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很配合地在单人囚室里每日奋笔疾书,从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七日,日书数千言,十日后写成《李秀成自述》。李秀成虽然对曾国藩报有幻想,但终究还是在写完《自述》后被凌迟处死。参与审理李秀成全过程的赵烈文在日记里记载说:“(李秀成)傍晚赴市,作绝命词,无韵而俚鄙可笑,付监刑庞省三,叙其尽忠之意,遂就诛。”
赵烈文也亲眼目睹了湘军攻破天京的全过程,据他的记载,湘军入城后到处杀人抢掠,连两三岁的小孩也不放过,杀之取乐。天京城中,唯见血雨腥风,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在抢掠完之后,湘军开始四处纵火,城中火光冲天,三日不止,“十年壮丽天王府”,老百姓十年的血汗,就这样被烧了个一干二净。
整个天京,至少有十万多人被杀。中国近代史上,最苦唯有南京人。1853年太平军攻下南京,杀!1864年湘军攻下南京,杀!1937年日本兵攻下南京,更是血海滔天!
太平天国13年,如今尘埃终落定。回望滔滔江水,13年的血海拼杀,曾国藩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再造晚清的“中兴第一名臣”。
太平余波,纷纷扰扰(1)
天京城破后,幼天王洪天贵福骑着李秀成给他的骏马,乘着天黑闯出了天京城,但在随后的突围中又和李秀成走散。幸好李世贤及时拍马赶到,洪天贵福才得以杀出重围,逃到安徽广德一带。
此时,正在外地召集勤王兵的干王洪仁玕听说天京围急,急欲赶回天京,但在路上就得知天京陷落,幼主到了广德,洪仁玕于是又赶到那里与他们会合。洪天贵福见了族叔后,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赶紧封洪仁玕为军师。
好不容易喘了口气后,李世贤跟洪仁玕说:“如今天京虽然已经失陷,但好在幼天王已经脱险,革命还有希望。现在长江以南堵王黄文金和康王汪海洋的兵力,加起来有三十多万;长江以北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加上张宗禹(捻军)的兵力,大概也有六七十万,如此算来,我们还有百万之众,只要团结一心,还是能够横行天下的。当今之计,最好是以幼天王为号召,让堵王赶紧和康王合兵一起,增加彼此的势力,然后直捣湖南,夺取长沙。到时继续北上,会合汉中陈得才和张宗禹之兵力,就有百万之众了。等到大兵集合在一起,我们立刻杀奔关中,夺取咸阳,再图中兴之业。”
李世贤的计划,和道州举人胡孝先最开始时向洪秀全提出的建议,几乎如出一辙。只不过,他估计的兵力,里面是大有水分的。
洪仁玕听后表示同意。于是两人领着幼天王,带领残余兵力,赶到浙江湖州去见堵王黄文金。当时太平天国的叛将蔡元隆,帮助清军攻占了湖州,堵王黄文金恼怒,正把湖州围了个水泄不通,但这个蔡元隆在城内坚守不出,黄文金听说城内粮食吃完,连战马也吃了,心想一定要破城宰了这个叛徒。
李世贤和洪仁玕两人都劝黄文金不要在这里纠缠,不如赶紧穿过江西,西进湖南,然后北上汉中和江北的太平军余部会合,再图大业。但黄文金不听,说:“这个该死的叛徒已经弹尽粮绝,我马上就可以破城,必须杀了他才能泄我心头之恨。”
两人见黄文金如此顽固,也没办法,毕竟这是黄文金的地盘。黄文金围了湖州一个月,最终攻破湖州并抓到了叛徒蔡元隆,但他的手下却私自把蔡元隆放跑了。紧接着,湘军的主力部队杀到,太平军在败退中,黄文金中炮身亡,该部太平军损失过半。
剩下的太平军在李秀成和洪仁玕的带领下,想南下会合康王汪海洋,但在江西境内遇到左宗棠的军队追击,太平军又被打得大败,最后只剩下两三千人。随后清将席宝田又带兵追来,结果洪仁玕在1865年10月于江西石城被俘虏,幼天王再次走失,剩余的太平军也作鸟兽散。
