年最大的国际问题。中东的争端与石油问题是分不开的，因此，为了防止再次爆发中东战争，公正和永久地实现中东和平，三木认为有必要从世界各国的不同立场出发，共同合作解决这一问题。

在许多公开的国际场合，三木强烈要求有关国家遵守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这个决议强调不承认通过战争夺得的领土，要求以色列军队从1967年中东战争的被占领土上撤军，同时要求尊重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有关国家的生存权利，它是一个公正的决议。

这个决议只涉及巴勒斯坦难民问题。遵照联合国的宪章，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权利应该得到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