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党军中,呼吁建立预备干部制度的肇始之声,不会不引起早萌接班志向,且已着意筹组自己体系的蒋经国的特殊的关注。今朝预备,明朝……;有所作为的执政,离不了拱月星云般一流人才,而预备制度,提供了精英脱颖的土壤和机遇。“贾亦斌”这个名字,他记得更深了。
不久后,在一次处务会议结束时,蒋经国请贾亦斌留下,要和他单独谈谈。
“彭诚一(位仁)曾多次向我介绍过你,说你在对日作战时很勇敢,胡宗南大哥和第一军的朋友们也都如是称赞你。”蒋经国开诚布公:“不怕死,是应列为军人必须品质之首的,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那也许是他们对我有些偏爱,说起来难免过头。我青年失学,许多渴求的知识没能学到,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却自幼记住了,战场上不过身体力行而已。”
贾亦斌继续说道:“若细究在战场上不怕的原因,恐怕还与日军的暴行刺激相关。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我曾亲眼目睹活生生的孕妇和她的两个孩子,顷刻被日军的炸弹炸得血肉模糊,孕妇的肚子被炸开,腹中婴儿临死前的蠕动;我亲眼目睹我的部下和士兵们,在日军的炮火下丧生……所以我抱定一个信念,就是宁死不当亡国奴。”
这些话很朴素,却勾起有相同经历的蒋经国的内心漪涟:“我的亲生母亲也是被日军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死的,我悲痛至极,殓葬了母亲,却殓葬不了哀悼的悲愤和复仇的决心,我把‘以血洗血’四个大字,镌刻在母亲的墓碑。看来,抗日爱国,我们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感慨之后,蒋经国告诉贾亦斌,他刚刚读过《论预备干部制度》,许多新见解令他感兴趣,希望贾亦斌谈谈研究这一问题的起因及具体操作设想。
贾亦斌说致力于这一问题,首先起源于抗战中的感触,战时的伤亡巨大,合格军官匮乏的矛盾非常突出;继而又有感于战后的复员安置,军官突然显得多了起来,安置稍不得当,事端乱子便此起彼伏。预备干部制度的建立,恰恰是治疗这一结症的药剂。
“现代战争要全国动员,要做到官皆将、民皆兵,平战合一、文武合一。战时征文为武,平时转武为文。中国古代就有这样的军事思想,现代美国和土耳其也有这方面的经验。”贾亦斌侃侃而谈,蒋经国听得频频颔首。
最后,蒋经国又询问起贾亦斌何以能那样投入地做青年军官就学工作。贾亦斌回答说他首先是身在其位,必须履行职责。再则是自己曾饱尝失学痛苦,将心比心;特别是这些青年是在民族危亡当口,放弃学业,并准备牺牲性命报效国家的,政府理应对青年的热忱给予回报,更何况有诺在先。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资格与资产是成正比的。小有钱的读小学,较有钱的读中学,很有钱的读大学,甚至出国留学。而资格又与做官成正比,学历越高,官做得越大,这种官僚哪里懂得民间疾苦,哪里会做人民公仆!所以我想使这批爱国青年在服役后能就学,真正做到文武合一,战时能报国,平时能为民服务。”
蒋经国再次被贾亦斌朴素的语言感染,他拍拍贾亦斌的肩说:“你这些见解,讲到我心里去了,我想我们今后会成为能长期合作的同志。”
蒋经国主动要求做证婚人
4、“我来做你们的证婚人”/蒋经国身上的人情味、幽默感/贾先生怎会对近代风云人物的研究发生兴趣/自谭嗣同就义后,谭家便开始衰微
经过那番畅谈,蒋经国、贾亦斌彼此都生出志同道合的感觉,关系随之益发融洽。
1946年6月初,蒋经国听闻贾亦斌近期将举行结婚仪式,立即来到贾亦斌的办公室,带几分责怪地询问:“你要举行结婚仪式,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我们准备婚事简办,不想过于声张,所以就没惊动你。”贾亦斌连忙解释。