很遗憾的是,这时洪仁玕一行人与汪海洋所部的距离,大概只有30里之遥。
1865年11月23日,洪仁玕在南昌被处死。死前,江西巡抚沈葆桢见他是个人才,还曾派当时已经降清的原太平天国听王陈炳文去诱降他,但被洪仁玕严词拒绝。他在自己的遗言里说,“今予亦只法文丞相(文天祥)已”,“我鞠躬尽瘁,唯求速死”。临刑前,四十三岁的干王赋诗一首:“我今即永逝,一语贻后贤;天国祚虽断,复生待他年”,实现了他“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的誓言。
再说幼天王洪天贵福,在和大部队走散后,吓得躲进了山中。洪天贵福当时只有十六岁,从小长在天王府,没有见识过外面的世界,也没有丝毫的生活自理能力。小孩子躲进深山三天三夜,渴了掬把山泉水喝,饿了只能靠摘野果充饥。
但洪天贵福最后还是饿得不行,只好蹒跚着独自下山,但脚下的鞋因为在清军冲击的时候已经丢失,只能光着脚丫强撑着,好不容易走到山下,两个脚板早已经满是水泡,小天王痛得坐在路上低声哭泣。
说来也巧,其实当时汪海洋的军队刚从他的不远处经过,洪天贵福也看见了,但因为脚痛,赶不上这些人行军的速度,洪天贵福又不敢喊,最终没有及时会合。过了一天,路上有难民成群结队地经过,洪天贵福便跟着这些人的后面一起乞讨,辗转数月后,一个不小心误投了敌营。更不巧的是,敌营中有个人曾经跟小天王的叔叔洪仁政放过牛,一下就把洪天贵福给认出来了,结果小天王被送到了席宝田那里。席宝田见后大喜,预备送到北京去请功。
太平余波,纷纷扰扰(2)
后来有人跟席宝田说:“大人先别急着去请功,搞不好功劳没搞到,反招来麻烦!曾国藩大帅先前已经上奏朝廷,说洪氏无遗类,大人如今说自己捉得洪天贵福,曾大人岂不是很没面子?还不如偷偷把这个小孩放了。”
席宝田听后默然不语,但也不敢私自放了,最后把洪天贵福送到江西巡抚沈葆桢军中,沈葆桢便在南昌将洪天贵福处死了。虽然洪天贵福比洪仁玕被俘要晚,但比洪仁玕还要早五天处死。
李世贤和洪天贵福走散后,和手下六十骑冲出重围,最后投奔到汪海洋军中,并乞求汪海洋发兵去迎接幼天王。汪海洋派兵去找了,大概就是洪天贵福下山时看到的小股太平军,可惜机缘不巧,最后洪天贵福还是没能赶上。后来李世贤又劝汪海洋进军湖南北上,两人意见不合,李世贤想拉出人马,另立山头,结果在1865年8月被汪海洋派心腹给刺死。也有说李世贤在汪海洋战败后隐匿民间,剃去长发,隐居终身。
康王汪海洋最初是石达开的部下,石达开出走路过安庆时,汪海洋便率军一直跟随左右。后来石达开进入广西、云贵,山路险阻,看不到希望,大家多有抱怨。石达开见军心已乱,便在营前立下红白二旗,说:“大家跟随我这几年,万里跋涉,路途辛苦,但只要我们到了四川,大家就有好日子过了。如果大家愿意跟我进军四川的,站到红旗下;想回江南的,就立到白旗下。”
出乎石达开意料的是,大部分人居然都哄然跑到了白旗下。于是汪海洋拔了白旗,大声道:“想回江南的跟我走!”
最后,有十多万人跟着汪海洋回到江西,成为李秀成的部下。天京陷落后,汪海洋手下的太平军还有近十万人。但是好景不长,后来这部分太平军在广东梅州一带被左宗棠的军队击溃,1866年1月,汪海洋在广东伤重而死,余部则由偕王谭体元率领,但在1866年2月,这部分残军也被左宗棠和鲍超最终剿灭,偕王谭体元投崖自尽。
由此,长江以南的太平军余部全部败灭。
长江以北的太平军余部坚持时间稍微长点。当时的扶王陈得才和遵王赖文光,本都是陈玉成的旧部,加上友军张宗禹(原捻军领袖张乐行的侄子)的军队,当时也号称有百万之众(水分太大,估计也就十万)。1864年,遵王赖文光率军回救天京,前锋已经抵达英霍。湘军在英霍将太平军挡住,派人在阵前大呼:“天京已经被攻破了,你们的天王也早死了,你们抵抗也没有用处,还不投降?”
