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杨尚昆、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说到机动的工作，王敏清对笔者说：“那时怀仁堂时常演节目，中央领导人观看时，我们要有人跟随值班。我们在怀仁堂里有专座，一旦发生什么事情，领导人的随身警卫和工作人员很容易找到我们。”

王敏清说他对一般的演出兴趣不是很大，但他对京剧却可称得上着迷上瘾。他说那是在延安看《打渔杀家》、《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看上瘾的。他说当年头脑中甚至闪过到延安评剧院当演员的念头。恰好中南海保健组里的人对京剧都缺乏欣赏热情，甚至觉得看戏是受煎熬，所以每当演京剧时，王敏清就把值班的任务全包揽了。

“听许多前辈讲，延安时期领导和群众间等级观念是最淡薄的，所以见中央领导人，机会比较多，也比较容易。我想您在延安大概就见到过毛泽东，但那种见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见感受也许不尽相同，而且此时见面，可能会发生对话，印象会特别深。”笔者问。

“的确如你所说。在延安我就见过毛泽东，有时在一起看节目、看戏，相距都不算远。刚到中南海工作时，我首先要做的是熟悉环境，熟悉服务对象的情况。到春藕斋、怀仁堂、游泳池等处转悠，认认各位领导人的门，同各位领导人的夫人、秘书、警卫人员建立联系，了解有关情况，以便于开展医疗保健工作，并经安排见领导人。在中南海里走动，总有机会看见毛泽东，但一直没有说过话。”王敏清说。

王敏清说他到中南海后第一次和毛泽东面对面讲话，还是在一次舞会上。当时，春藕斋每周举办一两次舞会，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解除紧张工作的疲劳常常到场。保健处也要派人值班，以防万一。在春耦斋的舞会上，保健人员有时也会上场活动一下。

“有一次跳舞，我和舞伴跳到毛泽东身边时，舞曲骤然终止，我正好和毛泽东面对面。我看着他，也不知是该向他问候呢，还是离开。毛泽东先开口了，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门工作，从哪调来的。我回答说：我叫王敏清，在保健处工作，原先在北京医院，刚刚调来不久。说着话，毛泽东还和我握了握手，当时我十分激动。”

经常和毛泽东在游泳池会面

6、1955年夏季，王敏清经常和毛泽东在游泳池“会面”/哨兵立即冲进屋里，及时把他们3人救了出来/在西湖畔，王敏清受到毛泽东“表扬”

1955年夏，王敏清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多了起来。“毛泽东喜欢游泳，在北京时常常去中南海内的游泳池，我这个机动医生跟随值班的机会也自然更多些。那时的毛泽东身体好，水性也好，因此没发生过什么意外情况。我们只是做些点点眼药，处置一下耳内的积水，有时观察一下血压、心跳之类的工作。”

夏过秋来，秋去冬至，王敏清接到通知，到杭州毛泽东和江青住地做医疗保健值班。他遂前往杭州，住进了西湖之滨的汪庄。1956年初的杭州，超乎寻常的寒冷。可毛泽东的脑海里，正酝酿着推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运动更新的热潮。

这年1月，毛泽东主持编辑、并亲自写了序言和大量按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本来，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村合作化的任务相当艰巨，也许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没想到仅用了6年左右就顺利完成了合作化的过程。有着“不断革命”强烈意念的毛泽东，随之萌发了终于招致不良后果的、急于“并社升级”的进一步跃进的思想。

也是王敏清住进汪庄的那段日子，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毅、柯庆施、谭震林、廖鲁言及辽宁、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和华东五省、中南六省的省委书记，对由他起草的《农业十七条》进行补充和修改，形成了《农业四十条》的初稿，并拟出了从1956年至1967年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当时的汪庄招待所里还没暖气，气温骤降时，靠燃炭火取暖。一天，寒流袭来，加上南方的湿冷令人难以忍受，晚上王敏清和徐涛把燃着木炭的火盆端进屋里，便匆匆就寝。

护士魏琳在王敏清他们屋里的电话旁，等着罗瑞卿通知她去做治疗的电话。午夜过后，电话铃响了，魏琳刚拿起电话听筒，就因煤气中毒摔倒在地板上。

魏琳倒地时，碰翻了火盆，引起地板着火。摔倒声与满屋烟熏，惊醒了王敏清，还没清醒过来的他感觉出了事，迷迷糊糊地去推门，可门被卡住了，只推开一点小缝。然后，他把魏琳抱到另一张床上，就在这时，他也因煤气中毒支持不住昏倒了。

