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问题应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日本主张这些问题应通过对话来圆满解决，使中东实现公正而又永久的和平与稳定，当时三木发誓要尽可能地努力促成双方采用和平手段解决中东问题。

净化政治：三木武夫及其政见(2)

三木走马上任的前后，由于原油价格翻了两番，引起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尤其是对石油依赖程度较高的日本，因为成本增加引起的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恶化而困惑。他作为首相采取了许多应对性的措施，但是收效甚微。

尽管工业品及其他原材料价格上涨，但原油价格却长期以来受抑而处于极低廉的状况，从而引起石油输出国家的不满。对此他认为日本也可以充分理解。但事实是由于油价猛增四倍，使世界经济秩序没有一个适应余地而导致了混乱，这一点也请产油国给予充分谅解。产油国与消费国家不应用强制手段，而应坚持通过对话和协调来调整双方的利益。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东的石油，因此必须格外注意对中东的政策。在当今南北对话的时代，日本的对外经济合作，尽管合作与援助的数量不少，但在质与方法上有不少亟待改善之处。日本的经济合作与援助，不应只为了振兴日本的对外贸易，而应该真正有益于加强受益国的经济、社会基础。毋须重申睦邻友好是日本国外交的重要支柱，日本国要搞好同对世界政治有重大影响的美、中、苏三国的友好关系，是日本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在日、美、中、苏四国关系中，日本都有正式外交关系。保持国与国之间的睦邻友好极为重要。正因为日、美、中、苏四国关系直接影响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所以日本采取这种立场非常重要。田中相信，日本有理由也有能力进一步促进同其他国家的睦邻友好，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作出贡献。

邓颖超与田中角荣及他的夫人合影

日美关系的稳定是日本外交的基轴，三木认为今后日本应进一步努力加强日美友好合作体制，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是日美合作的基本宪章，以往容易给人以片面停留在防卫能力合作之嫌，但在能源和粮食问题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应该欢迎两国之间都有意识地将经济合作与防卫能力并重，恢复条约本来所应有的均衡。按照1972年9月签署的日中联合声明，日中两国的关系发展顺利，两国及两国人民都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稳定而由衷地感到欣慰。田中要在1975年争取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为日中之间子子孙孙永远友好的关系奠定基础。此外，维持日本与台湾的事务性关系的既定方针不变。

日苏之间存在着长期作为悬案的解决北方领土、缔结和平条约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30年之际，日本政府派遣宫泽外相赴苏交涉，遗憾的是北方领土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但三木相信，倘若展望今后30年的日苏关系，两国间的合作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以这种日苏间的合作作为大前提，应增进相互间的信赖，而增进相互信任的第一步，则是解决领土问题，缔结日苏和平友好条约。在三木看来，应当紧紧抓住领土问题，以此为契机，努力解决日苏间未能解决的各种悬案。

日、美、欧三边合作关系也应得到重视，从这个意义说，日本对欧洲的关系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必须更加相互理解和更加密切。

大洋洲各国和加拿大作为发达工业国家都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日本同这些国家将更加紧密地维持传统友好关系。

要积极发展同邻邦韩国的关系。日本同亚洲各国之间通过人才与文化的交流，继续为巩固亚洲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作出贡献。不仅是亚洲，日本还将进一步努力增进同非洲和中南美各国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关系。在广泛展开外交活动的同时，必须重视联合国的作用。最近联合国大学理事会在东京召开。将本部设置在日本的全人类的大学的诞生，使日本人民无不额手称庆。三木认为这是一个难得机遇，并在政府内阁会议上表示说：今后，日本政府将支持联合国大学的发展。

1975年，是联合国决议规定的“国际妇女年”，值此有意义的一年中，日本将进一步努力提高妇女的地位。

国内问题的当务之急在于稳定物价。与1974年同期相比，消费物价的上涨幅度将控制在15％，并将制定强有力措施，尽可能地抑制公用事业费用，它也可以对物价产生影响。

净化政治：三木武夫及其政见(3)