众人听后愕然不已,士气一下子就低落了许多。后来这些人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清兵所说的不假,当下军心大乱,有一半多人都向清军投降了。前锋主将陈得才听说幼天王到了浙江,便收集剩下的五六万太平军,但在安徽麻城被清军打败,结果引发兵变,陈得才死于军中,剩下的太平军大都散去。
张宗禹当时的兵力,号称有四五十万,正计划进攻开封。而开封当时有僧格林沁的十万精兵,两军交锋时,张宗禹有个十九岁的弟弟名叫小黑,骁勇无比,尽管僧王军队炮如雨下,小黑悍然不顾,率领捻军骑兵猛冲,僧王部队被冲得溃不成军,大败而逃。
在来去如风的捻军骑兵面前,不可一世的僧王被打得摸不着北,其本人也被冲得连自己队伍都找不到了,最后躲进了山东曹州高楼寨的麦地里。在1865年5月18日的凌晨,僧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居然被一个十几岁的捻军小鬼张皮鲠一刀砍死!
僧王死后,左宗棠奉命进剿捻军,左宗棠仍旧使用湘军的老办法,结硬寨,打呆仗,以困住捻军。捻军后来经过朱仙镇的时候,张宗禹等人进岳庙拜谒岳飞像,并发誓要扫除鞑虏。第二天,捻军果然大胜,于是这些人很高兴地庆祝,认为有神保佑。但后来再战遭到败绩,这些人又迁怒于神像,动手把神像的头也给削了,以泄其愤。
后来见形势不妙,张宗禹等人就聚在一起谋划说:“现在敌军人多势大,长江以南的太平军也已经绝迹,我们不如北渡黄河,直捣燕京。要是成功了就夺取满清的国都,不成功,死了也无憾!”
太平余波,纷纷扰扰(3)
这种冒险的做法,李自成尝试过,开始成功了,但后来还是被八旗军打败了;李开芳、林凤翔北伐军也曾尝试过,但最终败于僧格林沁和胜保之手。
当时捻军的形势相当危急。清军已经潮水般的杀来,当时湘军和其他军队都已经追击到这里(因为其他地方基本平定),计有李鸿章、左宗棠、刘铭传、英翰、郭松林等主力部队相继赶来。正当捻军准备过河的时候,却又发现黄河渡口没有船只。正慌张之时,突然黄河结冰,捻军赶紧履冰而过。
但黄河结冰,捻军过得,清军也过得,而且很快就追上捻军,结果小黑战死军中,捻军队伍也被打得七零八落,大部分人都向清军投降了。张宗禹带领残部继续向北进军,1868年2月,淮军刘铭传、郭松林率军在山东茌平把张宗禹的西捻军团团围住,张宗禹投徒骇河自杀,也有说张宗禹没死,最后不知所终。
北伐军的李开芳,最后也是死在了山东荏平县,地点是冯官屯。
再说遵王赖文光。因为和张宗禹意见不合,1866年秋赖文光等率领东捻军继续留在中原淮北一带。1868年1月赖文光率军南撤到扬州,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等部的追兵赶来,最后在扬州瓦窑铺被道员吴毓兰部淮军围困,赖文光本人被俘后遭杀害,东捻军残部最终全军覆没。
就此,太平余波,南北悉平。
来邻不善,沙俄的鲸吞蚕食(1)
沙俄原被叫做“罗刹国”(russia的译名),本不与中国接壤。直到公元820年,在基辅一带才建立了一个名叫“罗斯”(ross)的公国,13世纪蒙古人西征的时候,罗斯公国分崩离析,归附于当时的金帐汗国。为了获得蒙古人授予的“俄罗斯大公”封号,罗斯公国的各王公不惜奴颜婢膝,相互倾轧,最后莫斯科公国脱颖而出,并日渐强大,最终摆脱了蒙古人的羁绊。1547年,伊凡四世正式加冕沙皇,由此,沙皇俄国走上了四处扩张的道路。
对于沙俄侵占中国的大量领土,清朝统治者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当然,这并不仅仅是指那些和沙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事实上,那些条约的签订,一来是因为大清孱弱无力受人逼迫,二来是因为统治者对疆域领土概念的盲目无知无所作为。但最关键的是,清廷将东北三省和新疆当成是满族人的最后依附之地,在非常之时留给自己的一条退路,而禁止汉族和其他民族向这些地区移民,导致这些地区人口极度缺乏,这才给了沙俄可乘之机。
晚清时期被沙俄割去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都是人口稀少的地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清朝统治者禁止人口向这些地区迁移的错误政策导致。约瑟夫·弗莱彻教授在《剑桥中国晚清史》里不无遗憾地说:“清帝国丧失了最东北的广袤而宝贵的土地,因为清政府没有看到这些土地的价值,并且依然坚持把汉人限制在中国本土这一过时的政策。”
一直到19世纪后期,清政府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放开汉人迁移的限制,这才有了“闯关东”、“走西口”的移民浪潮,而这也是中国东北和西北部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