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我父亲出狱后，第一个提出的请求，就是马上加入共产党。他摆脱囹圄的第二天一早，就提交了一份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文：‘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

1946年4月8日，按预定的安排，叶挺及夫人和女儿叶扬眉、尚未取名的孩子阿九（因是第九个孩子），将同参加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到参加巴黎国际职工代表大会归来的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乘坐美军的47型运输机回延安。

这一天，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以及秦邦宪、邓发的夫人，都来到延安机场迎接。叶正明和弟弟叶华明，也被朱老总派专车接到机场迎候父亲的到来。但他们那天一直等到了傍晚，也没等到飞机和父亲、母亲的身影。

两天后，噩耗终于被确认，叶挺等乘坐的飞机在山西省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坠毁，机上人员全部蒙难，整个延安都被一种黯然的气氛笼罩。

叶正明是在4月12日得知这一消息的，那天他和弟弟华明乘车来到朱总司令的家里。在这里，他们看到了报纸上“刊登着妈妈不好了（的消息），我们很悲伤的哭了，但是尽哭又有什么用呢？康（克清）妈妈对我们说：‘不要哭了，人死了是不能哭活的，你们只能用心读书来继承你父母的遗志……’”

听了康克清的劝慰，叶正明从悲痛中走向成熟：“是的，我们不能再哭，哭是不能把死了的人哭活的，哭是不能把前人未完成的任务完成的。我们应该更加注意我们的学业，我们的身体，因为父母亲的志向，还需要我们继续下去的。”

第二天，他们又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以父辈的温厚和慈爱，对突然失去父母的两兄弟备加抚慰。他对两兄弟说以后可以到他的家来，“我们的家，也就是你们的家。”

回到学校，同学们一下把十几封代表个人或集体的慰问信，捧到了叶正明面前。他很感激，一封封地读着，一阵阵热流暖遍全身。有一封信这样写道：“……擦干你的眼泪……在革命的大家庭里，你不是孤独的……革命的同志是你的兄弟姐妹，还有千百万劳苦大众作你的伴侣……的确，这是个不幸的消息……但是正明，它已不是你一个人的悲痛，而是我们每个革命者的悲痛……疼爱你和关心你的，还有着伟大的革命队伍……”

4月15日，延安各界人士2000余人，参加了中共中央召集的追悼活动。活动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朱德致悼词，刘少奇也讲了话。叶正明兄弟在悼念的人群中，悲戚的泪水夺眶而出。

心中充满着凄怆的叶正明，又写了一篇悼念父母的文章——《给死了的父亲母亲》。他的文章饱含着对父母的哀思。

在有关母亲的一段文字中这样写道：“母亲，你和父亲结婚以来，从来就很少好好过过。刚结婚，父亲就因为参加几次的革命战争，很少和你在一起……在结婚的二十多年当中，你不辞劳苦地抚养了九个孩子（第三个幼年时病死了、第五个与第九个与父母一同蒙难），你没有发过怨言，没有说过一句丧气的话。母亲呵，你总是以那么伟大的精神，你疲倦地养育着我们，教育着我们，使我们能够很快的成长起来。母亲，你放心吧，你的儿子们会好好的依着你的遗训走向光明道路的。”

叶正明对逝去的父亲的剖白则更像是一段誓言：“无情的火吞噬了你了，但是父亲，你的精神是不会消灭的。在你出狱的第二天，你在给毛主席与党的中央请求加入党的电报上，你说，为着中国民族的解放，你将贡献你的一切。父亲呵，这一句话是永远记在你的儿子们的心上的。你没有完成的任务，你的儿子和中国的人民是会替你完成的。”

叶正明的文章，于1946年4月18日由延安的新华社播发。后来，他有一次碰到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康生对他说：“我看了你写的纪念你父亲母亲的文章，你知道吗？你的这篇文章发表时，经过了陈伯达改的。”

周总理说要给我们讲讲父亲

13、从表面看他是有些不苟言笑，沉静的/父亲告诉叶正明，他曾亲手枪毙过人/周总理对叶家的孩子说：等你们聚集齐的时候，我给你们讲讲你们父亲

当往事的回溯由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串联着的时候，时间就过得飞快，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我们在共进午餐时，依然继续着有关叶挺的话题。