在此紧要关头，迎来了工资谈判的“春斗”时期，三木政府希望劳资双方都注意物价稳定的趋向，定出一个有节制而又适当的谈判方案。

因为经济停滞前景暗淡，西德和美国将把政策的重点从抑制通货膨胀转向对经济萧条的控制。物价涨幅居高不下的日本，三木认为不能简单地避开抑制总需求的对策。在此前提下，政府将制定一系列不殃及中小企业利益的详细对策。同时有重点地分配财政，加强对社会保障、教育、住宅等生活设施的建设，从社会公正角度，认真救济因通货膨胀影响而受贫困的弱者。以往日本经济从量的扩大向质的充实转换很有必要，今天则须更灵活地将经济高速增长方式向经济稳定增长和提高福利的方向转变。支持高速度经济增长的内外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只要有美元，什么都能廉价买到”的时代结束了。发展中国家接二连三地赶了上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要想恢复原状既不可能也不合理。

三木已清楚看到，这一系列内外形势的变化，正在促进能顺应新潮流变化的产业结构的变革。日本的经济具有特别依赖资源进口的特征，因而必须逐步减少对国外资源的依赖程度。企业也须进一步努力运用智能和情报，尽可能地节约资源和劳动力。要使日本经济从高速度增长转向稳定增长，从量到质进行经济素质的变革，必须重新评价高速度增长时代的各种体制和惯例。三木权衡利弊认为，制度和惯例一旦形成，要变革是非常困难的，但在改革的过程中这些困难又无法回避。这包括财政结构的僵化，应该对行政和财政现状作全面的审查，这绝非轻而易举之事。要改变既存的思维方式，放弃既存的权利，必然伴随着巨大的抵制。但为了实现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日本政治，必须彻底破除这些传统的习俗和思想，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时代赋以政治家的重要职责和义务。

为了确保自由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三木武夫政府已向国会提出了禁止垄断法的修正案，为保证社会公平还应重视福利政策，因而地方行政的管理也很重要。三木所必须面对的是，今天，人们的价值观念正在改变，国民追求的不仅仅限于豪华的消费生活，而更注重维护美丽的自然环境、文化的发展、舒适的生活、完善的医疗、教育及其他公共设施。地方行政部门肩负着实现居民愿望的直接责任。由于从经济的量的扩大时代，转向以生活为中心、重视福利的质的充实时代的变革，地方行政部门所起的作用进一步增大。而要实现自主负责的地方行政，劳资双方每年春季关于工资、福利等问题的谈判，就必须从国家同地方的关系着手，对地方的行政与财政方式进行全面探讨，使福利政策能得以实现的是国民的联合与合作观念及互助精神。归根结底高福利意味着高负担，因此如果没有国民合作的基础，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福利的目标。与福利并重，教育也是三木施政的重点。三木坚信如果想将明治的先驱者重视教育的传统延续到今天，那么我们为了21世纪的子孙后代，有责任重振教育。三木将尽其所能进一步加强教育事业。根据这一宗旨，三木政府加强对民间办学的资助，改善教师待遇，增加育英奖学金的资助额。同时将教育排除在政治争论范围之外，建立安静而又不受干扰的教育环境。

只要是人类，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生存。为了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在能力，必须保证教育机会的均等，要保障使教师专心致志安于教育事业的良好待遇。资源匮乏的日本人所依赖的正是日本民族的创造意识、睿知、技能和勤奋，教育必须以开发这种能力和个性为目标。

维持国防和国内政局的稳定是政治的基础，三木不赞成无防备论。现实的国际常识告诉人们，将具有巨大国际影响的日本防卫能力置于一种真空状态，对恢复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是有害无利的。但是，日本的国防始终是为了自卫，它不会构成对亚洲邻国的威胁。对日本的核武装问题将不予考虑，而防止核扩散条约则在能够满足与西欧等国平等进行核能的和平利用及检查的条件之后，才考虑签约。核时代国防的首要观念，在于共同制止和不诱发核战争及与核大战相关的争端。民主主义同一切暴力格格不入，三木认为它必须坚决排斥无视法律和秩序及威胁国民生活的各种暴力行为，三木主张必须经常修订各种新的规章制度。

