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成担任警卫，还要负责江青的生活，以及同广东省有关部门的联络；广东省委警卫处干部张荣，也整日跟着我们；还有两位服务员韩芷芬和张淑兰。”

王敏清被安排在二号楼的楼上，和李连成住在一起。楼下是江青白天通常活动的地方。这里的人一再提醒他江青怕声响。他们在室内、在地毯上走也要脱了鞋；同江青说话，声音要轻得只能对话的两个人听见；江青活动范围内的门缝，都垫了纱布或海绵。

一天，江青心血来潮，突然提议以后要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桌进餐，说这是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

所有的人都知道江青怕声响，所以和她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都尽量不发出声音，甚至吃青菜也不敢出声。为了把饭吃得悄无声息，王敏清他们只好顿顿与豆腐相伴。有的护士因为怕嚼出声响，硬把一碗米饭直接吞进腹中，结果导致肠胃患病。

不久，江青也发现，同桌人的菜总是豆腐，还问王敏清：你们怎么总吃豆腐？王敏清被问得啼笑皆非，只得说，我们喜欢吃豆腐。

和江青同桌不仅没有甘，只有苦，而且她一放筷子，大家也得“住口”。长此以往是要影响身体和工作的，于是王敏清他们在陪江青吃完饭送她走后，还得再回到餐厅补吃一顿“自由饭”。这样一来，加上晚间的夜宵，王敏清他们每天要吃七顿饭。外界人还以为他们多享福，而他们的感觉却是受洋罪。

“江青吃饭的确很斯文，她自己吃饭时确实不发出什么声响。”王敏清说：“我们当时也觉得奇怪，她对许多细小的声音反映敏感，特别挑剔，可是当她听音乐、跳舞、看戏、看电影的时候，那么大动静，她倒不怕了。”

“江青喜欢听什么音乐，都看些什么电影呢？”笔者问。“她听的多是西洋音乐、轻音乐、交响乐；她那时看的影片也多是外国的，是从香港过来的。”

江青突然要检查身体

9、专家们上街了，江青突然要王敏清通知下午查体/转暖还寒的初春，江青寓所周围的园工却光着脚干活

1960年元旦过后，中央保健局根据江青本人的要求，由局长史书翰带着北京医学院精神科主任、教授伍正谊、上海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上海精神病防治院院长粟宗华，聚集到广州，为江青会诊，还临时请来了内科、妇科专家为她检查身体。

毛泽东为了表示对江青的关心，到广州时，让负责自己保健的医生和护士长吴旭君也来协助体检。

“据某医生回忆录，专家聚集的检查是在1961年春。您能肯定是1960年吗？”笔者问。“肯定是1960年，否则我就不会在场了，而且有照片为证。”说着王敏清翻出了几幅1960年在广州他和几位给江青体检的专家合影的照片。“当然那位医生也在场，但他的叙述显然错了。”王敏清补充道。

他们迅速做好了检查的准备，可江青却编织出各种理由，今天有安排，明天不舒服，迟迟不能做检查，让几位重任在身、医务繁忙的权威专家，坐等了一个多月。

春节过后的一天，几位专家说，来了这么久了，成天坐守，也没看看广州，估计今天也检查不成了，便结伴上街去了。可偏偏在这天午饭时，江青突然要王敏清通知专家们，下午可以体检。

王敏清一听就急了，若告诉江青专家上街了，要她变更检查时间，她肯定会大发雷霆，不依不饶；若隐瞒真相，等她午休后不见医生，也没法交代；马上寻找吧，偌大一个广州城，谁知几位专家上哪啦！

吃罢饭送江青休息后，王敏清立即同广东省委有关方面商议联系，派人开车在广州城内寻找几位教授。结果出动了不少人，总算在江青起床前，把几位专家给找回来了，王敏清那悬在半空的心这才落了地。

体检中，有几个查血的项目。抽血一般的护士都能胜任，但给江青抽血却让所有的人却步。王敏清对在场的毛泽东保健医生说：李大夫，你经验丰富，你来吧？李大夫推脱了。王敏清又请毛泽东的护士长来抽，护士长也有些犹豫。王敏清感到只有由他来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了。