“那怎么行,谭吟瑞是我素来景仰的‘戊戌六君子’谭嗣同烈士的孙女,你们的婚事我不能置身事外。”蒋经国随即当众宣布:“我来作做你们的证婚人,婚礼的事宜,也不用你们操心了,一切由我们机关负责筹办!就这样定了。”
6月3日,青年军复员工作全部结束,贾亦斌的婚礼定在次日举行,因而别具一重纪念意义。婚礼那天,蒋经国、彭位仁和各组组长徐恒瀛、易芳昱、徐思贤及复员管理处人员百余人全部到场祝贺。
婚礼上只是准备了一些茶点水果,毫不奢侈,但却举办得隆重热闹、气氛欢愉。蒋经国以主婚人的身份发表了讲话。
贾先生回忆说只依稀记得他的话亲切而幽默,全场几度为之忍俊不禁或掌声阵阵;但具体内容,则因当时情绪兴奋和紧张,又经半个多世纪尘封,竟未在脑海中留住。
有血有肉的蒋经国,他的人情味、幽默感,我还是在贾先生这儿头一遭领略,以往看过的书籍,例如江南先生所著《蒋经国传》、蔡省三、曹云霞所著《蒋经国系史话》中,蒋经国给人的印象,除了热衷政治,工于心计,筹划接班外,就干巴巴得近乎呆板了。
婚礼后,蒋经国又亲自派车,把新婚夫妇送到重庆北碚温泉度蜜月。翌日的《大公报》、《和平日报》,还刊登了他们的结婚启事。贾亦斌知道,这也是蒋经国安排的;但他如此上心和周到,则出乎意料,故而在友情之外,对他又添了一层感激。
记得第一次和贾亦斌先生见面时,我从贾先生递来的名片上,看到“孙中山研究学会理事”、“湖南谭嗣同研究会名誉会长”等头衔,均属我多年热衷的近代史范围,便忍不住问?贾先生指了指夫人说:“都是因为她,她的祖父是谭嗣同。”
1988年戊戌变法90周年时,北京的10余位中青年近代史学者,搞了次戊戌变法运动的小型座谈,此后便以戊戌思潮为题,不时相聚研讨,我亦忝列末座。谭嗣同及其著作——戊戌维新时期的重要文献《仁学》,是我们经常谈论到的。特别是在宫廷缇骑四出,康有为、梁启超逃逸,人们劝谭嗣同也暂避一时之际,烈士那“自古至今,地球万国,为民变法,必先流血。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流血者,流血请自谭嗣同始”掷地有声的言语,更是我每每思及便每每肃然的。
因此,我向贾亦斌先生问询了一些有关他夫人的情况。贾先生告诉我:虽然谭家属浏阳四大家族,谭嗣同父谭继洵曾官居湖北巡抚,但自谭嗣同就义后,家庭便开始衰微,贾先生夫人谭吟瑞父母早逝,一度靠长姐抚养,初中只读了半年就被迫中辍。这一点,同贾亦斌少年时经历颇相似。
抗战期间,谭吟瑞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学过刺绣、缝纫、蚕桑,在高级助产职校毕业后,当过助产士。战争胜利后,她到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参与《曙光》杂志的编辑工作。经四组组长徐思贤撮合,贾亦斌与谭吟瑞相识并恋爱,此时贾亦斌已在33岁年纪。
蒋经国生活上的难言苦衷
5、在蒋经国的恳切邀约下,贾亦斌同蒋一起筹划组建预备干部管训处/蒋经国善意敷衍贾亦斌/蒋方良找宋美龄喊妈妈——因为没钱花
青年军复员工作结束后,该处即行撤销。几乎与此同时,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裁撤军事委员会,而设立国防部,白崇禧任国防部部长。原复员管理处的三位副处长,分别负责筹组国防部的监察局(彭位仁)、新闻局(邓文仪)、预备干部管训处(蒋经国)。
在蒋经国的恳切邀约下,贾亦斌同蒋一起筹划组建预备干部管训处。同时,蒋经国还委托他把青年军复员的工作做一全面总结。
还都南京后,贾亦斌与蒋经国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交往更频繁密切了。
虽说贾亦斌挂着少将军衔,但他要赡养母亲和妻儿,生活拮据而清苦。他的一位堂兄本以为他的生活应较宽裕,便在他家住了一段,才知在他家竟吃不饱饭,菜里有几片肉,薄得像纸,风都吹得起来。
然而出乎贾亦斌预料的是,身为蒋介石长子的蒋经国,在生活上也有许多难言的苦衷,且并不比他优裕多少。蒋经国带着一个机要秘书,都住南京励志社二楼,共两个房间,故而他的那间屋子既是办公室,又是会客室,还兼卧室,食宿都乏人照顾。