净化政治：三木武夫及其政见(4)

在新内阁重新起步之际，三木首先要对诸位议员表示的即是：政府决心建立起一种实实在在和应有的议会政治制度。为了恢复对日本政治的信任，应对今天的选举方式和政治资金的筹措方式采取果断措施。劳资关系无论怎么说也绝不可能仅仅是劳资对立的关系和相互斗争的方式。企业家和工会会员都是国民中的一员，难道不能在国民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劳资关系方式吗？高速度经济成长已为国民所习以为常，人们对浪费与奢华也有些麻木不仁，三木大声疾呼，今后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并非是日本人民在趋于贫困，而是因为人们生活在一个节约使用世界资源和适度稳定增长的社会，日本的发展将与世界脉搏的跳动同步，成为正常、稳定和发展的日本。

人类所追求的目标，是简朴的物质生活与丰富的精神生活交织的新时代的诞生。日本的先辈经历了无数次的考验才建成了今天的日本，三木坚信假如日本国民齐心协力，就一定能渡过难关，建成世界新模式的崭新的日本。

38年来，三木唯以民主政治和国际和平为己愿，在当今国内外形势极为严峻的时刻，为了日本人民，为自由民主政治及世界的和平，三木将竭尽全力担当起这一光荣的重责，决心为实现这一历史使命而鞠躬尽瘁。

三木的很多施政方略是可行的，并且起到了改善日本现状的作用，但是在矛盾化为突出的经济过热过快的问题上只得了50分。

打扫型政治家：福田赳夫(1)

在日本，“世袭政治”可以说是常见的。福田康夫是子承父业，与父亲一样也是在71岁当选日本首相，“弟承兄业”也大有其例子，佐藤荣作就是岸信介的胞弟。他哥哥岸信介下台4年之后，其弟弟又当上了首相，这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不可多见，可以说创造了世界吉尼斯记录。

在中日交往的历史中，引人注目的当然要数福田康夫的父亲福田赳夫，他非常熟悉中国，并且与中国签订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这个条约对中日两国的正常交往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976年至1978年间，福田赳夫当选为日本首相时，福田康夫离开石油公司，踏上政坛的征途，当上了首相秘书。据说福田康夫的抉择完全取决于父亲福田赳夫的决定，那么41岁的福田康夫虽然有自己的人生主张，但作为从政十分成功的例子在日本也不多见，他认为与其父亲相比，自己经商并不那么如意，除了薪酬比别的公司高一些，没有别的优厚待遇，不能总是跟老板打工，他也想另择他业，于是在父亲的影响下当了一名首相秘书。福田赳夫到底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其经历如何呢？福田赳夫1905年1月4日生于群马县群马町。1929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学院毕业，后入大藏省任职。1930年起任驻英国和法国大使馆的财务秘书，1933年回国后历任司税官、税务署署长、大藏省调查科科长、大藏大臣官房秘书科科长、情报局情报官、大藏银行监理官和大藏省主计局局长等职。1941年随石渡庄太郎(汪

伪政府“经济顾问”)到中国主持汪伪“储备券”发行工作。1942年任汪伪政府“经济顾问”。1945年任日本大藏省官房长官。1946年任大藏省银行局局长，1947年任计划局局长。1952年以来十三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53年参加自由党，1954年退出自由党参加民主党，并任民主党政务调查会副会长。1955年自由民主党组成后，参加自民党。1957—1959年自由民主党副干事长、政务调查会会长、干事长。1959年6月任岸信介内阁农林大臣。1960年任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会长，后因批评经济高速度发展政策而辞职。1965年任佐藤内阁大藏大臣。1966年任自民党干事长。1968年任佐藤内阁大藏大臣。1971年任佐藤内阁外务大臣。1972年任田中内阁行政管理厅长官(国务大臣)。1973年任田中内阁大藏大臣。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