江青的血管很细，而且没有暴露在表层，很不好找。给她抽血绝对不能反复进针，或用针头在皮内探寻。王敏清凭借自己干军医的老底子和临床的经验，一针就扎中了血管，快速而顺利地抽完血，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转暖还寒的初春，不时有飘零的落叶撒落在院子里。但由于江青怕声响，负责打扫的园工不能用扫帚扫落叶，只能用手一片片地捡拾起来。有一天，王敏清清晨即起，当他推开窗户，远远望见江青住的一号楼台阶上，一位园工正光着脚，在一片片地捡拾落叶，心里很不是滋味。

王敏清到江青身边已经两月有余。最初他以为江青有病，植物神经失调，神经系统紊乱，导致脾气暴躁，心绪烦闷，产生一些乖僻的念头。后来，他渐渐感到这并非仅仅是出于病态，而是她心态扭曲和极端的个人至上的意念在作祟。

江青把他们赶下飞机

10、中央保健局的郑学文处长，突然来到杭州毛泽东的住地/江青突然说：“王大夫，你太高了。”/飞机已经发动，江青突然责怪起王敏清、张仙鹏，并把他们赶下飞机

1960年3月至6月，毛泽东几度来到杭州。他这几次在杭州，都是在日理万机中匆忙度过的。

在杭州毛泽东召集了华东地区省委书记的会议；主持了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陆定一、杨尚昆、柯庆施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并在此接见了来华签订中国、尼泊尔《两国边界问题协定》的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列希。

也是在这一期间，江青经上海来到了杭州。因为3月后的广州，天气开始热了，而且阴雨连绵。王敏清刚随江青到杭州不久，中央保健局的郑学文处长也来到杭州。她一到就找王敏清了解工作情况。

原来，江青向中央保健局告了几次状，说她身边的护士不好好服务，经常惹她生气。郑学文这次是专程来杭州，准备开会批评护士的。王敏清如实地向郑学文汇报了工作情况，他解释说，不是护士们不好好工作，而是江青故意刁难人，太难伺侯，护士们很辛苦。

因为两边的说辞不同，郑学文一时难下判断，就悄悄地观察了两天，看护士们如何工作。当她也耳闻目睹了江青的无理要求和对护士们有辱人格的责骂后，就对王敏清说，护士们太辛苦了，我不忍心批评她们。最后她一句批评的话也没说，就返回了北京。

在杭州，江青对护士们的态度似乎更恶劣了，特别是对殷曼丽屡屡斥责。王敏清了解到，殷曼丽已在江青身边工作多年，都二十七八岁了。她同新中国成立后就到毛泽东身边的男护士朱宝贵，恋爱谈了四五年，可平时见面的机会很少，而且几次因江青不放她，耽误了约会，以至朱宝贵怀疑她变心了，还是王敏清和其他医护人员出面证明，才消弥了他们之间的误会。他很同情小殷，工作中尽量安慰她。

有一天，王敏清又见小殷以泪洗面，而且听到了江青对她的斥骂，还高喊了一声：“你给我滚！”这使王敏清灵机一动。他对殷曼丽说：“你明天就回北京吧。”“那你如何向江青交代呢？”殷曼丽心中很高兴，可又为王敏清担忧。“医疗保健上的事我负责，这是我职权范围内的事，你放心走吧。”

王敏清立即与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联系订票，第二天殷曼丽登车北上了。从此她脱离“苦海”，与朱宝贵结了婚，还读完了医科大学。多少年后，她每每回忆起那段往事，总是对王敏清感激不尽。

江青得知王敏清竟然无视她的存在，不打招呼就让她身边的护士离开时，非常气愤。她质问王敏清：“为什么不和我商量就让殷曼丽走？”

王敏清说：“小殷最近总惹你生气，这影响你的身体恢复和治疗，所以我觉得她现在在你身边不合适，先把她调开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你想让她回来，再调她回来就是了。”

虽然江青心里依旧忿忿，但一时找不到什么反驳的理由，只得暂时咽下这口气。王敏清知道江青对此绝不会善罢甘休，自己今后的麻烦肯定少不了。

夏季又来临了，毛泽东已经前往北戴河，他让他的卫士张仙鹏，到杭州来接江青去北戴河。

飞机从杭州起飞，到济南时停了一夜。一行人在山东省委交际处安排的住所歇息。张仙鹏和王敏清是老相识，很久不见了，便海阔天空地谈笑起来。

第二天登机时，江青面带愠色地对他俩说：“你们真有本事，吵吵一夜，我觉都没睡成！”王敏清和张仙鹏认为她是故意找茬，因为他们的房间离江青住的房间隔得挺远，而且王敏清在江青身边多时，已被训练出小声说话的习惯，两人都没有搭理她。