当时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带着两个孩子,长期住在杭州内西湖一号的一幢小楼里。夫妻不定期地在南京或杭州小聚,生活上颇不方便。
出于关心,贾亦斌问蒋经国为何不把家眷接来同住,蒋说是没有房子。贾亦斌不知背后的隐情,便热心地帮他张罗了一处不错的寓所,可蒋经国随即将寓所让给了一同留苏的同学。
后来,贾亦斌才知道,蒋经国说没房是个善意的敷衍:因为苏联大使馆设在左侧消磨时光。她又没有多少钱,所以秘书同她打牌,只能输不能赢。尽管如此,她还是隔不多久便囊中羞涩,到南京找宋美龄,亲热地喊几声“妈妈”,宋美龄高兴了,就会给她一些钱。久而久之,蒋方良找宋美龄喊妈妈——因为没钱花,竟成为南京城里众人皆知的谈笑。
三青团的“组党闹剧“与瓦解
6、避暑区牯岭镇,冠盖如云,轿子熙攘,政治烟云笼罩/三青团、青年军,是蒋经国政治攀援的两根扶手/三青团庐山会议上,独立组党的呼声淹没了会场/三青团的缔造者蒋介石,又充当了三青团的终结者
1946年秋夏之交的庐山,有些不同寻常。虽说,为了抗议国民党特务暗杀民主人士李公仆、闻一多,有美国人作调解人的国共和谈中共方面的代表周恩来拒绝上庐山,与在此避暑的蒋介石谈判,累得美国调解人马歇尔八上庐山,在沪、赣之间来回传话。避暑区牯岭镇,依旧不冷清,冠盖如云,轿子熙攘,政治烟云笼罩。
原来,不光是国共和谈还在以特殊形式持续着,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青年军复员工作检讨会议,也在庐山紧锣密鼓地筹备着。这两个会议,均与蒋经国的政治前途相关,他要贾亦斌全力投入检讨会议准备工作。
蒋经国是从在江西搞青年工作,训练青年干部起家,建立起自成派系第一批班底“赣南系”的。此后,他进入三青团中央,又由掌三青团中央干校,掌青年军政工,羽翼渐丰,在政治上崭露头角。
三青团、青年军,是蒋经国政治攀援的两根扶手,所以他分外重视这两个会议,并成为两会的中心人物。但就在会议筹备与召开期间,贾亦斌却目睹了蒋经国在政治跋涉中的一再受挫。
首先是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同中央干部学校合并,新建国立政治大学;蒋介石出任校长。中央政治学校,相当于国民党党校,由cc系控制了近二十年。两校合并,是cc提议的,意在将培训党内干部的权利通通抓在手里。
不料,蒋介石却另有栽培自己儿子之想,在他暗示下,蒋经国被任命为国立政治大学的教育长。这使cc系掌帅旗的陈果夫、陈立夫非常懊恼,不仅没抓着中央干部学校,连视为禁脔的中央政治学校及培训党内干部大权也旁落了,于是他们全力予以抵制。
在二陈的暗中指使下,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大闹校园,“老子任命儿子,要拿我们当孙子!”“我们不当孙子!”“反对父子家校!”的喊声响成一片,并以罢课相威胁,弄得蒋经国十分难堪。
蒋介石闻讯大发雷霆,电召陈立夫,严辞训斥,命其立即平息校园内风波。就在当天,蒋经国找到贾亦斌,告诉他说:“今天领袖把他们骂得都哭了。”说时很解气,可教育长他也不好去做了,内心颇忿忿。
虽然教育长未能就任,但此时作为中央常务干事的蒋经国,在三青团内说话已很有分量,三青团也成为有124万之众的大团体。三青团骨干,大多数原为复兴社成员,长期受以cc为主体的各级国民党党部压制,党团矛盾日深,故而重组新党与cc系抗衡的意念,在团内日益滋长。
在庐山召开的三青团第二次全体大会上,确定三青团地位和前途是主要议题,在热衷组党的骨干分子的串联游说下,独立组党的呼声淹没了会场。这些人还川流不息地于蒋经国寓所,怂恿他表态支持。
如此局面,引得蒋经国心绪繁复。他早就对cc系把持国民党组织不满,企盼新兴的组织崛起,打破旧的格局;但对三青团多数热衷组党的活动分子内心另有所图,他也洞若观火;且兹事体大,在不清楚父亲的意图时,率先表态是愚蠢的,所以他的态度始终模棱暧昧。
庐山上组建新党的喧嚣,南京很快就知道了,cc系及部分国民党元老惊异不安,陈立夫拉着戴季陶上庐山见蒋介石,力陈不可,要其出面制止。
蒋介石也察觉组党运动背后别有图谋,随即明确表示“决没有改团为党的意思”;“以成立政党相号召”,“不仅是绝对的错误,而且是极端的危险”。
庐山上的组党