“听有些人回忆，说你的父亲平时总是很严肃，不太容易接近。作为和父亲在一起生活时间比较长的你的感觉，是这样吗？”我们问叶正明。

“父亲是个军人，从表面看他是有些不苟言笑，沉静的。在部队、在战场上可能就更冷峻，但这些情况我们孩子并没有看到。但他对特务很强硬，有时质问斥责起来口气很凌厉，这种感知我们有。”

关于父亲的严厉冷峻，叶正明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给他们讲过，在鏖战激烈险恶的时候，他自己拿着手枪往前冲，并亲自参加督战，谁临阵退却就枪毙谁，他自己真的亲手枪毙过人。

他记得父亲具体讲的是在北伐战争中攻打汀泗桥、贺胜桥的时候。两仗都是敌守我攻、敌众我寡的恶仗。部队里有些人是第一次上战场，见到这种枪林弹雨、血流漂杵的阵势，胆寒后退是完全可能的。但在那种情况下你不严峻，不采取非常手段，就压不住阵势，就不可能夺取战斗的胜利，也就不会有“铁军”的响当当称号。

然而不是在作战的情况下，他就比较和蔼温和了。在叶挺身边当过参谋的颜并南就回忆说：他刚到军部的时候，不会标画地图，老怕挨上级的“剋”。一天他正哆哆嗦嗦地画图，来了一位首长。当首长得知他不会画图，便手把手地教他，不仅教会了他画图，还给他讲了标画地图的重要意义。首长走了，他一问其他参谋，才知道教他画图的就是叶挺。与他原来想象的威严的军长大不一样。

“如果渐渐地和你熟了，父亲还会和你讲一些知心话，这时的他就变得非常体贴，和蔼慈祥。像后来我们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用很多时间陪我们，和我们讲他过去的经历，讲他知道的事情。我们因为对他的经历和他所知道的事也不了解，提问常常是东一句、西一句的，他总是不厌其详地给我们解答。”

但总的来说，叶正明等孩子对自己的父亲了解还是有限，一来是在父亲身边的时间毕竟不长；二来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尚未成人，许多事不能理解。

“1962年的一礼拜天，周恩来总理把我们叶家在北京的三个孩子都找去，到西花厅吃饭。那时我们都成家了，所以都带着家属。席间拉拉杂杂谈了许多话，突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关于你们的父亲，由于你们那时年纪小，所以根本不了解。我想等个你们几个兄弟都能集中起来的时候，我来给你们讲讲你们的父亲。有人说他有一个时期脱党，实际上他是被共产国际开除了党籍。那天周总理开了个头就刹住了，我们很想听他给我们讲讲父亲的事，但是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不都在北京，一直也没有集中在一起。再后来，‘文化大革命’发生，永远地失去了机会。”叶正明说到这儿流露出惋惜和遗憾。

由于叶正明是叶挺生命最后阶段，生活在他身边年纪最大的孩子，他对自己很长时间没有为留下父亲历史的文字记载做更多的工作，感到由衷的愧悔，因此现在很愿意静下心来做一番追溯，集腋成裘，搞出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口述甚至文字的东西。我们真心希望他能如此，这样，我们也能从他这里听到更多有关叶挺的故事。

虽然，叶正明的追述只是作为叶挺亲属的一面之辞，可比较接近于客观真实的历史记录，不就是通过多个一面之辞的比较引证扬弃，才逐渐成型的吗？

初识赵朴老

我的几位朋友，因了父辈的情谊，是赵朴初先生家的“老客人”。从他们叙述的与赵朴老过往的旧事和他们保存的同赵朴老互通的函扎中，我总能感觉到赵朴老于恬淡之心观世事，以玩笑之言道哲理，举重若轻地飘逸于尘寰之上的神采，更渴望与这位别具风采的长者晤谈。

可听说赵朴老身体不好，一直住在医院里，且一住几近一年，便不敢唐突相扰。直至“两会”召开，电视屏幕露了几次赵朴老的镜头，看上去他精神体魄尚健，估计他或许能够见客了，遂与友人同去拜访。