飞机已经发动，就要起飞了。江青突然说：“你们打搅了我的休息，我不要你们送了。”王敏清考虑作为保健医生，他有责任把江青送到目的地，就说：“我们的任务是把你送到北戴河，到那儿见了主席我再走。”

“不要你们送了，你们给我下去！”江青摆出了一副决不妥协的架势。王敏清、张仙鹏只好走下了飞机。

负责邓小平的医疗保健工作

11、邓小平给王敏清的感觉是不多说话，很稳重/卓琳告诉王敏清：鸡蛋倒是每天煮了，但是邓小平不吃

王敏清从济南直接回了北京。离开江青身边，他感到难得的放松。但此事最后如何了结，还悬而未决。他在保健组等了几天，没有什么动静。突然，他接到保健局局长史书翰要他前往北戴河的通知。

毕竟是被江青赶下飞机的，而且王敏清对她善于恶人先告状的行为，已经领教，不知保健局领导如何看待此事，他估计也许还要费番口舌，向有关领导做解释。不料，他到北戴河后，史书翰什么也没向他询问，只是每天约他下海游泳，晒太阳，看电影，或打扑克。王敏清几次询问史书翰：“叫我到北戴河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史书翰总是含笑告诉他，“没什么事。”如此这般度过了一个多月。原来，慈祥、心善的史书翰局长是让王敏清来北戴河休息和散心的。老领导对他的情况很清楚、很理解，这使他感到十分的欣慰。

从北戴河又回到北京后，领导安排王敏清到阜外医院，进修心脏和心血管方面的业务。两年后，又是中央保健局办公室副主任力伯畏，找王敏清谈话，告诉他组织决定要他再次进中南海保健组，主要负责邓小平的医疗保健工作。

1962年春，王敏清第三次进入中南海。他先和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内勤卫士张宝忠见了面。在这之后，他又经邓小平夫人卓琳引见，去探望了邓小平。

邓小平给王敏清的感觉是不多说话，很稳重，但也不是总绷着面孔，他对周围的工作人员以及医务人员都很和蔼、亲切，生活朴实，特别豁达大度，待人处事宽容，这都给王敏清留下极深的印象。

由于工作的关系，王敏清与邓小平及其家人有了较多的接触，脑海里留下了一些难以忘怀的记忆。在他的记忆中，邓小平一家的生活十分简朴。当年深秋的一天，王敏清向卓琳问及邓小平的起居情况。

卓琳在讲述了一些关于邓小平的近况后，告诉王敏清说：邓小平此刻还是盖一床薄薄的棉被，她边说着边拉开了那床已褪了色的旧被子。卓琳拎起了被子，对着窗外亮光看了看，王敏清发现这床棉被不仅很薄，而且还厚薄不均，有的地方都透亮了，可见是床盖了很久的旧棉被。

20世纪60年代的邓小平，身体状况还相当不错，他只不过有时出现轻度的低血糖、中耳炎和轻度听力障碍。

王敏清说：“偶尔患病时，邓小平很尊重和服从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嘱咐他吃什么药，就吃什么药；说打针，就趴下打。不像有的病人，你让他打针、吃药，要费很多口舌，要对为什么服药、服哪些药，有哪些作用、副作用等等，作一系列解释，要排除他的重重疑虑。可邓小平从不多问，对治疗很配合。”

有一次，邓小平中耳炎犯了，王敏清在给他滴药时，不留神滴到了他的耳朵外边。当时王敏清很过意不去，但邓小平却说没关系。“他从不因这些事而责备医务人员。”王敏清对笔者说。

时间久了，王敏清同邓家的大人、小孩都相处得十分融洽。他渐渐感觉到，在他接触的许多人家里，邓小平一家人相互间特别和睦，家庭气氛很浓。邓小平特别爱孩子，孩子们也跟他特别亲近。他的休假时间，总安排在孩子们的假期里，以便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度假。

因为当时我国经济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后的恢复期，整个国家的生活水平都还很低，王敏清考虑到邓小平有时低血糖，就建议卓琳多注意邓小平的营养，他建议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