屋外的哨兵听见屋里连响数声，又有烟从门缝里冒出来，感觉情况有异，立即冲进屋里，及时把他们三人救了出来。

清醒之后，王敏清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天亮时，王敏清感到头痛得厉害且浑身无力，但想到早饭后例行的随毛泽东散步，便强忍着疼痛来到西湖边。

毛泽东显然已经知晓夜里发生的事故，见到王敏清走来，便操着浓浓的湖南口音，打趣他说：“两个医生煤气中毒，应该表扬。”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听了，都呵呵地笑了起来。

保健医生们没有保健好自己，造成不太好的影响，王敏清内心自责不已。毛泽东以幽默的口吻，提醒他们对此引起重视，使王敏清感到一阵温暖。

杨尚昆的茶杯里有“秘密”

7、我跟随时间最长的就是杨尚昆/杨尚昆的茶杯里有“秘密”/王敏清“轻慢”了陈伯达/陈伯达非要护士小宋照顾他的儿子

从进中南海，到1957年回北京医院参加“反右”运动，王敏清在中南海保健处除了机动之外，还主要负责杨尚昆的医疗保健。

“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工作头绪比较多，也比较忙碌，晚上经常工作到12点多钟才能休息；而且时常因为工作过于劳累而打乱饮食规律，如外出活动、无法按时吃饭，引起低血糖症状。我有几次见到他心慌、无力，脸色煞白，快要晕倒了。”

针对杨尚昆的这种病症，王敏清经常提醒他工作生活要有节奏，要注意劳逸结合，避免过度劳累。同时还对他提出饮食方面的注意事项。最初，他还建议杨尚昆的秘书或警卫，随身带上一些糖块，在必要的时候给杨尚昆吃，补充一些糖分。

可后来，王敏清经仔细观察发现，杨尚昆并不怎么吃糖。原来不能按时吃饭往往是因为谈话或开会，有时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剥糖吃很不合适。于是王敏清又想了另一种办法，再逢开会或会谈，自己就带一包葡萄糖，必要时就冲一杯葡萄糖水，让秘书或警卫端给杨尚昆。开会和谈话中间，秘书或警卫递杯茶水是很自然的，喝时也不必再有顾虑。如此一来，杨尚昆低血糖症状的发生率就少多了。

回忆自己从事高层领导人医疗保健工作的生涯，王敏清说：“我跟随时间最长的，就是杨尚昆。第一次进中南海，主要保健对象中就有他；第三次进中南海，虽说主要对象改为邓小平，但仍兼顾他；1964年，杨尚昆下放陕西一年，我也跟着他去了一年；‘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五进中南海，还经常参与和过问他的医疗保健工作。”

王敏清说，和杨尚昆长久接触，感受最深的是好相处，杨尚昆接人待物，平易随和，没有一点架子。在医疗保健方面，他从不主动提什么要求，总是力求从简，尽量不麻烦医务人员。

那时，中央党政领导人，每年都要做一次全面体检；还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半年进行一次重点项目的检查。杨尚昆的例行检查，包括胸部透视、心电图、胆固醇、肝功能、钡餐胃肠造影、糖耐量试验、血糖等等。每次检查前，王敏清都要与杨尚昆讲述检查的项目、作用，并根据他的工作活动情况，具体安排检查的地点和时间。

每到这时，杨尚昆总是说自己的身体不错，不必检查了；或说某项某项检查做过了，这次就免了吧。经王敏清再次阐述一遍检查的必要性，他才遵从医嘱。

同杨尚昆的不太关注自己相反，陈伯达在医疗保健的事上显得有些斤斤计较。陈伯达那时的身体状况也不错，例行检查一直没有发现有什么病症。但他却经常要保健医生去看望他，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

有一年例行检查期间，王敏清将他负责的陈伯达等领导人的检查时间都做了安排。可不久，杨尚昆的秘书通知王敏清，说杨尚昆下一个星期要出国访问。一般来说，访问前需要体检。由于医院床位紧张，王敏清遂安排杨尚昆提前住院检查，而将原先安排陈伯达住院检查的时间推迟了几天，因当时陈伯达也没有什么紧急情况。