提起赵朴老，人们总是先想到他那佛教协会主席的身份，想到高深莫测的佛理禅机，因而为了不枉难得的拜见，则必定要从他那儿领教一些点悟人生的玄妙，窃得几分人世罕有的仙气。然而几年前，我写毛泽东与六祖禅宗惠能的神交时，翻阅了些有关佛教和禅宗的书籍，才知佛界敬奉的有些祖师仍以为人人心中有佛，见性即可成佛，人们遍寻不得的深奥玄妙机理，离我们并不遥远，始抬在自自然然、平平淡淡之间。非得不食人间烟火，藏入与世隔绝的山林，才能参禅悟道，大概始是和佛理禅机的至旨背道而驰的。和赵朴老的会面，更使我坚信了这一点。

病房里点燃一枝奇异的香

1、走进他的病房，没有一点病房的感觉／点燃一枝奇异的香

走进赵朴老的病房，一眼就看见摆在地上的一尊半人高的寿星佬木雕，慈眉善目，笑对观者。冰箱上放着一小盆绽妍吐蕊的鲜花。倚窗放置的大写字台上，堆放着宗卷、文稿、笔墨、砚台。宽宽的窗台上更堆着厚厚一撂文件夹和宗卷及许多宣纸。这不太像一间病房，更像中国人家中常见的工作间兼卧室。如允我想当然，则这里的主人大概很难排开杂务，一心休息疗养。

当我的朋友淮淮和我到来时，赵朴老正伏案书写着什么。他的亲属在病房内陪伴着他，我们的见面寒喧惊动了他，他随即放下手中的笔，加入我们的谈话。看得出来，他见到淮淮十分高兴，这不仅仅是一种长辈对晚辈的亲切，我想这其中或许有几分佛家一视同仁的因素。

淮淮告诉赵朴老，她给老人带来一盒奇特的香。这种香燃后香灰不散，而且会显露出一尊佛像和一句吉祥的文字。他听罢说：“啊，太有意思啦，赶快点上一枝，看看佛像究竟怎样显现出来。”说着，拿出一袖珍香炉。

燃着香后，一股馨香依依飘散，我们一面等待着燃烧后的香柱上显现佛像和文字，一面闲聊起来。我乘此机会，呈上我最近新出的一本书，请赵朴老指正。赵补老拿过书念道：

“《知情者说——与历史关键人物的对话》。与历史关键人物的对话，挺有意思，我倒要看看你们谈了些什么？”

当他看到这本书的序是著名美篇华人赵浩生先生所写，而且我还写了篇有关赵浩生先生的长篇报道后，问道：“赵浩生先生我也知道，你是到美国对他进行的采访吗，”坐在一边的陈阿姨也说：“过去我们常常在《参考消息》上，看转载的他的文章，可近几年却看不到了。”

我说：“他前些年退休了，被聘为北美、日本等地的商贸组织和财团的顾问，就不怎么写文章了。这些年他每年都来中国两三次，每次来我们都做几次长谈。他自抗战期间从事新闻工作，目睹并报道了自那以后中国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曾与周恩来、蒋介石、江泽民、郝柏村等国共领袖会面和交谈，所以我将他也视为历史关键人物。”

记下真实的历史很重要

2、日本有些人总想篡改历史／记下真实的历史很重要

赵朴老拿着放大镜，把我这本书的目录看了一遍后说：“你这访谈实际上是记述历史的，这很好，的确应该抓紧时间和历史的关健人物好好谈谈。他们年纪都大了，不及早把他们经历的事情记录下来，就可能把一段历史给遗失了。现在的许多年轻人都不了解过去，让他们掌握真实的历史很有必要。你大概也注意到了吧，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可在日本就总有些人想篡改历史，否认其侵略祸害亚太的恶行。不记录下可信的历史，将来许多事情就辨不清楚了。”

说到这里，赵朴老跟我讲起一桩往事。他说：“我们的那座寺庙，叫作广济寺。你们大概不知道，我们这个寺庙一度悬挂的是吴佩孚题写的牌匾。新中国成立时，有人把“吴佩孚题”几个字给弄掉了。又过了些时候，这块匾也被摘了下来。我后来来到广济寺，看到那块匾，并了解到相关的事情。在一次同周恩来总理谈话时，我就提到了那块匾的事情。周恩来听罢说：这是瞎胡闹，怎么能这样搞呢？寺庙曾经用过吴佩孚题写匾，这是历史嘛！

我也认为：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人为地任意更改。周总理十分重视历史，政协编纂的《文史资料》就一直得到他的关注，因而记录和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