不料，此事被陈伯达知道后，大发雷霆，质问王敏清为什么把他的检查挪到后头，而让杨尚昆加在他前面，言下露出是对他有轻慢之意。王敏清向他解释后，他依旧耿耿于怀。

后来，杨尚昆听闻了此事。他对王敏清说：“我身体挺好的，你何必让他生气呢？”王敏清说：“我这是从需要出发，问心无愧。”在对待体检一事上，两人态度反差竟如此之大，使王敏清感触颇深。

还有一次，陈伯达的孩子患麻疹，因为麻疹的治疗重点是护理和防止并发症，于是，王敏清决定调一个护士每天去料理一下。

而陈伯达非要将平日跟随王敏清、同时还负责其他领导同志保健的护士小宋留住他家，天天守护他的儿子。在陈伯达的一再坚持下，王敏清只好让小宋照顾他的孩子。

陪江青不得不一日七餐

8、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对王敏清说，为江青找保健医生很不容易/王敏清觉得父亲好像有难言之隐/江青心血来潮提议和身边工作人员共同进餐/为了陪江青吃一日三餐，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不一日七餐

1957年春，“反右”斗争日益高涨，中南海保健处医生全部被调回北京医院参加运动。但王敏清等人仍在医院的保健办公室，从事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

到了1959年冬季，中央一些老同志陆续前往温暖如春的南方休养。北京医院保健办公室副主任力伯畏通知王敏清，要他护送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去广州。

到了广州，王敏清同广东省卫生厅负责保健的人员交接完工作，正准备返京，当时一方面在广州休养，一方面又坐镇广州，主持保健工作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要王敏清去见他。

一见面，傅连暲就对他说：“徐涛大夫要调离江青同志处，而江青同志的身边仍需要保健医生，组织上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你去比较合适，江青同志也同意，希望你能承担起这项工作。江青同志现在广州，你就不要返回北京了。”

“我听后内心十分矛盾。那个时候，在我们看来，在江青身边工作，几乎等于直接为毛泽东工作。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是要经过反复筛选和一定时期考验的，是很高的荣誉和极大的信任。在那个时代得到这样的荣誉和信任，内心没有几分激动那是谎话。但我毕竟在中南海保健组工作过两年，和徐涛也很熟，知道江青不好伺侯。徐涛曾几度被江青斥责、赶走，只是因无人替代又几度返回。我想徐涛比我年长，资格比我老，经验比我丰富，连他都难以胜任的话，我更不能轻松了。”

当即，王敏清婉转地谈了对担任江青保健医生有些为难的想法，傅连暲说：“你也知道，找一个适合这工作的人多不容易。你在保健处工作过，业务上胜任，人又都熟悉，还是把工作接下来吧。”王敏清仍然犹豫不决。

从傅连暲处出来，王敏清就找到也在广州休养的父亲王世英征求意见。没想到在中央苏区就当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傅连暲，同自己父亲是老相识，他早已同王世英谈过了此事。

王世英的心情，比儿子更复杂。他从内心讲是不赞成儿子做江青的保健医生的，可又不便在毫不知情的儿子面前，翻江青的老账，使党的主席的夫人形象受损。他只是让王敏清慎重掂量，如果接过工作，就全力以赴地做好。

王敏清隐约感到父亲讲这些话的时候，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但他实在想不到父亲当年曾上书党中央劝阻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最后，王敏清接受了组织的决定。他预想到工作可能较艰难，可能会受些委屈，但一切看在毛主席的份上，为让毛主席减轻些生活方面的负担和搅扰，自己就尽量克制吧！他抱着遇事忍三分的态度，接受了此项任务。

确定为保健医生后和江青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广东省委东山招待所小岛二号楼。初次见面，江青对王敏清很客气，她坐在沙发上，让他坐在了她旁边的沙发上，并吩咐服务员给他沏茶。后来，王敏清了解到，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能享受在江青住所中同她平坐在沙发上待遇的人极少。

“我刚接手工作时，江青身边的服务人员有七八个：殷曼丽、程美英、李强华三位护士，负责医疗护理方面的工作；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